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我国高集中度电力现货市场的发电侧市场力辨识方法

我国电力现货市场发电侧拥有高市场集中度的特点,市场力的滥用辨识变得尤为重要。对美国事前市场力的辨识方法进行了详细综述,分析指出了行为-影响测试方法更适用于我国电力现货市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提出了高市场集中度下的事前-事后市场力辨识方法,包括用于辨识潜在市场力的剩余供给指标测试法和市场模拟仿真法、用于辨识事中市场力的行为-影响测试方法和从市场整体运行情况、用户侧、发电侧和电网侧4个维度进行全面评估的事后市场力辨识方法。最后,通过算例分析,论证了所提市场力辨识方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医疗保险会引致道德风险吗?——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

文章使用2005—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的五期平衡面板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对老年人道德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参保并不会引致老年人不健康行为增多的事前道德风险,但会带来医疗费用支出上涨的事后道德风险;年龄越小、健康状况变差的老年人在参保后更易出现医疗费用支出上涨的事后道德风险;相较于城镇居民医保,老年人在参加新农合后更易出现医疗费用支出上涨的事后道德风险,参保引致的事后道德风险主要来源于门诊支出上涨。这启示我们一是要清晰认识医疗卫生政策评估的多维属性,二是要创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理念。

反思与重构:行政自动化决策场域中的算法解释权——以《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为旨

在Web2.0时代,因自动化决策嵌入公权力所引发的算法权力异化的风险指数级上升。为了规制人工智能时代的自动化决策,《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构建了中国语境下的算法解释权。然而,作为新兴权利的算法解释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不确定性,存在行权时间(事前解释与事后解释)和解释程度(一般解释与具体解释)层面的解释分歧以及权力限度的适用困境。因此,有必要在对算法解释权进行公私场景类型化划分的基础上,以权力结构的对称性为标准,引入比例原则对算法解释权在行政自动化决策场域下的适用进行教义学阐释。同时,以比例原则为主、法益均衡原则为辅来构建算法解释的方式选择模型。在此基础上,《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设定的算法解释权在公法领域应为一种事后的、具体的解释,与私法领域事前的、一般的解释相区别。

价格与质量双重决策下电商平台的事前/事后信息共享策略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发展,拥有海量市场需求信息的平台企业是否会将信息分享给合作伙伴?对此,本文考虑市场需求同时受质量与价格影响,分别构建了批发模式和代理模式下的电商供应链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销售模式下平台的事前/事后信息共享策略。研究发现:(1)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和产品的质量成本系数是影响平台进行事后信息共享的关键因素。(2)批发模式下平台只有在质量成本系数较小时,才会与供应商进行事前信息共享;而代理模式下平台总是共享。(3)两种销售模式下平台选择事前信息共享都能提升供应商的利润,在代理模式下选择事前信息共享总能实现平台与供应商之间的“双赢”;而平台进行事后信息共享则可能损害供应商的利益。

衔接事前监管与事后规制——数字市场反垄断的新方向

数字市场的崛起向传统反垄断事后规制模式提出挑战——基础理论和技术失灵、严重的滞后性以及威慑度不足等缺陷在网络效应的影响下被无限放大。对欧盟和美国电信行业的成功案例进行分析发现,诸如《数字市场法》等事前监管措施介入数字环境下的反垄断领域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事前监管与事后规制之间存在天然界限,需要在错误成本最小化的基础上合理分配管控范围,同时两者务必保持各自的独立性,不可贸然将事前监管纳入既有的反垄断体系,而应坚持其对市场秩序和安全的追求,发挥其独特的价值功用。我国在引入事前措施的过程中应立足国情,建立公平竞争的审查机制,明确司法程序各阶段的主导治理力量,事前与事后呼应以保证良好的衔接与互动。

事后行为独立处罚视阈下的自洗钱罪数研究

作为事后行为,自洗钱已经具备独立处罚的条件,将其视为不可罚事后行为的传统观点有欠妥当。洗钱行为伴有明显的次生危险,本质上创设了新的法所不容许的风险,且该风险可以通过对洗钱发动刑罚权得以控制。对事后行为独立处罚是事后不可罚理论修正的表现。将自洗钱与上游犯罪数罪并罚具有正当性,但事后不可罚理论对自洗钱仍具有部分适用合理性。在自洗钱与上游犯罪并罚时,应在洗钱罪内部从轻处罚,避免重复性评价,达到罪责刑平衡适用的效果。对于自洗钱的定罪处罚,应当在故意范畴、期待可能性以及共犯从属性等方面予以限制。

事后合规刑法激励的正当性根据——积极一般预防的论证路径

刑事合规激励是“规制的自我规制”这一现代规制理念的体现。事前与事后合规的区分根据在于刑法激励的正当性根据不同,两者各自对应的教义学构造因此也存在显著差异。面对当前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正当性危机,法益恢复理论、需罚性理论(功能责任论)与特殊预防理论皆无法为涉案企业事后合规减免刑罚提供恰当、融贯且周延的依据。相反,积极一般预防理论为论证涉案企业事后合规激励的正当性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正当性论证框架。从积极一般预防“学习效果”“信赖效果”与“和解效果”的具体维度考察,涉案企业有效的事后合规措施可以作为刑罚的(部分)替代,从而降低大众的“刑罚需求”。然而,刑罚需求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核心内容,也为事后合规刑法激励划定了适用边界。

