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叙事的民族志实践探究

少数民族作家在民族文学叙事中进行民族志式的书写,呈现真实与建构的民族志双重特征。一方面,作家们以特有的“作家田野”方式追求民族历史文化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存在尽量贴近真实的一面,这也是人类学科学民族志的追求目标;另一方面,作品中的民族文化又经过作家的情感过滤和学术书写,带着作家主观情感和个体认知,存在建构的一面。这种真实与建构既是民族文学叙事的民族志表征,也是民族文学叙事的民族志实践,践行着文学与人类学在民族志层面上的对接,拓展着民族文学书写文化的路径。

社会翻译学视角下民族文学对外传播——以《百年血脉》为例

社会是语言和文化的终极归宿,翻译学研究历经语言和文化转向后,回归社会研究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呈现出繁荣景象,许多富有地域特色的优秀作品不断涌现,真实记录和反映了现当代中国的发展,国家适时启动“少数民族作家海外推广计划”,多语种翻译和传播反映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精神气质和独特审美价值的作品。《百年血脉》作为该计划的主推作品,其外译和传播效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该文基于社会翻译学理论,考察《百年血脉》的译介过程和行为者角色,并结合海外销量及海内外书评探究小说的译介与传播效果。研究发现,《百年血脉》项目发起网络和翻译生产网络运行良好,但出版发行网络缺失,后续的图书营销和推介亟待加强。

对新疆少数民族双语作家创作的几点思考——以伊犁双语作家创作为例

新疆属少数民族聚居区,双语创作现象非常普遍,成绩也较显著。但综观其创作现状,还存在一些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诸如原生态文化的展现问题、创作中的模仿问题、塑造形象的问题、关于单边叙事的问题、生活积累的问题等等。审视和考察这些问题,将有利于提高少数民族汉语写作水准,使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既能准确把握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又具有现代气质;既能保持鲜明的民族特性,又具有时代性,从而逐步汇入中华大文化的洪流。

全球化与英国当代少数族裔作家——以石黑一雄的长篇小说《上海孤儿》为例

本文从当代英国文学一位重要作家入手,尝试讨论英国文学的一个变化,即英国文学趣味的世界化,兼析促成英国当代少数族裔作家从边缘走向中心的一个原因。

从“他者”到“我者”的文化建构:论苗族作家文学的族群意识觉醒

一个民族的族群觉醒意识通常是在"他者"的文化环境去回窥和审视"我者"的,苗族作家文学的发展同样经过了这样的建构过程。分别从"他者"的文学作品中对苗族社会生活描写的评述、作为"我者"中的苗族如何通过文学作品去实现自我族群意识的觉醒以及苗族作家族群身份的回归等几个方面的探讨中,提出了借鉴当今现代社会中"他者"文学作家所存在的"碎片化"困惑和如何推动苗族文学创作时应秉承传统与实现本真性回归的问题。

近年来民族作家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近年来的民族作家文学研究从各方面展开,更加全面而深入,成绩显著。当然不足之处依然存在,主要表现为:族别和区域性民族作家文学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民族文学学科理论研究还很薄弱;对民族作家文学的文化研究还有很大学术空间,亟需充分发挥其潜力。回顾与反思近年的研究成果,可以促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论80后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在社会大发展中不断更新,无论是作家作品,还是作家队伍,都有了飞跃性的发展。80后的少数民族作家,在新世纪的文学创作园地里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接受了汉语教育。80后少数民族作家在独特的时代境遇下,对人、事、物的感触亦能见出社会共性对他们的影响。

多民族文化语境中的民族作家“身份”——以我国台湾原住民作家为例

“第三空间”这一概念的引入或许会让我们对新的情境下的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认同有一个新的认识,这也许是对游走于多种文化语境中的作家所处境地的相对比较契合的描述。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作家这种不确定的民族身份认同使之具有了不同于主流作家的视角。作家们跨越民族、文化、语言边界的“游走”体验通过写作表现出来,为读者构建出一个杂糅型的民族和文化的“第三空间”。多民族文学会通场景中,民族作家的身份认同亦可表现为多重性与杂糅性。这应该是少数民族文学界对当前现实语境应有的认识。

重庆民族地区历代作家地理分布与原因探析

重庆民族地区历代被文献记述或提及的作家计145名,石柱先后涌现出40名文人作家,而酉阳、黔江、彭水和秀山等地历代文人作家占总数的72%。重庆民族地区前土司时期的文人文学处于孕育与发轫阶段,文人作家主要分布在彭水,而石柱等地较少。重庆民族地区土司时期的文人文学逐渐从客籍向本土转移,文人作家主要分布石柱和酉阳等土司统治中心,彭水文人作家日渐减少。重庆民族地区后土司时期的文人文学进入成熟期,作家人数日渐众多,分布地域日渐宽广。重庆民族地区历代文人作家的上述地理分布与特定自然环境、民族构成、政治制度、经济条件、文教水平等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文学》(英文版)少数民族题材作品选材分析

