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碑文似赋”说补证

碑文于两晋之时多为叙述性,近于赋之铺陈,故易受赋影响,常主动借鉴赋之写法。两晋碑文沿袭汉碑传统,在题材、句式、用韵上多与辞赋“同体异用”,且常以赋家笔法叙述碑主家族功勋、描绘历史背景、敷陈碑主德行事业,使得碑文辞采增华,赋化倾向更为明显。“碑文似赋”实与魏晋文学自觉相关,援赋笔破体为文,虽使碑文一改汉魏体制,篇幅增长,但在整体上增强了其文学性、可读性和感染力,强化了其文学张力,使得泛文学观念落到了实处。

汉魏六朝碑刻中构件“⺈”“■”“爫”的变异研究

汉魏六朝时期,异体字盛行。本文以形体相似的三种构件“爫”“ ■”“⺈”为例进行变异研究,从构件与构件的关系出发,把构件讹变分为独体讹变和被动讹变。在讹变的基础上,构件“爫”与构件“■ ”“⺈”产生讹混的结果,构件“爫”与“⺈”有相同间接构件与构件“爫”构成直接构件时,二者有着相互讹混趋势,构件“爫与”“■ ”的相互讹混趋势更为稳定且无条件限制。

从晋南清代戏曲碑刻看《汉语大词典》之微瑕

《汉语大词典》是目前规模最大、收词最广、最具权威性的一部语文辞书,注重“古今兼收,源流并重”,释义准确,书证充实,是一部重要的工具书。但由于规模宏大,编纂任务繁重,《大词典》出现部分书证迟后、孤证、义项未收、词形未收等情况。因此,我们主要以前人关注较少的晋南清代戏曲碑刻为主要语料,从提前书证、补充孤证、增补义项、补充词形四方面进行分析探讨,希望对《大词典》词语的编纂进行有益的修订和补正。

从曲阜儒家汉碑看《汉语大词典》之微瑕

利用曲阜儒家汉代碑刻材料,弥补《汉语大词典》部分词条书证迟后、书证为孤证的问题,以期为今后《汉语大词典》编纂和修订提供一定参考。

汉镜铭文体式刍议

汉镜铭文是汉代文学的表征,其与《诗经》《楚辞》、乐府诗联系颇深。在汉镜铭文体式发展过程中,从句式来看,汉镜铭文包括四言、杂言与骚体;从内容来看,汉镜铭文呈现相思、忠信、祈祥与生死之内蕴。分析其句式与内容特征,可将汉镜铭文归类为“诗经体”“楚辞体”与“乐府体”3种体式。汉镜铭文是对汉代出土文献文学独特性的呈现。

汉代铭文锦数字化创新设计与应用

为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中国传统织物文化,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的多元融合。以汉代铭文锦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文献综述法和对比分析法对汉代铭文锦的美学特征进行总结,并运用数字化技术构建设计因子数据库;然后对不同用户进行设计因子筛选,得到符合用户感知的设计因子并进行整合设计与应用。研究表明:构建数据库能够更准确地激发汉代铭文锦的文化效力,将用户感知融入设计也能有效增强设计的可行性,两者结合运用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设计提供方法与路径参考。

两汉镜铭语法修辞研究

两汉镜铭是两汉俗文学的重要内容,具有较高的语言文字学价值。在词语修辞方面,多有意择字选词,或圆活真切,或婉曲达意,呈现出多样的表达效果。又使用转类、使动用法构建出更加多维的表意空间。在句式修辞方面,镜铭的单句组配表现出随机性特征,其中三言、四言与六言句式主要受到古谣与楚骚影响。七言中多紧缩句与兼语句,扩大了语句容量。部分语句采取倒装、省略等非常规的语句结构提高修辞效果,又通过话题链的套接、内嵌使语意接续,在表意上更为流畅。

汉代铭文锦纹样元素的数字化分割与提取

开发了一种铭文锦纹样元素的智能提取算法。首先采用双边滤波算法平滑图像的织物纹理;然后对图像做自动色彩均衡处理,提高图片对比清晰度;再设计使用Gra b-Cut算法,确定超像素分割量,有针对性地提取出图案因子;最后,运用Canny算子提取分割后的铭文锦图案因子的轮廓,并利用CDR软件将其矢量优化。对“长乐明光”锦的智能提取实验结果显示,6个图案因子的分割像素准确度PA均大于95%,表明该组合算法可以准确完整地提取出汉代铭文锦纹样的图案因子,为中国铭文锦纹样的再应用提供参考。

释东汉魏晋镜铭中的“羲”字

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的铜镜中,有一常见套语作“众△主阳”,由于字形减省、讹变严重,一直以来未有定释。本文以字形为基础,结合此类铜镜的具体语境及纹饰特点,将其中的疑难字读为羲和氏的“羲”字,并对此句文意进行疏解。

