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散”的词义辨析及其研究理论变迁

“流散”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历史嬗变,古典阶段“流散”一词具有神学内涵,主要指《旧约》中的犹太人流散和《新约》中的基督徒流散;20世纪后该词开始现代转向,逐渐发展成为人文社科领域中的一个概念,用来指称某一族裔群体自愿或被迫地离开故土,分散迁移到其他地方的经历;20世纪90年代流散研究成为一个专业领域,向系统化、学科化和理论化的道路迈进。当代流散理论主要分为两大派系:一派理论家以“根源”为导向,强调起源和回归的单一目的论;另一派理论家以“路径”为导向,强调流散经验的多元场景、动态变化和去领土化特征。历史源流的追溯和理论话语的阐发,可以廓清当下流散研究的内涵和外延,促进研究者对于流散问题的全面把握。

近现代离散华人经济分型研究

在罗宾·科恩等学者对离散族群的分类基础上,对19世纪中叶至今海外离散华人的经济行为类型进行梳理,并分析祖籍国态度、政策在其离散模式塑造中的关键作用。研究发现,“劳工型、商贸型、大国型”发展演变的整体趋势背后,反映出离散华人群体在故土与现居地之间徘徊的时代抉择和双重关切。作为离散群体中最为积极、主动的跨国华人,他们一方面“无以为家”,另一方面又“处处为家”,其兼顾超越民族与国家疆界的实践,恰可成为“全球化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最佳写照。

族群离散与文化离散研究的来龙去脉

离散(Diaspora),既是一个历史的现象,亦是当今存在的社会现象。二战后,离散这个词的词义发生变化,扩大了到对其他族群的离散经历的研究,与客居国的政治、经济、性别研究等等主题结合在一起。与国外的研究者相比,中国的离散研究还处于后来者的地位。离散族群概念的定义以及其衍生的内容,有助于我们去理解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由来,以及这些认同在日常生活中的表征。

中越边境地区苗族回归边民研究——基于广西靖西市弄关屯的田野考察

中越边境地区的一些边民族群在历史上不断跨国迁徙,其迁徙过程包括离散和回归两个方面,其中,位于这一地区的部分苗族边民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定居下来的。从离散与回归的整个过程看,中国苗族边民的离散存在着多元化的社会政治背景以及地缘、血缘、族缘等条件,其回归的历程更显复杂,除了强大的政治推力外,还有祖居国政权或其他族群的拉力。同时,当其回归以后,其处境与世代定居边境地区的其他族群相比,又有自己的特殊性。

流散研究的兴起及其基本动向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跨境人口急速流动,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碰撞乃至冲突在深度与广度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流散研究正是在此基础上兴起和发展的。目前,流散研究虽然涉及了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文学研究等诸多领域,且在各领域中其相关研究互相交织,互相影响,但从根本上说流散研究具有社会学的学科特征,种种流散问题研究的分支领域都离不开社会学的视角,其主要概念如族群、移民、族群特性、跨国主义以及多元文化理论等,向来为社会学所关注。本文主要通过对流散研究产生的渊源和基本概念变化的辨析及其发展史的梳理,勾勒出流散研究的历史轮廓和现实流变,把握其当前的具体动向并揭示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越南华裔在美国的生存与适应

根据散落于相关研究文献和数据中有关越南华裔的资料,对1975年以后华裔逃离越南并定居美国的历史过程、生活适应、地位获得和族群认同等方面的大致状况作一个梳理,旨在加强越南华裔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两次移民潮中,抵达美国的越南华裔难民约30-50万人,寻找亲人、取得族裔社区的支持和族裔聚居区的形成成为应对政府分散安置政策的方案;文化适应与经济成就落后于越南裔,但近20多年来取得了一些值得称道的成就;其族群认同建构于以共同的原居住地、居住国为背景和多元文化的基础之上。结论是,越南华裔还没有完全融入其他美国华裔之中,而是形成了一个既认同于美国华裔、又与越南裔有一定联系的相对独立的华人“次族群”。

