罗尔斯正义两原则的均等主义悖论

罗尔斯的正义两原则由于把“不均等”与“不义”混为一谈,将自愿自律地提倡高尚德性的差别原则当成了与自由原则相类似的强制他律的正义原则,结果落入了用德性压倒正义且由此导致不义的均等主义悖论,这集中体现在他认为从自然禀赋等偶然运气中获益是道德上不应得的见解上。由于隐约察觉到了这种悖论,他晚年拒绝把差别原则推扩到“万民法”或全球正义领域,但依然不肯纠正正义两原则的致命漏洞,结果陷入了自败困境。

科恩对罗尔斯差别原则的平等主义考察及其局限性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的正义原则对当代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影响深远,却颇受争议。在科恩看来,平等是正义的前提,差别原则试图在允许不平等的前提下达至正义是不可接受的,进而从这一原则不相容于共同体、存有逻辑矛盾、适用范围受限、包含道德任意性等角度加以批判。在此过程中,科恩再次明确自身平等主义立场,认为正义的社会不仅需要制定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还需要在家庭、市场与国家中积极培育平等主义的社会风尚。但是,科恩在批判罗尔斯的同时并未提出现实的实践策略,使得其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主张止步于抽象思辨,困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思维窠臼之中。

生态创新之维: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述评

深层生态学之所以是"深层"的,就在于它把全球生物圈的一切存在物看成是有着内在的深层关联并具有自身的存在价值。其理论旨趣在于深度反思并追问现代工业社会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种种失误及其背后的深层根源,真实目的在于寻求人类社会生活的真正价值以及现代生态型生活方式的合理构建,最终目标是包括人类共同体与大地共同体在内的生态自我实现。它的出现是人类现代环境运动,特别是生态意识形态由浅层向深层转换的时代标志。我国学者既关注对其理论具有的可能缺陷开展必要的学术批判,又注重其合理理论内核及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价值。

当前扩大中产阶层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前,由于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不清楚,对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教条式搬用和曲解,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形成平均主义。改革开放后,在“部分先富”理论指导下,突破了平均主义,形成了收入分配的差距,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现在又逐渐产生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党的十六大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选择了扩大中产阶层的新途径。

平等、公平、公正及平等服务之思辨——兼论当前公共图书馆的差异服务

新世纪一场关于图书馆精神的辩论,将平等服务的话题摆到图书馆人的面前。平等精神作为图书馆精神的核心理念,是理论家们的共识,但对平等的理解还存在着误区。本文对平等的实质内涵作了深入分析,比较了平等与公平、公正的关系,认为平等是公平的最高境界和追求,公正才是衡量社会正义的天平;图书馆的差异服务不能与不平等服务划等号,社会的差异是客观的存在,合理的差异服务符合公正原则,绝对平均主义是行不通的。

絜矩:一个已消亡的文化概念

“絜矩之道”是《礼记·大学》篇所提出的一个思想文化概念,后经朱熹的重新阐发,在宋元明清时代有重要影响。其基本含义有君子应重视对人民大众行为的师范表率作用、恕道、均平思想等。但是,这个文化概念在近代以后则湮灭不彰。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基本思想内涵被消解在已有的更成熟的也更为深刻的文化概念中,它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均平”思想的另一种解说,而缺乏一个文化概念所应具有的独立性品格。思想的历史证明,思想概念的生命力,永远属于那些新生的富有活力的东西。

农民平均主义?还是平均主义改造农民?——关于农村集体化运动与中国农民研究的反思

本文认为 ,平均主义不是农民阶级的主义或农民主体的意识 ,个体农民劳动者却是平均主义的“克星” ;农村集体化运动是一场以平均主义全面改造农民的运动 ,也是中国农民不断抵制平均主义改造的运动 ;以“一大二公”为目标的平均主义追求是中外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贫民思潮和战时平均主义结合的产物。

我国医疗保障制度面临的道德风险与防范对策——从儒家医疗正义观的视角出发

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建基于个人主义平等主义的医疗正义观,最终要实现由政府主要出资的全民医保的保障目标。这决定了这一医疗保障制度的道德风险将来自被保险者对免费或折价医疗的依赖,由此可能带来医疗保障制度在经济上的不可持续性。然而从儒家医疗正义观的视角来看,疾病与残疾并不是一种社会不公平,而是一种个人不幸,因此医疗保障的责任应该从政府转移给家庭。所以,从儒家医疗正义观的考量出发,建立一种家庭医疗储蓄账户制度以取代当前的个人账户制度,可能是避免道德风险的更好选择。

敬畏生命:当代生态伦理学的重要思想资源——阿尔贝特·施韦泽及其敬畏生命伦理思想评介

著名生态思想家施韦泽是"敬畏生命"伦理思想公认的创始人和虔诚的实践者。敬畏生命伦理融东西方生态哲学智慧于一体,将生态整体主义作为逻辑起点,指出人类的生存并非是孤立的,而是极大地依赖于生命系统和整个世界的和谐发展,将伦理关怀从人扩展至所有生物。施韦泽不仅在理论上积极倡导敬畏生命伦理原则,并在实践中自觉遵循敬畏生命伦理准则,深入非洲丛林行医服务半个多世纪,呼吁停止核试验甚至销毁核武器,由此荣获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被誉为20世纪构建珍重生命整体性和个体性之间跨界桥梁的杰出先驱。敬畏生命伦理是当代生态伦理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对于人类文明的生态转向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关于平均主义与社会公正的研究

