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行旅——20世纪前半叶西藏拉萨的尼瓦尔商人研究

中国和尼泊尔两国交往源远流长,清朝时,中尼两国之间的通商往来已非常频繁。1855年尼泊尔第三次出兵入侵中国西藏,逼迫西藏签订了不平等的《西藏廓尔喀条约》,获得了治外法权和免税特权等。根据该条约,尼泊尔的尼瓦尔商人进入西藏从事跨境贸易。他们一方面为西藏提供重要的生活物资,另一方面又将西藏的各类物产辗转贩运到尼泊尔、印度等南亚国家的市场。在西藏拉萨经商期间,尼瓦尔商人通过传统的再造来保持强大的群体凝聚力,以此消解跨国文化环境中存在的族群和文化孤独感。同时,在拉萨经商的尼瓦尔商人也与西藏社会产生了宗教方面的互动,甚至有尼瓦尔商人涉足西藏地方政府政治事务的个例。文章对20世纪前半叶尼瓦尔商人从尼泊尔和印度到西藏的跨境贸易路线、尼瓦尔商人在拉萨的经商状况、尼瓦尔商人在拉萨独特的公共空间与社会活动等内容进行了探讨。

明代山西长城沿线地区的蒙汉民族贸易

明代山西长城沿线地区,地处农牧交错带,自然环境与民族构成复杂,蒙汉民族以长城为界南北对峙,边墙以南以农耕经济为主,边墙以北则以粗放型的游牧经济为主,双方经济具有天然的互补性。明代山西长城沿线地区蒙汉民族贸易,深受明蒙关系的影响,以“隆庆和议”为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隆庆和议以前蒙汉贸易交流主要通过朝贡贸易与边境早期马市进行,并不适应日益扩大的蒙汉贸易,给明政府带来庞大财政负担;隆庆和议后蒙汉贸易由政府主导的朝贡贸易发展为更加自由的互市贸易,民市、小市、月市等民间贸易市场逐渐占据蒙汉贸易主体地位,交易范围扩展,贸易规模扩大,贸易商品与形式更加丰富。

西夏南部榷场贸易对民族交融的影响

榷场贸易作为西夏与北宋的主要贸易方式,在金与西夏并立时期得到维持,并由于政治因素和贸易需要而逐步发展。榷场贸易带动了陕甘地区各民族的贸易往来,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交融互嵌。文章利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相关的史料记载,以西夏南部榷场贸易为研究对象,论述陕甘地区民族交融过程在经济方面的体现。西夏与金之间榷场贸易的发展加深了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程度,为陕甘地区民族交融提供了经济动力。

清代以来怒江边民与内地社会经济交往的发展及其变迁

经济交往既是民族交往的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也是民族交往联系的主要动力,对于促进民族间的交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相关历史文献以及笔者的实地调查,对清代以来怒江一带边民与内地社会间的经济交往历史及现状进行了系统研究和考察,阐述了清代以来的各历史时期内怒江边民与内地社会间经济交往的主要形式和具体内容,分析了不同时期内怒江边民与内地社会间经济往来得以促进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因素。

论宋与辽、夏、金的榷场贸易

两宋时期特殊的政治格局使宋王朝在发展与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贸易时,将政治与经济紧密结合起来。其主要特点是:双方采取严格控制的官营贸易形式;贸易的开展受双方政治关系制约;敌对双方都将对方急需的军用、重要物资列为贸易违禁物品。同时,因地域分工是中国古代民族贸易兴起和长期存在的基本前提与基础,即使在战时,南北两地互补余缺的物资交流也从未停息过。

西部民族地区生态补偿的新思维——碳汇交易的视角

西部民族地区按照国家主体功能区划属于禁止开发区,不但失去了依靠工业发展的机会,还要为下游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生态屏障,为此而得到的补偿仅来自于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而且补助标准偏低,市场化补偿长期缺位,历史欠账太多,生态产品输出人群后续发展及环境保护乏力。碳汇交易的缘起与快速发展,无疑加快了生态补偿的市场化进程,为西部民族地区生态保护,富边强民提供了新思路。

信息成本与国际贸易:亚洲华商网络与ICT对中国对外贸易影响的面板数据分析

信息成本是国际贸易中的主要交易成本,而社会网络和信息通讯技术可以减少这一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国际贸易的发生。结果表明,在这两类因素中,分布在亚洲的华商网络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要远远大于信息通讯技术改善所作的贡献,并且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与相互抑制的交互作用。文章表明,信息通讯技术网络的改善会明显抑制亚洲华商网络对中国进口贸易的促进作用,但同时对亚洲华商网络促进中国出口贸易的效应影响不大。

论清代及民国时期丹噶尔(湟源)民族贸易与地方经济社会

丹噶尔是清代及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民族贸易重镇,地方人口、经济结构以及民生都与商业贸易息息相关。同时,在商业贸易的促动下,丹噶尔地方社会也由所谓"边外"之地逐渐纳入"内地化"的社会体系。丹噶尔因商而兴,商业是经济民生的重要领域,商人力量也自然在地方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清前期的商业政策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

