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内地化探究——以师范为中心

清代白族诗人师范的杜诗接受活动是众多白族诗人向中华文化学习的个案之一,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作为滇西文献大家,师范读书广博,其诗作能明显看出取法杜诗的痕迹。汉文化的强大影响力、清诗在云南的发展演变的规律、云南诗学的复古风气以及与杜甫相似的人生遭际都促成了师范学杜的动因。对于师范本人来说,杜甫的人格魅力和诗学成就影响了其诗歌的创作,其诗作中艺术成就最高的诗歌就是模仿杜甫的现实主义之作。在师范的人品和诗品的影响下,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清代白族师氏作家群以及白族作家圈。可以说,以师范为代表的清代白族诗人,在苍洱之境的熏陶下,民族气质与中华文化碰撞间,开辟了白族文化内地化的又一新的格局。

论元代诗歌长安意象的文化意涵

元代诗歌书写的长安意象尚未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发掘元代诗歌中的长安意象,可以认知元代诗人描摹的带有汉唐帝都特征的长安镜像,以及元代历史语境下的长安图像。汉唐以来诗歌中典型化的长安意象凝聚成了一些具有共性特征的文化意涵,如兴亡之感、思乡之情、故国之思等。元代诗歌长安意象在呈现这些共性文化意涵的同时,也表现出独特的元代文化特征。尤其是元代少数民族诗人所描写的长安意象,具有独特的民族特性与异域情致。

民族文化交融的诗篇——从叶嘉莹及其家族史谈起

中国古典诗词领域名家叶嘉莹是蒙古裔满族人,从寻根之旅的民族交往、家学传承的文化交流、家族历史的民族交融三方面探寻叶嘉莹及其家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丰富内涵和悠久历程。分析了吉林叶赫和内蒙古两次寻根之旅的民族交往和诗意内涵,对草原、自然的热爱,汉文字久远鲜活的生命力将各族作家凝聚起来。成功的民族交往缘于深厚的文化渊源,民国时期叶先生的祖父奉儒家文化为家族文化之根,叶家的四合院和家庭生活体现出儒家思想、中华传统建筑文化、诗词文化与满族家庭文化的深度交融。追根溯源,叶赫那拉家族有着蒙古、女真交融的早期历史,元末明初从松花江流域持续向南迁徙,不断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

杜甫民族观及其对少数民族诗人影响研究述评

杜甫民族观及其对少数民族诗人影响研究,是杜甫及其诗歌研究中的重要生长点。杜甫民族观包括杜甫对待战争态度以及对待少数民族态度。从唐代开始,一些少数民族诗人就深受杜甫的影响。新世纪以来,杜甫对少数民族诗人影响研究越来越受关注。对杜甫民族观及其对少数民族诗人影响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唐诗》所载唐代鲜卑族诗人考论

由于民族融合的加强,唐代也是鲜卑族诗人崛起的时代。结合诸多文献考知,《全唐诗》所载鲜卑族诗人51位,存诗数量871首,艺术成就除大家元稹、元结外,其他诗人也受到后世诗评家、理论家的好评,在唐代诗坛上拥有一席之地。唐代鲜卑族诗人群体的出现不是偶然现象,与家族渊源、地域文化、科举制度、文人交流等诸多因素有关。对唐代鲜卑族诗人群体的考论证明唐代文学是多民族共同书写的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的嬗变与推进也是多民族共同促进的结果。

彝族诗人阿库乌雾诗歌的人类学解读

通过人类学的视野来考察彝族双语诗人阿库乌雾的诗歌创作,浅析了其诗歌的一些特点及文化内涵。认为阿库乌雾的文学创作处在一种跨文化和边缘写作的状态;诗人在多样文化中的穿行使其成为阈限人(边缘人),获得了神圣的阈限交融效果;这种跨文化体验和写作是其在文学创作中能够超越和突围的一个重要原因。

敦煌写卷安雅《王昭君》考论

敦煌写卷安雅《王昭君》是历代昭君诗中独具特色的一篇诗作。关于安雅,之前仅发现一条墓志资料。通过中古时期安姓来源的梳理以及临淄安氏与粟特胡人流寓关系的考察,确知安雅为昭武九姓粟特人。结合安雅所撰《罗炅墓志》和《王昭君》,可以挖掘出更多的安雅生平事迹,尤其是他与开元、天宝之际诗人可能有交往。安雅《王昭君》的直接艺术渊源为杜甫《咏怀古迹》等前人的昭君诗,诗中昭君形象的原型为乾元元年出嫁回纥的宁国公主,汉元帝的原型则可能为唐玄宗。与此前昭君诗相比,安雅诗在思想主题上表现出了独特的一面,这可能与其粟特族裔的身份有关。安雅的诗作是唐代粟特文学的典范,显示了敦煌文学的多民族性。

民族融合视域下的元代北方民族汉文诗歌文类特征刍议

元代文化具有多元共生的鲜明特征,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很多北方民族诗人用汉语写作,创作了众多汉语诗歌。这些汉文诗歌在艺术上有别于中原诗歌及传统民族诗歌,营造了独特的诗歌意象,讲究炼字用典,重视格律用韵,形成独特的文类特征。通过对有代表性的诗家分析比较,可以发现这种文类是逐步形成并巩固下来的,它是元代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时代产物。

