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额商誉与商业信用成本:基于风险和内控视角

为厘清超额商誉与商业信用成本间的关系,从供应商与企业间融资成本视角出发,以2014—2021年沪深A股公司为样本,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分析超额商誉对商业信用成本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超额商誉正向影响企业商业信用成本;超额商誉通过加剧企业经营风险,进而增加商业信用成本;较高的内部控制质量对超额商誉与商业信用成本间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且随着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超额商誉加剧经营风险的作用会有所减少,相应其对商业信用成本的正向影响也会减弱;在独立董事比例高、高管股权激励水平高和高管薪酬激励水平低的情形下,超额商誉对商业信用成本的正向影响降低,较高的独董比例和高管股权激励能一定程度缓解超额商誉的负面影响。

超额信贷风险分析

政府干预是一把双刃剑，经济起飞时期，它可以弥补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缺陷，降低信贷活动的成本，甚至是提高信贷配置的效率；但政府干预并不是无条件、无成本的，其作用前提逐步削弱时，政府往往以强制合同的形式实施干预，强制合同收益与风险不平衡的分摊机制通常会加剧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形成比内生信贷风险更高比例的信贷风险--超额信贷风险。

供应链存在风险救助吗?——基于企业超额商业信用供给的视角

供应链关系是企业在激烈产品市场竞争中获得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本文基于匹配的2003—2021年上市公司供应商-客户关系对数据,考察供应商是否会对高财务风险的客户实施救助。研究发现:客户财务风险越高,供应商超额商业信用供给越多,证实了供应链风险情境下的企业间风险共担行为。异质性检验发现,客户销售潜力越高、供应商维系供应链关系的意愿越强时,客户财务风险与供应商超额商业信用供给的正向关系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供应商面临高财务风险的客户之所以选择救助而非远离,是基于转换成本的考虑。超额商业信用供给降低了供应链风险联动,增加了供应商的企业价值。本文的研究对企业超额商业信用供给决策提供了供应链层面的实证证据。

银行监督如何影响公司债发行信用利差——基于外部治理与信息外溢的渠道检验

基于2007-2019年公司债券数据,检验银行监督对债券发行信用利差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银行监督可有效降低公司债发行信用利差。信息外溢渠道主要通过降低超额债券溢价影响公司债的发行定价,且主体公司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影响越大。外部治理渠道的有效性体现在贷前筛选而非贷后督导。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所受银行监督水平越高,债券发行规模越大,限制性条款越少。因此,建议深入挖掘银行贷款的交叉监督功能,发挥金融资源合力,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产能过剩行业的信贷风险及其对策研究——基于韩城市个案的调查与分析

产能过剩是近年来中国产业发展的"痼疾"。本文以韩城市为例,通过对韩城辖内钢铁、水泥等行业样本的分析,研究其对银行业信贷风险的影响,提出降低产能过剩行业信贷风险的建议。

券商质押贷款融资的风险平衡设计

券商的资金缺口是一种超额信贷资金缺口 ,这种缺口主要是由券商的超额风险产生的。通过券商质押贷款 ,一方面可以解决券商的超额资金缺口 ;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地平衡风险 ,关键在于进行有效的风险平衡设计。

超额商誉与商业信用融资

利用我国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供应商和客户的角度出发考察超额商誉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超额商誉会抑制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中介机制检验发现超额商誉会使企业经营风险上升、会计稳健性下降,导致供应商和客户提供商业信用的意愿降低。拓展性分析还发现当企业处于市场竞争比较激烈的行业、市场化水平比较低的地区时,超额商誉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面影响更加显著。研究表明供应商和客户会将超额商誉视为企业高风险的信号,拓展了超额商誉负面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对于监管部门和企业制定相关决策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数字金融渗透与中国家庭债务扩张--基于房贷和消费的传导机制