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的逻辑框架、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

相较于以单维规制和事前监督为基础的传统监管制度,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不仅搭建以“结果”为导向的规制体系,也强化过程监管和标准规范建设;不仅寻求监管主客体之间的正向博弈,也推动监管工具的优化应用。显然,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是有效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与维护老年人养老权益的重要保证。当前,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面临着监管机构设置失位、监管职权配置失衡、监管机制运行失范、监管手段应用失当等现实困境。为此,可通过创新养老服务监管机构设置、优化养老服务监管职权配置、健全养老服务监管运行机制及改进养老服务监管工具手段等举措,不断健全完善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

环评告知承诺制的现实困境及完善路径

近年来,环评告知承诺制的改革试点工作正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环评告知承诺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为以市场主体自我承诺代替事前实质性审查,以事中事后监管代替事前规制。虽然这种制度安排在提升审批效率,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改革举措合法性薄弱,偏离环评制度风险预防功能,缺乏成熟的事中事后监管工具,缺乏有效的公众参与制度安排等。因此为促进环评告知承诺制的完善,制度改革应坚持依法合规,并应重视风险预防,同时应着力提升事中事后监管效能,完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机制。

行政裁量基准中逸脱条款的适用及监督

为避免裁量怠惰、裁量僵化,行政机关开始在裁量基准规范文本中设置逸脱条款。逸脱条款允许行政机关可以在个案特殊或其他特别情况下,逸脱裁量基准作出行政行为。为进一步规范行政机关适用逸脱条款,需将事实与规范协调互动作为基本准则,保证行政机关既有适用逸脱条款的意识,又不过度依赖逸脱条款。行政执法机关在决定适用逸脱条款时应秉持审慎的态度,既应明确适用逸脱条款的启动主体,也应引入比例原则作为情境化审核的重要判断标准。通过规范适用说明理由制度、集体讨论制度和备案制度,力求对裁量权的运用施以严格的程序约束。在逸脱条款适用的监督环节,行政机关首先需要建立事后备案审查制度,保证行政权和司法权各自发挥自身的特色监督价值;其次需要建立逸脱条款适用的定期评估制度,保证逸脱条款定时更新,增强裁量基准的可操作性;最后还需要规范司法权的行使,明确司法审查的限度,调适司法审查的强度,保证行政权既受到约束亦受到尊重。

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法律规制的范式转型——反垄断法事前干预范式的构建

传统的反垄断法事后干预范式难以对互联网平台垄断力量的不断扩张形成有效约束,存在放纵垄断者的伪阴性风险。事前干预通过要求垄断者承担积极竞争义务来对垄断力量进行预防性控制,能够有效克服事后干预的伪阴性弊端。平台反垄断事前干预建立在互联网平台具有必要设施这一属性的基础上,需求侧规模经济的存在使大型互联网平台具备了控制网络竞争瓶颈的必要设施地位,对其施加积极竞争义务具有可操作性与有效性。平台反垄断事前干预的义务承担主体为必要设施互联网平台,义务内容为要求必要设施互联网平台无歧视地向竞争对手开放互联网平台生态,义务履行范围应限定于纵向市场竞争对手,以避免过于宽泛的积极竞争义务产生抑制市场投资的负面激励。我国的《平台分级指南》和《平台责任指南》应在主体、内容与履行范围方面作出相应的完善。

反垄断视角下促进大型平台开放数据的三重路径

数据是平台企业参与数字市场竞争的关键资源,大型平台获取海量数据后拒绝开放数据将产生排挤竞争对手的效果,损害数字市场上的创新与竞争。促进大型平台开放数据,保障数据自由流动是平台数据垄断的核心治理策略。促进大型平台开放数据的路径有三:其一,反垄断合规路径,大型平台建立内部控制机制,预防数据封锁风险,自愿开放数据;其二,反垄断事后执法路径,针对大型平台封锁数据行为开展反垄断执法,破除数据壁垒;其三,反垄断事前监管路径,事先为大型平台设定特定义务,通过强制大型平台履行数据携带、数据互操作等义务保障数据的开放与共享。反垄断合规路径重引导,强调平台自治,反垄断事后执法路径与反垄断事前监管路径重强制,强调外部管控。三条路径内外共治、紧密协作,形成对大型平台拒绝开放数据行为的综合性治理体系,保障数据有序、有度、有效开放。

全周期治理视角下我国“放管服”改革研究——以浦东新区促进盒马创新发展为例

在“放管服”改革的整体图景中引入全周期治理,旨在破除传统静态、孤立和僵化的思维方式,打通层级障碍、部门壁垒和条块分割,强化改革的整体效能,有效提升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本文从全周期治理视角考察浦东新区围绕盒马的企业生命周期,在不同阶段开展“两证合一”、事中事后监管、“一业一证”、海关监管流程再造等改革创新,形成系统集成“放管服”方案的全过程,并认为“放管服”改革是全周期的系统治理链条,是“需求识别-有效回应”的动态治理过程,地方政府要为“放管服”改革构建多元主体相互协同和融合的治理平台。

