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愈”抑或“缓解”:死刑复核程序改革论析

死刑复核程序之弊端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日益凸显,改革呼声日涨,最高人民法院适时推动立法进程,决定收回死刑核准权。但此项措施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从宏观和长远考虑,应建构包含死刑复核审的三审终审制。

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检讨与改进

1980年以来,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被下放使死刑复核程序名存实亡,立法上的疏漏和诉讼构造的缺失造成死刑复核程序难以起到最后的程序保障作用。试就完善立法、收回死刑核准权和改进死刑复核程序等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检察主导: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模式的构建

与世界范围内刑事司法权力的结构性变革相呼应,伴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建立健全,我国也出现了"检察官法官化"的权力转移现象,并在实质上形成了一种检察主导的刑事案件处理模式。该模式由控辩沟通机制、从宽兑现机制、案件速办机制和审查监督机制四个基本要素构成。不管最终适用何种审判程序,其"公安记录、检察建议、法院核准"的程序内核具有普适性。检察主导的程序模式既可以充分发挥我国层层把关诉讼模式的优势,又可以尽早实现繁简分流,推动认罪认罚案件的高效处理,但其在实施中也面临着权力失序的潜在风险。检察主导程序模式的构建不是否定审判中心,恰是要维护审判中心诉讼结构的有效运作。

论死刑核准权的收回与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

少杀、慎杀是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刑事政策。因特定时期的需要而将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长期、大范围下放,带来诸如死刑适用的标准不统一,二审程序与死刑复核程序“合二为一”,违反法律适用和法制统一原则,不符合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等严重弊端,应当采取果断措施,将死刑核准权收回。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分院是将死刑核准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的最佳方案。并结合司法实践,就应否坚持全面复核、全案复核、规定死刑复核案件审理期限、实行开庭审理、死刑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制等如何完善死刑复核程序问题进行了探讨。

陪审团在死刑案件中适用的价值分析

死刑案件作为最严重的案件,作为关涉公民生命权的案件,它的审判是我们在构建正当法律程序时需要关注的重点。文章以价值分析为主视角,从哲学思辨和实证分析入手,提出在我国的死刑案件中引入陪审团审判,以构建强大的死刑案件普通审程序之设想,试图通过在死刑案件中引入陪审团审判,扩大刑事司法中的民众参与和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之实现。

贪利性犯罪死刑正当性的犯罪学追问

贪利性犯罪的死刑是现阶段我国在死刑控制问题上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目前,理论上有关贪利性犯罪死刑正当性的思考,大多局限于法理或伦理上的一般性思辨,而缺乏从事实层面对“为什么对贪利性犯罪不应当配置死刑”这一核心问题的深入追问。基于死刑与贪利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特点具有不相容性、死刑与贪利性犯罪的原因具有不匹配性和死刑于贪利性犯罪无任何积极功效的分析,利用死刑与贪利性犯罪作斗争,在反犯罪策略上是一种缺乏事实根据的非理性选择。为此,在立法尚未改变之前,理性控制贪利性犯罪死刑的司法适用,是时代赋予司法者的政治和道义责任。

《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23条的诠释与解读——以鉴定意见审查判断为视角

2010年7月1日《关于办理(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已正式实施,该规定第23条明确规定了鉴定意见审查判断时应当着重考察的若干事项。鉴定意见作为现代诉讼活动中的"证据之王",在案件事实认定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甚至在(刑案件中扮演着"一纸定生")的角色。通过对《(刑案件证据规定》第23条的诠释与解读,进一(明确刑事案件,尤其是(刑案件中的鉴定意见证据能力及证明力,有助于切实保障案件裁判的司法公正、维护案件当事各方的合法权益。

中国死刑三十年历程回顾

在中国,死刑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死刑思想和死刑制度丰富而发达。然而,对于死刑问题的公开讨论,以及死刑制度的变革,从没有像近三十年尤其是近十年这样出现如此可喜的成果。盘点中国死刑三十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改革、开放、民主、法治向前迈进的坚定步履。

