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数字化的主体伦理冲突与调适

社会治理数字化是治理主体运用数字技术对社会治理进行结构重塑与流程再造的新型治理形态。在社会治理数字化进程中,只有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形成地位平等、能力提升、责任明晰、情感融洽的伦理关系,才能把数字技术的工具理性与治理主体的价值理性有机融合并激发出来,提升社会治理的效能。在现实中,技术的负面效应、主体的不完善和社会适应性的滞后,造成了治理主体之间数据垄断与地位平等、技术依赖与能力提升、机械逻辑与情感融洽、责任模糊与责任明晰的伦理冲突。调适治理主体之间的伦理冲突需要构建“权力-能力-关系-制度”的四维协同体系,即通过平衡治理主体之间的数字权力、均衡治理主体之间的数字能力、重构治理主体之间的数字关系、完善治理主体之间的数字规范,再造数字治理主体之间的伦理关系,推动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编辑数智素养的内涵、价值和培育

探索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编辑数智素养的内涵、价值和培育方式,为出版深度融合发展下的人才素养建设提供参考借鉴。文章提出编辑数智素养是新质生产力在出版业的核心体现,培养编辑数智素养是推动出版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必由之路。重点论述由数智思维、数智编辑力和数智伦理构成的编辑数智素养体系内涵、价值与培育路径,以丰富和拓展编辑素养理论体系。

对象性本质力量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构建

唯物史观认为,世界是由感性活动建构的。作为前所未有的实践探索,要在历史实践中领会中国式现代化的对象性活动的意义及其创造力。把握马克思关于对象性活动的实质,就是在实践中建构属于中国的人和世界的全新关系——感性的对象性关系。因此,在实践中,基于特定文化哲学传统而产生的中华民族的伦理文化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相遇,形成了适合中国现实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伦理精神。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基础上,这一精神与中国文化传统精神的结合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精神奠定基础。唯此,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终将自我诞生,适合中国实际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也必将坚定地展开。

应为与可为:教育家精神是新时代教师教育建设的精神根基

教育家精神是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动力。教育家精神的弘扬需要教师的不懈努力和积极作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教师职业伦理发生了很大变化:“神圣性”与“世俗性”的摇摆,导致教师教育信仰的偏差;“个体责任”与“群体责任”的割裂,导致教师伦理责任的规避。培育教育家精神是破解教师伦理困境的必然选择,以教育家精神优化教师教育体系建设,有助于培养一支卓越的教育家型教师队伍。教育家精神是教师教育建设的精神标尺,它有助于培育志业精神,引导教师成为“教育者”;倡导以学生为本,鼓励教师成为“好教师”;强化爱国精神,支持教师成为“弘道者”。新时代弘扬教育家精神是建设高质量教师教育的迫切需求,应以培育教育家型教师为目标,实现典范引领与群体培育的同步推进;以中华民族传统师道文化丰富教师教育内容;创新融入教育家精神的教师评价体系,形成良性的教育生态。

技术、资本和权力对临床决策的影响机制探究

技术、资本、权力给医学决策带来了双重效应。技术至上观念的行动会忽视人文关怀,资本的逐利性诱发过度医疗,权力的误用、滥用也会削弱临床决策质量。三者间的良性互动能够推进技术的研发和临床应用,提升临床决策的方向和质量。用制度、美德消解资本任性、技术至上与权力滥用;通过构筑道德防线提升认知强自律,健全制度强他律,促成人本临床决策的实现。三条道德防线彼此关联,相互作用,最终实现驾驭资本、技术、权力,促成兼顾道德规范和充分个性化临床决策的顺利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校劳动教育的三维向度

高校劳动教育的开展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密切相关性,关涉到“培养什么人”的重要议题。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高校劳动教育的价值体现在实现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诉求、形塑学生劳动精神的必然选择、落实立德树人目标的本旨指向、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支撑四个方面,具有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创造力、竞争力、行动力的重要使命。高校劳动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中在宏观层面发挥顶层设计作用,强化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在中观层面发挥引导作用,构建劳动教育评价体系;在微观层面发挥个人主体作用,助推高校劳动教育育人实质体现。以此激发大学生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活力,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空间、知识、皇权:《真空地带》中的伦理阐释