家庭债务的过度扩张有导致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的可能,而数字金融的渗透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加速放大家庭债务的风险。通过CFPS微观数据样本研究数字金融对中国家庭债务扩张的影响机制可发现:数字金融具有信贷软约束特征,可导致信贷市场出现过度授信和过度借贷,引起家庭债务扩张,加大家庭负债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数字金融的使用广度和金融数字化的程度对家庭债务风险具有明显正向影响,数字金融的快速渗透和广泛应用推动了家庭负债上升,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则会对家庭债务风险发挥一定缓释作用。数字金融对家庭债务的扩张作用主要通过推动房贷负债比的上升和挤占消费性支出下降的传导机制实现。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对家庭债务风险的助推作用在高负债家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但随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上升而下降,这种作用规律在城镇和中西部地区家庭更加明显。同时,稳健性检验表明,数字金融对家庭债务风险的作用存在滞后和衰减现象,数字金融的当期影响最强,在滞后1期时减弱,滞后2期后不再显著。

基于KMV模型的适用性研究与应用分析——以A股市场主要过剩产能行业为例

本文通过对2007年—2012年钢铁行业和水泥建材行业共45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股票历史信息的分析,基于KMV模型原理,通过使用Matlab、Excel等软件,实证分析了近几年来上述企业的违约距离,并探讨产能过剩和信用违约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KMV模型适用于钢铁行业和水泥建材行业的信用违约测度,结果符合经济运行形势;同时,上述行业产能过剩并不能直接解释以违约距离表征的公司信用违约风险。

企业ESG评级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基于发债企业和债券投资者双方的视角

本文首先构建纳入企业ESG评级的信用利差确定模型,区分ESG评级影响债券融资成本的企业基本面渠道和投资者渠道,然后使用2009-2022年A股上市公司发行的债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ESG评级提高通过企业基本面渠道和投资者渠道共同降低债券信用利差,且后者的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企业基本面渠道体现为降低财务风险,投资者渠道体现为吸引具有ESG偏好的投资者。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基本面渠道在经济欠发达和安全事故高发地区效果更强,投资者渠道对非国有企业、非高碳企业更加明显。

财务柔性是否会影响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基于信贷过度扩张与表外业务渠道

建立及完善商业银行财务柔性维度的监管机制,对于防控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选取2010–2021年中国上市银行季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对财务柔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财务柔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具有促进作用.相对于国有银行部门和经济下行期,财务柔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促进作用仅存在于非国有银行部门和经济上行期.2)信贷过度扩张和表外业务在财务柔性与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关系中承担着多重中介作用,财务柔性主要通过加剧信贷过度扩张与提高表外业务渠道来促进银行系统性风险,“财务柔性-信贷过度扩张/表外业务-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传导渠道均有效.3)资管新规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两者关系具有非对称性调节作用.资管新规的实施会减弱财务柔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促进作用,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提高则会加剧财务柔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促进作用.4)区分财务柔性类型的进一步研究表明,现金柔性和债务柔性均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具有促进作用.该成果将为提升银行财务柔性监管效率及防控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银行过度信贷增长的测度与风险

基于中国2003~2016年16家上市银行样本数据,本文应用HP滤波方法对个体银行的过度信贷增长进行测度,并实证分析过度信贷增长和事后信贷风险的关系。研究发现:(1)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会受到过度信贷增长的正向影响,这证明中国信贷市场上存在"赢者诅咒"效应。(2)由于风险偏好存在差异,相对于其他中资上市银行而言,四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对过度信贷的敏感性更强。(3)过度信贷在增加信贷风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银行的稳定性,增加了银行的破产风险。

地方政府财政实力、超额信贷扩张与城商行流动性风险

信贷资金财政化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对其进行治理可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文章基于城商行独有效用函数构建理论框架,探究不同类型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通过隐性担保或融资替代对城商行超额信贷扩张及流动性风险的作用机制,并以2012-2019年间104家中国城市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地方政府一般性财政实力通过隐性担保激励城商行进行超额信贷扩张并提高自身流动性风险.其次,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与城商行信贷资金存在显著替代关系,因此可降低城商行流动性风险;新增政府债券收入则存在双向作用机制,其作为隐性担保指标将提高城商行流动性风险,但其融资属性也可抑制城商行流动性风险.最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超额信贷融资发挥了主要中介作用,融资平台、上市国有企业、上市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在一般性财政实力提高城商行流动性风险中发挥的正向调节作用依次递减.文章为深刻理解信贷扩张时期的信贷资金财政化形成机制、加强城商行超额信贷扩张的逆周期监管工作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