行政问责:理念、实践及其制度化——以昆明市公共治理对行政问责的具体探索为例

行政问责是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必要条件之一。注重行政问责的执政理念来自于执政者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准确定位,重视社会的自组织功能,以及对责任政府的科学理解。在具体的公共行政实践中,昆明市政府通过构建行政问责的制度环境,以服务而非管制为取向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等方式来实现高效的行政问责。

论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路径

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道特有程序。自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之后,死刑复核程序的应有功能仍未完全发挥。近期发生的一系列死刑案件更使得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再次成为人们极为关注的话题,死刑复核程序的修改也必将成为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规划内容之一。

死刑核准权的归属:历史、现状、未来

死刑核准权的归属是死刑复核程序的核心问题。在我国古代,死刑核准权由皇帝或皇帝亲自控制的中央机关行使。目前,死刑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收回,结束了死刑核准权除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外还部分地由最高人民法院下放给高级人民法院行使的局面,从而避免了由这一现状带来的很多问题。

论死刑核准权的合理归属

在我国,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分别行使死刑核准权的现状,曾起过不少积极作用,但现在问题不少,弊端很多。从法律依据、法制统一、确保死刑案件的质量以及古今中外的惯例上看,死刑核准权应归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以下设大区分院的方式统一行使全国死刑核准权。

论死刑核准权的回归

死刑复核程序是严格控制和适用死刑一种特殊程序。《刑事诉讼法》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但为了适应同严重刑事犯罪作斗争的需要,死刑核准权曾长期下放,导致产生了很多弊端。2007年1月1日,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这是20多年来,我国对死刑适用程序所作的最重大调整,对国家法制建设的发展和进步,将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论死刑核准权的归位与对生命权的保护

下放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在二十多年的司法实践中暴露出不少弊端,尤其是对生命权的轻视。而最高法收回死刑核准权的决定不仅有效地贯彻了国家"少杀、慎杀、严防错杀"的刑罚政策,更体现了法的价值的回归,彰显对生命权的保护。

《刑法修正案(九)》中死缓变更执行死刑的实体标准及程序探讨

基于满足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及现行死刑政策的要求,《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了死缓变更执行死刑的实体标准。新标准"故意犯罪,情节恶劣"中"情节恶劣"的认定应从严把握,其实质是综合衡量死缓执行期间故意犯罪的主观、客观方面以判断死缓犯是否已不具改造性。故意犯罪的查证应通过审判程序进行,《刑法修正案(九)》后核准程序启动的条件随之发生变化,层报核准审查中应坚持全面审查原则、妥当处理原死缓判决错误等问题。

论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

2010年7月生效的由最高人民法院等五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为死刑案件确立了较之普通刑事案件更为严格的证明标准,这是由死刑案件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这里的死刑案件应该是指最终宣判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既是死刑案件定罪的标准,也是死刑案件量刑的标准。由该《规定》所确立的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已是一种定格的证明标准,这一标准的适用不会造成普通刑事案件办案质量的下降。

死刑复核程序现存问题及完善之构想

死刑复核程序作为我国独具特色的程序制度,在严格适用死刑,防止错杀、滥杀,保障被告人权利和打击犯罪等方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是为了保证死刑质量而设置的最后一道程序保障。然而在实践中,无论是在立法、司法、还是理论中,都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导致难以圆满实现设立的初衷,因此,有必要加以修改和完善。

死刑复核程序若干问题研究

死刑复核程序作为《刑事诉讼法》专章规定的一项特别程序,在保障正确适用死刑、纠正和防止发生失误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这一程序仍然存在许多明显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完善。本文试就其中存在的有关问题进行粗浅的分析和探讨。

死刑核准程序应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董伟案件的几点反思

通过董伟案件 ,笔者认为死刑核准制度应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律师辩护制度还应进一步加强和落实 ,以保证司法审判的公开、公正。

死刑核准权回归的价值分析

死刑核准权是国家审判权的集中体现,是死刑复核程序的中心问题。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于死刑核准权的规定和适用存在着某些不妥之处,这直接影响了我国死刑政策的实现,妨碍了刑事法人权保障功能的达成。本文在死刑核准权从“下放”到“回归”的历史变迁中,深刻检讨死刑核准权“下放”之弊端,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死刑核准权回归的法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