清朝统治的成功系多种因素交织而形成的合力所致。商业政策作为清朝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既非"汉化"独具的内容,也非满洲特性,不失为破解汉化史观和强调满洲特性二元对峙格局的一个考察视角。清前期的商业政策已非抑商,秦汉以来的制度化的抑商政策和措施已经灰飞烟灭,通商已成为清前期商业政策的基本取向。通商对经济的推动、民生的改善是显而易见的。而经济发展,边疆开发,各地区经济联系加强,各族皆从中受益,生存状态得到改善,经济力便会转化为追求统一的驱动力,即统一力。这既是清代多民族国家得以统一与巩固的基础,也是动力机制。于此,通商政策确有力焉。

明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茶马贸易——以贵州为例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产茶地区,也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产马地之一。随着贵州茶叶生产的发展,明朝开始在这一地区设立茶仓,使贵州地区成为政府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茶马贸易的一个重要区域。茶马贸易促进了贵州茶叶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跨境电商对华商网络贸易的效应分析

在就跨境电商对华商网络贸易所具有的替代效应与互补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古诺模型分析市场均衡的结果及贸易效应,采用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跨境电商对华商网络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跨境电商对华商网络贸易的互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一方面,由于华商网络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尤为显著,而跨境电商平台又以出口贸易为主,从而跨境电商对华商网络出口贸易的影响较大;另一方面,跨境电商平台偏向于差异化产品贸易,因而跨境电商对差异化产品的华商网络贸易有着较大影响。也就是说,跨境电商对华商网络贸易的互补效应在出口贸易与差异化产品贸易上表现得尤为显著。

民国时期川西北鸦片种贩与族群政治——以杂谷脑河流域为中心

民国伊始,罂粟传入川西北杂谷脑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旋即区域内各族群与力量悉数席卷入鸦片种贩的市场网络。文章在述及鸦片蔓延背景之基础上,考察了鸦片收割、采购、贩运过程中的特有区域历史景象:赶烟会、袍哥烟帮。继而,汉人士绅就鸦片种禁问题与地方政府展开的互动,则在区域族群政治层面上呈现出鸦片市场网络触角的深度与广度。

华商网络内部信息交流机制研究

华商网络的成功,来自于其内部的信息交流与合作机制,它对于克服现实中大量存在的非正式贸易与投资壁垒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五缘关系"是华商网络内部信息交流机制的核心,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种交流方式与渠道,而且多种交流方式之间可以相互重合;华商网络内部区分成员的标准越松散,那么成员的信息交流与合作就变得越为困难,但如果区分成员的标准过于严格的话,又会造成华商网络规模过小,从而不利于华商之间的合作。

西南民族文化贸易终端的问题及“走出去”路径透析

以西南民族文化产业为基础的民族文化贸易主要分为国内和国际两个终端消费市场,而民族文化贸易处于"内向型"发展阶段,文化贸易逆差现状与我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状况不协调,民族文化面临知识产权法制体系缺陷的困扰,民族文化贸易的产品和服务同质化导致系列问题。在坚持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更注重文化生产和创新,巩固以民族文化品牌引领的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西南模式",实施从"引进来"转到"走出去"的战略转型,把西南民族文化产业走廊作为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策略进行整合,从而沿着民族文化"走出去"的路径促进西南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

西部民族地区民族贸易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研究

民族贸易是我国一种特殊的商贸形式,是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国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为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从西部民族地区民族贸易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互动影响入手,针对如何协调民族贸易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提出了相关的对策。

民族贸易与西北地区城镇的发展

历史上西北地区民族贸易的兴盛对相关区域城镇的兴起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由各民族参与的丝路贸易就直接推动了河西地区城镇的发展,此后河西城镇的繁荣与否,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丝路贸易的盛衰。作为民族贸易重要形式的边地边口贸易也在相关城镇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促动作用。而近代以来西北游牧区依托寺院而兴起的城镇,则直接得益于民族民间商贸的扩展。

华南民族地区乡村土地典卖中的中保人——以清代至民国时期为中心

清代至民国时期,华南民族地区乡村土地的典当和买卖中,中保人普遍存在。中保人通过在土地典卖中介绍作保,领取报酬。中保人的来源多样化,与土地典卖双方联系密切,在介绍双方认识、评估土地价格、监督典卖进程以及担保交易实现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祖师神崇拜:布依族八仙乐名称文化透视

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地,将鼓吹乐与道教八仙相结合的现象广为存在。布依族以“八仙”命名鼓吹乐,蕴含着祖师神崇拜的现象。在过去,八仙演奏者受到来自社会与自然的双重压迫,因此选择道教八仙作为祖师神对本行业加以庇佑,借神自重,求取行业兴盛。行业神的确立使得鼓吹乐在人们歧视与尊崇两种矛盾态度中获得生存与发展。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民族贸易探析

民族贸易是清代湘西苗疆民族交往的重要方式和有效途径。清代湘西苗疆民族贸易历经“民间自发”向“国家在场”的转变,贸易时间、地点、内容、方式等均受到官府严格的管控。清代湘西苗疆民族贸易与苗疆边墙密切相关,带有深深的“边墙格局”的印记。一方面,民族贸易集场紧密围绕边墙分布;另一方面,在以集场交易为中心的民族贸易中,边墙与集场之间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边墙-集场结构”。

论马帮对云南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

马帮是历史上云南各民族商品货物运输的主要方式,成为推动云南社会商品经济和对外经济交往不断发展的重要力量。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尽管随着云南现代交通运输体系的建设和发展,马帮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但马帮对云南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