中国民航创新监管的重点路径研究

民航是一个具有密集监管属性的行业,民航发展离不开高水平的监管。目前,中国民航监管体系正处于改革密集期。在有限的机构和编制下,为适应新时代民航发展的需求,民航监管体系必须持续创新。创新监管的总原则是在持续简政放权的基础上,结合民航监管的特点与现实需求,对传统民航监管的理念、手段和方式等进行创新,以提升民航治理水平,解决民航现实问题。在民航创新监管改革的具体路径上,则需要提升监管效能,推进民航精细化、集约化监管水平,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以及创新民航监管手段等。

算法垄断风险的事前预防:理论证成、实践反思与路径优化

数字经济时代,面对具有复杂性、隐蔽性和技术性的算法垄断风险,过于倚重事后规制的传统反垄断实施方式呈现出威慑不足、成本较高且救济乏力的功能局限。基于风险控制的现实需求、预防垄断的立法原意、域外经验实践的成果,以及填补事后规制不足的考量,对算法垄断风险施以事前预防具有合理意义。审视当前的反垄断实践,可以发现,算法垄断风险的事前预防流露出了干预节点前置化、调整范围扩大化、实施手段多样化以及作用对象特殊化的倾向,虽有探索创新之价值,但也易于陷入激进预防、过度干预的误区。为框定事前预防的合理边界,应确定以“预防中性观”为内涵的折中改良理念,借助比例原则构画审慎实施思路,同时澄清事前预防的功能补充地位,实现算法垄断风险的理性控制。

人工智能驱动下算法价格歧视的反垄断规制:一个法经济学分析

人工智能的发展让经营者基于消费者信息精准预测其支付意愿从而进行价格歧视成为可能。从经济学角度,算法价格歧视能够提高静态效率,且在特定市场条件下,能够促进动态效率,提升消费者福利。然而,如果科技巨头利用价格歧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可能会产生排他性和剥削性效果,引发反垄断担忧。因此,是否对其规制以及如何规制需要反垄断执法机构从法和经济学角度综合权衡。我国《反垄断法》及其配套规范为监管数字垄断市场上的价格歧视提供了事后救济路径,而《价格法》等作为反垄断规制的补充,通过价格调控、个人信息保护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方式,为规范竞争市场上的违法价格歧视提供事前监管路径。该监管体系为解决数字市场上价格歧视反垄断担忧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但执法效果仍需实践检验。

基于磁共振成像阐释电针百会、印堂的抗抑郁机制

目的:基于磁共振成像技术探讨电针百会、印堂穴改善卒中后抑郁患者抑郁症状的作用机制,为电针百会、印堂穴的抗抑郁作用寻找客观证据。方法:在电针治疗卒中后抑郁疗效确切的基础上,采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从结构和功能2个维度探讨电针百会、印堂的抗抑郁机制。结果:电针百会、印堂穴能够改善卒中后抑郁患者的执行功能受损,这种改善作用体现在激活了大脑皮质的右侧前额叶、右侧前扣带、右侧额中回内侧、左侧中央后回。同时电针作用可以促进受损白质纤维束结构的修复,白质纤维束结构完整性较电针前发生改善的是:丘脑前辐射、小钳和上纵束。结论:电针百会、印堂穴可能是通过改善前额叶-丘脑这一环路发挥抗抑郁作用。

“放管服”背景下教师资格认定制度改革研究

在“放管服”改革的背景下,行政许可改革呈现审批集中化和审管分离化的趋势。作为市场进入类的行政许可,教师资格认定制度改革也呈现出相同的趋势和特征。教师资格认定的关注重点从事前许可逐渐转移到事中事后监管,在许可前审查的环节适用告知承诺、补试或免试制度,为申请人提供更为高效便捷的申请条件;在许可后监管的环节通过定期注册以及撤销教师资格的方式,加强对教师资格的监管。在未来,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可进一步改进许可前审查方式,加强审批和监管协同,注重事中事后监管,提高服务意识和能力,不断完善教师资格认定制度。

限制契约自由视角下强制性规范与公序良俗条款的适用研究

《民法典》第153条规定了强制性规范与公序良俗条款的适用规则,此为结合限制契约自由的事前模式与事后模式适用之典型,应作体系化解读。协调两种模式在合同效力判定中的适用,合理划定以强制性规范为核心的事前模式适用范围,明晰强制性规范的适用边界。对于未被立法者明示性质的规范,应以任意性规范推定原则的适用为基础,在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前提下,由法院根据公序良俗原则发挥事后模式的补足作用,以期对合同效力作出清晰认定。

企业在排污许可后的环境管理工作探析

企业的环境管理工作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企业在排污许可后,环境管理工作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要将环境管理与企业的生产活动、环境保护、产品、经营、服务等各项工作进行有机结合,对环境管理的各个环节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