汉代梁邹侯家铜钫初步研究

汉代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由粮食酿成的酒亦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交际中常用的饮品。汉代酒文化兴盛,亦盛行随葬青铜酒器,钫即是其中一类,但此类器型在目前的考古发掘中所见不多。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藏的汉代梁邹侯家铜钫,与国内同时期墓葬出土的铜钫器型相似,且有清晰可见的铭文。此钫是目前唯一可知的梁邹侯国遗物,为印证汉代梁邹侯国的历史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本文在考证钫之功用及器型特征演变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及其他考古资料,探析汉代梁驺侯国的传承与迁徙,阐释铭文的内涵与意义;并通过细沙测容及实物称重的方式,将所得数据与铭文之记载相较,以此研究汉代与现代的容积、重量之比值。

铭文锦中的文字与汉代织造技术研究

汉代的铭文锦在中国古代纺织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产生于西汉末年,贯穿于整个东汉时期,影响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代铭文锦中的文字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的风俗习惯、社会心理、艺术风格等,而且这些织造文字和图案纹样的完美结合也体现了汉代织造技术的发展水平。

论从甲骨文到今文尚书的动宾结构模式化及其发展

甲骨文动宾结构有动宾和宾动两式,宾语后置是其基本语序倾向。卜辞宾语不同的前置方式起于不同的动因,有标记前置主要归因于强调需要,无标记前置在某种程度上归因于原始语言较低的句法模式化水平。甲骨文宾语中占最大规模的不是客体宾语,而是附加体宾语,这是该时期宾语的典型特征,但西周汉语里客体已取代附加体在宾语中的典型地位。不过,西周汉语和尚书语言双宾语结构的语序仍有模式化水平较低的遗迹。

汉代文字瓦当与砖文的装饰意味及其文化阐释

汉代文字瓦当与砖文的装饰意味主要表现在装饰的笔画姿势、装饰的结构形态、装饰的整体意识等方面。装饰现象本质上是一个文化现象。汉代瓦当、砖文独具装饰魅力,与汉文化的总体环境是分不开的。

汉简所见汉代河西边郡人口来源考

从汉简资料及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汉代河西边郡的人口来源不仅有内地移民、罪犯,还有归降的乌孙、月氏、羌、匈奴、卢水胡等少数民族,他们对河西的开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山东嘉祥宋山汉永寿三年石刻题记注释

1978年山东嘉祥宋山出土古墓中发现有汉"永寿三年"石刻题记。石面中间为图案,图案右侧有题记文字10行,图案左侧有题记文字1行。考古者考定此古墓年代为东汉末至西晋之间。是后人把汉人墓中画像石取走,用作自己墓葬建材,所以出土时石刻表面涂满石灰,此石刻文字也并非是出土古墓的题记。由于原石是汉代民间碑刻题记,刻工并非优良,单字结构既不规范,书写又多俗书异体,所以解读歧义在所难免。本文分别从撰文人身份、植柏的风俗、题记的主题以及许安国父子逝世时间这四个方面对汉"永寿三年"石刻题记加以分析讨论。

北魏《给事君夫人韩氏墓志》与《元理墓志》辨伪—兼谈北朝墓志著录中的伪刻问题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所收北魏延昌二年《给事君夫人韩氏墓志》,系钞录《元愿平妻王氏墓志》而成;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北魏延兴五年《元理墓志》,则纯出臆刻。二方墓志伪造痕迹明显,需加剔除。

汉代七言体铜镜铭文文体学意义初探

汉代铜镜铭文中存在着数量可观的“七言体”形式。其特点是 :整齐的七言句式 ,注意到了用韵 ,结构完整 ,在音顿、节奏等方面与传统七言诗相同。据此认为 ,汉代七言体铜镜铭文即是完整的七言体诗歌。汉代铜镜铭文七言诗形成的时间可以上溯至西汉时期 ,由此否定了“可靠的完整的七言歌谣在汉以前似还无有”的结论。汉代铜镜铭文七言诗在形式上的特点 ,标志着它正处在七言诗由民间歌谣向文人创作发展的过渡阶段。

论鄂城汉镜铭文“宜西北万里”

湖北鄂城出土汉镜铭文"宜西北万里"透露出汉代社会意识对于西北方向的特别关注。所谓"宜西北万里",也显现出对远程行旅可能经历艰险的乐观态度。长江流域出土这样的镜铭文字,反映丝绸之路交通对于当时社会文化之英雄主义与进取精神的积极影响。镜铭文字"宜西北万里富昌长乐"所见"宜西北万里"与"富昌长乐"的前景预想,或许体现了向西北方向的远行与经济生活的联系。关注后世边塞文学遗存的人们,其实应当注意雄健有为的文化精神出现于汉镜文字的历史先声。

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

汉代铜镜铭文中存在着不少七言诗。这些诗歌,不仅宋代以后的考古学著作时加收录,而且,明人已经将其编入汉代文集中。考察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可以发现,不少诗歌句句押韵,其结构形式已相对固定,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判定东汉以前七言诗已基本形成。

汉魏晋南北朝碑刻同形字辨识

同形字是汉字字库中字形相同,音义不同的字。认真辨识文献中的同形字,沟通字际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研究同形字的方法,对于识读和整理古籍,编纂汉语文字典词书,以及研究汉字发展史,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辨识了汉魏六朝碑刻中的10个同形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