日本战后派作家野间宏以军营特殊空间为主题创作了描述军营生活的小说《真空地带》,描写了日本士兵在军营空间中的权力、欲望、野心、献媚和争斗的丑态,揭露了军营空间内天皇制权力结构将日本人转化为“日本兵”的黑暗过程。士兵在军营空间与监狱空间内被操控、被驯服为功利主义的战争机器;其中的知识分子士兵认识到与外界隔绝、形如真空的军营空间中的欺骗性和人工性,对军营空间背后天皇制军队的侵略性质深感质疑。作品表达了对作为日本人应如何面对日本皇权这一问题的理性思考。

追求特质的虚妄:关于教师专业化困惑的思考

虽然决策者、教育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对专业化的期望各有不同,但教师专业化日益受人关注则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教师不仅仍然未能跻身于“成熟专业”之列,而且在其追求所谓“专业特质”的过程当中遭遇了重重困惑。所以,回归教学自身,关注教师职业特点在具体的历史发展情境中去探究教学的基本规律,逐步建构属于教学自身的专业形态才是关注教师专业化者需要用心的地方。

论课程改革的公共伦理

课程改革作为现代国家的一项公共事业,在推进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由于价值观的冲突,权力的博弈以及利益的折中等引发的问题。这些问题正是课程改革面临的伦理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权力、制度和组织三个方面加以审视:通过对课程改革主体的行为规范,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通过对课程改革政策的价值审视,促进更加公平、民主的制度体系的建立;通过对课程改革活动的有序安排,推动课程改革持续、稳定、有序、道德性地展开,从而对课程改革加以引导和规范,以达成课程改革的"善治"。

地方政府执行力:概念、问题与出路——基于公共精神和行政伦理的分析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政府执行力无疑是直接影响政府存在与发展性质以及各项改革事业成效的一个关键变量。理解政府执行力,仅有技术层面是不够的,应挖掘其精神层面的丰富内涵。政府的信念、价值观和习惯对于政府执行力至关重要。过度推崇功利主义,必然导致政府公共性迷失,而盲目迷信和依赖工具理性,又使得公务员陷入自私自利的泥潭。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存在着政策执行不力和政策执行扭曲等问题,其根源在于功利主义盛行、双重激励机制和目标置换。因此,要提升地方政府执行力,必须走出功利主义误区,积极倡导理想主义,培育公共精神,建设以人为本的行政伦理,同时还必须摒弃公务员晋升制度中的集权主义,重新确立价值理性的核心地位。

察觉、辨析、体验,让医学伦理遍布临床

临床医学伦理有两条进路:外部渗入与内部自生。前者因有伦理规范和相关法律约束,已初步得到落实,后者则是常寓于医疗实践中的常态,难有规范约束,且有背离初衷之事例发生。诸如诊疗方案、新技术的应用、手术、急诊救治、护理等临床实践中的伦理问题,需要通过察觉、辨析、体验的进路才能得以彰显和重视。而坚持医生临床、构建医患间的权力平衡、重视非技术因素在医疗中的作用,启动医师美德的动力机制,则是保证医学伦理遍布临床的重要支撑条件。

隐藏的价值观:平台媒体算法的伦理考量和权力关系

智能传播时代,平台媒体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而算法作为其中的运行机制,进行着信息的聚合和传播。在这个过程中,算法机制在提高信息传播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伦理失范问题。本文通过对技术变迁中的传播伦理、算法伦理的认知维度和其背后的权力关系的梳理,展现了算法作为新兴的技术中介所蕴含的价值观问题。

卢梭政治伦理的公权力指向及现代反思

卢梭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以公意为道德基础重塑现代政治,并从公意出发寻求公权力的伦理价值。通过对公意的深入探究,卢梭找到了解决公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矛盾的方法。然而,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表明,公权力在国家事务和社会管理中发挥的诸多功能依然与公民权利发生着不可避免的摩擦和冲突,而且公权力的指向也无法达到公意所要求的"公共的善"或"公共幸福"。回顾卢梭的政治伦理思想,他的公权力观念中闪烁出的光辉依然值得我们不断探讨和引申,这无疑是我们研究现代民主政治不可多得的宝贵思想资源。