本文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分析了平均主义和社会公正的本质和由来,认为正确地认识平均主义和社会公正,有助于解决诸如腐败、两极分化、弱势群体等前进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

论共同富裕与平均主义

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了消除平均主义在经济伦理领域的影响 ,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共同富裕的经济伦理目标的重要性 ,并着重从铲除平均主义的传统思想基础方面进行了有力的论述。

国外医疗公正代表性理论研究述评

公正是伦理学的核心范畴。医疗公正是公正问题在医疗领域的体现,其根本目的是保证人的健康权利实现。医疗公正的核心是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国外不同学派的公正医疗观各不相同,功利主义、平等主义、激进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分别强调公共效益的最大化、分配正义、市场分配、共同体价值。国外医疗公正理论具有标准多元、学科交叉、思路统一的特点,在特殊性、可操作性及日常生活进路方面的研究欠缺。我们可借鉴国外医疗公正思想,探索适合我国实际的医疗公正理论,推进我国的医疗公正实践。

平等主义的纲领及其衍绎《大同书》《仁学》的一种解读

《大同书》是中国第一个全面阐释平等主义的纲领。它和努力衍绎其平等主义的谭嗣同《仁学》,共同构成了现代平等主义的早期经典。从康有为开始,平等观念的古今之变呈现出历史性的飞跃。建立在"人的相同性"基础上的"平等"观念,从单纯的形上学或境界论,转变为基本的价值和实践的原则。康有为不仅将儒、释、道和基督教关于平等的玄谈引向现实的规范,而且将农民"均贫富"的诉求转变为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平等。在"大同"社会的价值排序中,全面平等不但具有普遍主义的特征,而且明显优先于自由,由此凸显其平等主义。在《仁学》中它向两个方向发展:第一,《仁学》更多地表达了为平等诉求作哲学论证的尝试;同时表征了平等观念在中国获得社会植根性的曲折过程。第二,《仁学》表示谭嗣同的平等主义在实践上比康有为更加激进,使得一种原本具有抗议性甚至颠覆性的思想呈现为激进主义的典型形态。

“按需分配”的幻灭:大公社的分配制度

大公社①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包括粮食供给制、伙食供给制和基本生活供给制三种形式。起初其被视为“共产主义”的萌芽与初步尝试而大轰大嗡,1959年后有所调整与退却。庐山会议后以公共食堂为核心的分配制度再度中兴,这是1959年后期饥荒加重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公社分配制度的特征主要是空想和追求分配的绝对平均。绝对平均主义的泛滥,从根本上颠覆了当时的社会秩序与动力机制,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次大倒退,直接导致了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

教育公正:追求卓越,还是追求平等

精英主义与平等主义对教育公正的认识不同,前者捍卫个人的自由,教育就在于个人基于能力的选择,注重精英的培养;后者要求教育向社会大众开放,使社会各阶层都能受到平等的教育,获得均等的发展机会。现实中的教育公正永远是在二者之间摇摆,谋求以减少极端为方向的平衡。

西尔科小说《典仪》的深层生态学解读

目前,关于地球生态圈健康和人类自身生存的环境问题成为当今人们关注的热点。美国印第安女作家西尔科的长篇小说《典仪》从奈斯的深层生态学的视角,通过对印第安人的整体宇宙观、创世神话、灵学思想和部落典仪的描述,解构了西方人类中心主义,表达了美国土著人对"天人合一"和谐生态观的诉求。这对我们彻底清除现代性危机,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世界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结构与中国历史之进路——关于“韦伯难题”的另类思考

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结构是“求均求稳”。这种文化模式在历史过程中形成 ,反过来又直接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基本进路 ,演绎出我国历史运作的圆圈律特质和持续沦落的社会经济史。马克思主义入主中国为中华民族走出古旧的历史围城、实现复兴创造了契机 。

继续革命时代中国农民政治心理探析

个体的政治心理是自身所处政治环境的产物。在继续革命年代,轰轰烈烈的乡村政治运动塑造了这个时代的农民政治心理特性。在此期间,中国农民的政治心理从总体上突出地表现为权威主义政治人格的“转化”、平均主义政治价值的“强化”及革命主义政治态度的“异化”这三大特征。

毛泽东建国后公平与效率思想再研究

毛泽东确信经济效率与分配公平之间能够实现统一,并且公有化的程度越高就越能实现这种统一。在这个价值目标遭受挫折以后,他有保留地承认按劳分配原则,形成了一个“大致均等、稍有差别”的公平分配思想。在经济效率与分配公平冲突的困境中,他试图改变人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基本属性,希望通过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政治方式来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达到既提高经济效率又不损害分配均等的目的。

中共军队民主平均制度的起源与演变

提及红军,人们最直观的印象就是民主与平等。不可否认,草创时期,红军的确有过比较理想的实践,但那一过程极为短暂。随着红军部队的发展壮大,革命队伍被重新结构化、等级化,军官与士兵的物质生活也因而出现差距。虽然中共在制度上一直倡导平等,但是随着官僚制度日益成熟,居于上端的革命者无疑更容易摄取资源。虽然中共党人的理想与奋斗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平均主义的实践——尤其是相较于国民党军队,中共军队的贫富分化并不算严重,但是从制度与历史趋势上看,平均主义走向破灭实属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