近20年来我国散居民族研究综述

散居民族是相对于聚居民族而言的,指居住在民族自治地方以外的少数民族,或居住在民族自治地方以内,但不是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散居民族工作是我国整个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20年来,国内学术界已有相关论著从散居民族的概念、概况、政策法规、权益保障、散居民族工作、民族乡工作、城市民族工作等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各地在民族工作实践中也积累大量的经验,促进了散居民族的平等、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

延续与变化:从七普公报初探少数民族人口发展

依托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结合以往历次人口普查数据,从人口规模增长变动、增速变化、地区分布等方面考察和分析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研究发现: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规模和占比持续增长,但增长趋势地区差异明显;少数民族人口增速减缓,各地区增速分化差异大;少数民族人口离散趋势不断增强,"大杂居"基本格局未变,西东中的梯度分布格局进一步强化;城镇化和人口流动是引起少数民族人口地区增长变动和分布格局变化的重要力量,城镇化水平和流动人口能见度更高的东部地区成为少数民族人口快速增长的重地。东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动态变化过程,既是少数民族人口参与城市发展,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有力体现,也是各地区民族人口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发展的重要表征。未来应深度开发普查数据,加强少数民族人口研究,持续关注少数民族人口高质量发展,助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隔洋情怀:欧洲的东南亚华裔与海洋亚洲

在上世纪内,因东南亚国家时事风云变幻,先后有大约20万华人华裔从东南亚移居欧洲,他们构成了欧洲外来移民群体中一个独具特色的次级群体。本文追溯该群体的迁移历程,剖析其群体特征,并以其穿行在多元化世界的生活状况为个案,结合流散族群理论,探讨与当代某些跨境移民共生的跨国主义文化特点。

女性话语·国族寓言·华人文化英雄——从文化研究视角重读当代华语经典《桑青与桃红》

本文从文化研究视角重读旅美台湾作家聂华苓的华语经典小说《桑青与桃红》。认为此作的离散书写和女性话语方式在华语文学史上占有突出而重要的位置,作品叙述了20世纪华人个体的流离创伤体验,同时拥有国族寓言的反思视域,以人物的历史遭际和人格分裂隐喻从抗战到冷战时期的华人离散境遇和文化政治。女性形象桑青/桃红具有华人文化英雄意味。

论辛西娅·欧芝克《大披肩》主人翁罗莎的身份建构——基于流散批评理论的诠释

《大披肩》是美国犹太裔女性作家辛西娅·欧芝克早期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集。运用流散批评理论,对小说主人翁罗莎的人生经历进行解读,探究了犹太裔流散主体历经“背离-被弃-混沌-回归”的身份认同的艰难心路历程,以及作家本人对犹太裔身份构建问题的看法。

党的民族政策在云南散居民族地区的实践——对昭通典型地区的调研报告

昭通作为云南省典型的民族散居地区,深处内地,属高寒地区,长期以来历届昭通地方党委、政府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平等、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积极探索适合昭通地方民族工作的新政策和新措施。总结昭通在民族工作方面的经验,对于我省乃至我国解决多民族和谐共处、共同发展进步的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全球化进程中离散者与民族冲突间关系的影响因素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范围内由离散者所引发的民族冲突时有发生,离散者与民族冲突间的关系日渐成为政界和学界关注的焦点。离散者与民族冲突间关系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国家对待离散者的政策与态度、离散者所遭受的社会经济排斥、离散者自身的心理认同、离散祖籍国与宿主国之间的关系、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远距离民族主义六个方面。通过对离散者如何诱发民族冲突的作用机理展开分析,可以看出,采取多元包容的国家离散政策、拓展离散者的跨国主义认同、积极转变国家对离散者的认知和态度、正确引导离散精英和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监管力度等措施,能有效规避或消解由离散者引发的民族冲突。

离散群体的族群边界与国家认同——以中尼边境吉隆镇达曼人为例

离散群体长期生活在异文化中,其族群特征和主体性表达与居住国的生存境遇、族群关系、公民身份等论题紧密相关。本文基于对中尼边境吉隆镇达曼人的调查,试图呈现离散群体达曼人在社会变迁中的国家意识与国家认同,以及主动适应移居国社会过程中与藏族之间族群边界体现的具体面向。研究表明,打铁技艺的传承是离散群体达曼人在移居国生存智慧的选择,但铁匠身份也构成了影响达曼人与藏族族群关系和族群边界的最核心要素。