《中国文学》是建国后国内第一份对外译介中国文学的英文杂志。分析该杂志有关少数民族作家及少数民族题材作品的翻译情况,研究该英文杂志译介少数民族相关题材作品主要是受审美艺术、对外宣传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繁荣及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构建和谐国家理想形象以向外宣传新中国形象等因素影响。

族裔历史重构:加拿大第一代土生华裔作家的唐人街叙事

"唐人街"曾经是早期华人因社会、政治与文化等原因而聚居在一起的飞地,它是华裔族群移民生活和历史的鲜活见证。加拿大建有北美较早的唐人街,第一代土生华裔作家曾生活于此。作为少数族裔,封闭的族裔社区和遭受歧视的移民生活给他们留下了深刻记忆,成为其日后文学创作的丰富素材。通过唐人街叙事,加拿大第一代土生华裔作家不仅完成了自己的文化寻根和精神回归,更让他们有效地重构了华人族裔历史。

民族文学的表达视角与方式——民族作家的身份定位

作家首先是表达生命的感觉的。但对于民族作家而言,族群的表达者,这注定是民族作家的使命与责任。在族群的表达者或者表达生命的感觉之间,民族作家往往注重的是族群的表达,而忽略表达生命的感觉。这实际上是对文学的本质的一种悖离。民族作家应该重新思考族群的表达者与表达生命的感觉之间的关系。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以当代汉族作家的民族叙事为例

汉族作家的民族叙事参与了全球化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建构,他们通过对少数民族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书写,激发了人们对自然、生命、社会等问题的重新思考,彰显出自觉的文化意识、独特的文化体验和复杂的文化认同,从而展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为少数民族文学文化拓展了生存发展的空间。

简论后工业时代美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崛起

美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崛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社会种族和文化多元化的重新抬头密切相关,也有赖于50年代60年代民权运动的蓬蓬发展,而它获得承认和广泛接受,则离不开坚持多元文化观的学者们的努力和7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自身的一系列发展。

东南亚华人族群的宗教议题——以新加坡、马来西亚与印尼华文女作家小说为参照

在东南亚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与印尼都推行多元的宗教政策,然而各国的宗教氛围却有较大差异,这对作家的宗教书写不无影响。新加坡华文女作家孙爱玲与印尼华文女作家袁霓都有涉及宗教关怀的小说,她们以宗教为核心议题,探讨华族的精神信仰及宗教和谐等。她们虽然已踏入宗教书写领域,但其表现层面及题旨深度尚需挖掘。在马来西亚华文文坛,温玉华、晨砚、黎紫书有大量的基督教题材小说。在宗教书写方面,她们可谓是马华文学的重要代表。三人之中,黎紫书的批判性书写最为深入,其作品的艺术性也最高。宗教书写所表现的关怀意识,绝不仅限于文学层面,而是对众多宗教现实议题的独特注脚。

谭恩美小说研究现状综述及其问题

在回顾与梳理近年来国内外对谭恩美作品的研究基础之上,本文对已有的相关研究进行一个综述,并针对现有的谭恩美作品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探讨该领域深入研究的可能性以及未来研究的方向。

论加拿大华裔作家余兆昌的儿童文学创作

余兆昌(Paul Yee)是加拿大著名华裔英文儿童文学作家,其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以儿童为本位,集中表现华人历史,自觉立足华人立场,为加拿大华人的权利和主张发声,具有强烈的华人意识。在形式上,余兆昌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带入了众多的中国民间风俗文化因素,注入了强烈的情感力量,形成了以第三人称全知客观叙事为主的叙述角度和简洁平实却富有变化的文字风格,具有融现代性、故事性、幻想性、成长性、趣味性、朴素性为一体的特点。

中国朝鲜族的双重文化身份及其潜在创造性——以转型期中国朝鲜族小说为中心

中国朝鲜族不仅拥有自身的民族传统与文化,同时还拥有中华民族的集体经验。这种双重文化身份使得他们可以相对方便地往来于韩国与中国之间进行工作与学习,但是也给很多在两国之间辗转的中国朝鲜族带来了心灵上的迷茫与伤害。转型期的中国朝鲜族小说通过其所塑造的韩国及韩国人形象、回国朝鲜族形象或朝鲜族村落的现实,反映了这种双重文化身份所带给他们的优势以及对于个人及朝鲜民族集体造成的创伤,同时也预示了中国朝鲜族的未来。

论中国当代三少民族作家的文化忧思

中国当代三少民族作家的创作中映现着文化忧思,具体表现为俗信遗失忧虑、民族形象焦虑和文化传承忧思。其文化忧思的产生与各自民族的文化境遇有关,更与三少民族作家所具有的双重价值系统有关。

古老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播——评温斌《民族文化交融与元代少数民族作家创作》

温斌教授的著作《民族文化交融与元代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以元代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为研究对象,从民族文化交融的角度切入文学历史,在对史料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对民族文化交融与元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深刻、全面的论述。作者对民族文化史与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关系的研究,不仅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的灿烂面貌,而且其分析的元代民族文化交融对当今中国的统一与社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