元代北方民族诗人咏梅诗审美特征刍议

咏物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类型,其中咏梅诗始于魏晋,至宋代趋于繁盛,成就斐然。元代北方民族诗人修习汉典,承袭中原诗歌传统及前朝咏梅风尚,创作出一系列咏梅诗歌佳作,代表诗人有萨都剌、马祖常、贯云石等。受元代多元融合文化的影响,这些咏梅诗显示出宗宋尚意、崇真自然的审美特征。一方面承袭宋代咏梅范式,将梅格与人格融合,与水、月、雪等景物相互映衬,注重对梅枝的摹写;另一方面相异于宋代的“咏志”而“言趣”,在诗歌中更多注入了纯真、自然之情。

论元代北方少数民族词人群体创作特征

元代北方少数民族词人群有着共同的地理文化背景,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出较多的群体特征,如隐逸主题、宗苏辛的词学取向以及较明显的曲化倾向,反映了元代北方社会生活的某些文化内蕴,同时对于民族文化的融合与构建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萨都剌诗歌的写意风韵

生于塞北、宦游经商在江南的诗人萨都剌,兼具北方苍劲与南方柔美的独步才情,其诗歌中体现出特有的南北交融、诗画相映的审美意蕴,在具有古老诗歌传统的中原大地上留下了特别光辉灿烂的一页。从中国画写意特点的角度,分别从简约之美、恬淡白描、动静相宜三个部分,对萨都剌诗歌的审美意蕴进行深入探索。

北朝诗人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关系研究

诗歌是社会生活的创造性反映,是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北朝诗人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反映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在他们的诗歌中对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解读是比较深刻的。因此,科学分析两者的关系,有助于理解北朝诗人的创作风格,也有助于理解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特点。

新世纪西部诗歌的“桃花源”情怀——新诗与中国精神系统建设

桃花源情怀是新世纪西部诗歌的一种普遍想象和情怀。西部少数民族诗人用汉语创作的诗歌其桃花源情怀具体表现为对山清水秀故乡的赞美、温馨和美家园的书写、"天人合一"生活境界的仰慕三个方面。不少西部羁旅诗人在面临工业化灾难的时刻,表现出"幸运儿"的自我安慰,他们以西部为题材创作的诗作往往把西部的风物和羁旅经验进行融合,从而荡涤了西部的粗粝,让中国诗歌真正找到了诗意的栖居地。可以说,桃花源情怀是西部诗歌对中国理想精神的一种书写和升华。

论元代清官及文学书写

长期的元杂剧研究将元代视为没有清官的时代,已成为学界的共识,这种刻板印象遮蔽了元代清官本来的面目。历史上,元代不仅有清官,而且数量众多。元代多民族融合,出现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清官,这是元代清官的一大特色。元代诗文中存在大量清官的书写,以诗存史,诗史互证,保存了许多底层清官的勤政为民事迹,表达了对清官的尊敬之情。这些诗文丰富了元诗的清官书写,成为元诗宝贵的历史记忆。

容美土司家族诗人诗作中的中华传统文化认同

十六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初的百余年间,容美田氏土司家族出现了九位诗人,留下了近千首诗作。诗人们不仅热爱中国古典诗词成“癖”,而且接受儒家观念,对屈原精神、济世救民思想、科举制度文化、天下一统理念、中华文化象征符号等表现出广泛的认同。身处蛮夷之地的容美田氏土司家族诗人之所以认同中华传统文化,主要是因汉民的迁入和民族交流互嵌,促进了传统文化在当地的传播;王朝国家在土司地方推行儒学教育,为土司家族诗人们打下较好的“国学基础”;诗人们突破地理、民族、文化等阻隔,与中原士人广泛交往交流,提升了诗作水平,增强了认同意识;诗人们在交流互动、山河胜迹游历中开阔了眼界,加深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容美田氏土司家族诗人认同中华传统文化的诗作,是我国民族文学史上的一枝奇葩,也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块瑰宝。研究土司家族诗人诗作中的中华传统文化认同,对于树立文化自信,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清末著涒吟社旗人诗词考论

清末北京著涒吟社是继承国粹传统的著名学社,与国学保存会、南社并峙而为北方代表。其突出特点是由旗人发起并主导参与。该社继承满汉联吟,汇聚一代作手和众多在京的各地士子,社集频繁,影响广泛。旗人创作透露出异乎汉人的政治敏感性;在清末满汉矛盾的背景下,这部分创作流露出强烈的民族意识;旗人创作偏重于诗钟、词包括集句诗,虽有逞才炫博意,事实上也推动了清末文学的繁盛。旗人也有维新思想和维新意识,但时代没有给他们成为改革者的机会,与生俱来的限制或局限又使他们无法成为弄潮儿,丰富华丽的社集吟唱于是成为他们无可奈何又"得其所哉"的生存方式,这些表达与宣泄或于时无补,却也留存了文化的光芒。

多民族融合与唐诗繁荣的多元格局研究

多民族融合丰富了唐代文化的内容,拓展了唐诗的表现领域。唐诗中有关民族关系的诗歌是在唐代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诞生、发展起来的文化硕果。唐代帝王诗彰显出的包容开放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信力,是中华文化并蓄兼容的民族特性。边塞诗呈现出的民族力量和昂扬奋进的盛唐气象,是中华文明数千年传承于世的精神范式。少数民族诗人诗歌展现出的民族认同感和与唐诗相近的风骨神韵,是中华民族和而不同民族精神的传统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