从伦理辩护到国家权力、个人权利界限的划定——公共卫生领域特殊伦理冲突的和解之道

在流行病防控等公共卫生工作中,为了维护公共健康不得不侵犯传染病患者的个人权利,这是公共卫生领域不同于临床医学的特殊伦理冲突。虽然有学者分别依据"效果论"、"差异原则"和"公共善优先"为公共健康的优先性进行了辩护,但都不能与医学伦理学的个体论视角相融洽。实际上,固守单一的理论视角是伦理冲突和解的最大障碍,只有改变单一视角,才能开启理论的兼容性。伦理辩护必须转化为实践智慧,即必须在公共卫生实践中实现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有序协调,使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坚守各自的界限。

法、道德和软实力

软实力就是文化实力,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未来。软实力由观念文化所组成,内容丰富,但是其核心是法和道德的观念和知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表现在法和道德的状况上。法和道德的基本精神是创造和谐,因此,具有普世的价值。

从信仰到公共理性:学术伦理的权力逻辑

作为大学等学术组织、学人及其科研活动存在与发展之价值关系基础的学术伦理,从有着巨大道德力量的学术信仰走向了公共理性阶段。考察学术伦理形成的过程以及目前所面临的危机后发现,其背后都有某种权力在发挥着正向或反向的作用。为此,要重塑学术伦理,为学术的良性发展提供内在的支撑性力量,不仅要寻求这种权力合理且必须的社会表达,还必须通过勾连出它与学术伦理以及文化、法律之间的共生和互动关系,建立起在文法上可识别的规范依据,同时还要通过关注和洞察学人工作的伦理复杂性和实际遭遇的伦理困境,并探求用这种权力统合其利益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如此这样,才能在理论上形成一种逻辑上的结构链,在实践上也才能抓住问题解决的关键。

欧美学校微观政治研究的进展

学校微观政治研究是教育组织研究的新分支 ,是对学校各类行为主体运用权力影响他人 ,扩展利益 ,并在冲突中达成理解 ,形成互相支持与合作关系的研究。其一般研究涉及微观政治的产生条件、策略和伦理等内容 ,近年来专题案例研究焦点集中在学校改革中的微观政治行为和教育教学活动中的学生微观政治行为表现及其对教师行为的影响。

话语·权力·真理——社会正义与“话语的伦理”

“话语”的冲突是引发人与人,乃至种族、民族和国家间的敌意和仇恨的根本原因,社会的不公正也根本地表现于话语的强权和话语权的不平等。话语的统治必须以权力为后盾,而权力则必须通过话语来贯彻自身。哈贝马斯提出了“话语伦理学”的构想,认为要实现普遍的公正,消除当今世界严重存在的不平等,必须首先反对话语的霸权,在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中贯彻“交往理性”,将话语规范的恪守提升到社会伦理原则的高度,通过理性的交往和对话,达成广泛一致的“话语共识”,以解决矛盾、防止冲突、然而,哈贝马斯的这一构想却包含着明显的悖论。

国外社会科学研究伦理审查制度的实践与反思

随着我国研究伦理事件的频繁出现,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保护问题进入大众视野。本文从国外社会科学研究伦理审查制度的主体构成、标准与逻辑、程序和级别等角度总结其运行框架。根据制度主体权力关系将其分为政府主导型、协会主导型和同行-自我监督型,并分析该制度的驱动与监管问题;根据学科权威关系将其分为全科审查型、独立审查型和缺失审查型,并分析该制度的审查原则和依据问题;根据国际学术话语关系将其分为原发型和舶来型,并分析该制度的审查效力问题。以此,明晰国外社会科学研究伦理审查的类型路径和实践逻辑,反思该制度在实践中的独立性、适配性和平等性问题。最后,从研究伦理的制度建设和研究者的伦理素养培育两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伦理领导与企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压力和权力距离的影响效应

近年来,研究者就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前置因素和动力机制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其中伦理领导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探讨。本文在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伦理领导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调节—中介效应模型,探讨组织伦理文化的中介作用和利益相关者压力与权力距离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组织伦理文化对伦理领导与企业社会责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利益相关者压力和权力距离对伦理领导与组织伦理文化分别具有负向和正向的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清晰阐述了伦理领导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作用机制,明确了伦理和文化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意义,为政府制定政策和监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帮助,激励企业负责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