海外华侨华人的安全研究——基于族群安全和个体安全的视角

本文试图从"族群安全"与"个体安全"的视角研究海外华侨华人的安全。本文认为海外华侨华人的族群安全是一种"离散族群安全",离散族群的安全特点区别于民族国家体系内部土生土长的族群安全。本文首先从族群安全的角度分析了为什么海外华侨华人作为一个离散族群其安全经常受到威胁,并从个体安全角度分析了当前海外华侨华人个体安全受到的威胁来自哪里;并对如何消除针对海外华族的族群安全和个体安全的威胁提出了建议。论文最后还指出华人"族群安全"与"个体安全"与华人的族群身份联系密切,且与华人族群与个人的发展水平息息相关。

《推销员之死》的伦理关怀

《推销员之死》是阿瑟·米勒的代表作。本文试图从伦理的视角来分析主人公失败的原因。威利是传统伦理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混合体,而这两者之间充满了矛盾性,从而导致了主人公以自杀来无意识地维护和实践传统文化中对儿子成功的观念和维护自己尊严。

族群记忆与地方性知识的交互与融合——纽芬兰华人春节庆祝的历史、文化表演与仪式过程

春节是传承华人身份最独特的文化符号与情感纽带。论文指出,自1896年起,作为华人民族性的重要表征,庆祝春节已成为纽芬兰华人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当地社区所关注。在庆祝春节过程中,纽芬兰华人不断重新认识、理解和定义自我的族群身份,通过各种文化实践,应对和适应变化中的北美社会和历史语境,创造性地将民族历史文化的记忆和所处地方社会的现实经验进行改造和融合,构建了既尊重传统又反映现实的属于主体自身的文化意识和身份认同。论文认为,族群记忆与地方性知识的交互融合所形成新的文化样态,是建构跨越种族、民族和文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石,为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族裔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依据。

论东南亚华人的可商议身份及其国际联系

华人在性质上不同于中国人,因为构成其身份的各个成分,可以和他们各自所在国的非华人社会进行商议,从而使这种身份具有独特性和地方性,而不是跨国性。这种关于华人身份的观点,对如何看待东南亚的华人移民社群具有重大的影响。一般说来,移民社群具有一种由移民、所在国、祖国三个部分组成的三角结构。由于东南亚地区的华人身份具有可商议的特性,移民观念中的祖国部分就变得多余了。而“落地生根的四海为家者”的概念既考虑到其地方性,同时也考虑到其跨国性,因此更具解释功能。

流散者的镜像构建——论《寄居者》

犹太人与华人在文化与民族性上的关联,一直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华人移民文学的早期,於梨华、白先勇、陈若曦、张系国等人的作品中都曾经出现过对犹太人形象的塑造。只是,这种思考通常只是浮光掠影的,直到严歌苓的《寄居者》问世,才终于将世界上这两个最古老的流散民族置放于同一个叙事时空之内考察,为以表现移民的漂泊迁徙为主旨的华人移民文学树立了一块醒目的界碑。严歌苓通过这部作品,不仅塑造了犹太人和华人寄居者形象,更重要的是透过表层的故事而解析他们身上所附着的民族性,特别是由寄居生活所发展出来的相对含混的道德准则与价值体系,思考其民族性与族群命运之间的关联,表现出深长的历史反思。

diaspora(离散):概念演变与理论解析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世界范围内人口、信息、物资、商品的流动日渐频繁,迁徙、寓居以及由此形成的网络逐渐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改变着人们对国家、社会和人群的观念与想象。跨越疆界、跨国网络及去地域化与再地域化等现象不断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自我的身份、归属与认同。多元的"家"与多重认同逐渐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因此,diaspora这一原指流散于世界各地,却又心系家园的犹太人的词语,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因其流动、离散、灵活等特质而成为"四海为家"、"普世情怀"、"世界主义"的代名词,成为国际社会科学领域的焦点议题。本文探讨diaspora的含义,以及由其所形成的概念与理论体系,试从方法论角度理解全球时代的迁徙、流动认同,以及当下人们复杂的主体性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