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

企业数据和知识产权的客体之间存有共性。二者的保护基础理论相互融通,并且企业数据权利与知识产权权利结构相近似,这为企业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奠定了基础。检视现有知识产权制度框架下保护模式的有限性以识别现有制度与企业数据保护问题之间真正无法重合的地带。构建和完善企业数据保护规则须对企业数据进行类型化结构,基于类型化区分和场景化差异探寻不同保护路径。从解释论角度而言,对于无法纳入既有法定权利范畴的企业数据权益,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规制未被类型化权益,关键在于客观审查数据使用行为是否违反商业道德。从立法论角度而言,可参照知识产权的行为规制赋权化路径,将规制焦点建立在对企业数据的利用行为上,对利用行为进行类型化提炼,建构一种以禁止权和报酬权为核心的不完满的控制权和有限度的排他权。

公交专用车道规划管理思辨及公共汽电车交通发展纾困

2023年上半年,公安部推出10项公安交管新措施,其中包括优化城市公交专用车道管理。北京、深圳、青岛、南通等地陆续发布公交专用车道相关管理措施,引发广泛讨论与关注。围绕公交专用车道管理措施背后的原因与调整的依据,公交专用车道本身的规划、管理与使用问题,以及公共汽电车交通运营困境,特邀城市交通行业专家学者和公共汽电车运营管理研究的一线工作人员以笔谈的形式交流观点。在此基础上,探索在城市存量发展阶段如何建立常态化路权变更规则和评估机制,以及公共汽电车交通纾困之路。

论CBA独家签约权制度——“周琦事件”引发的思考

“周琦事件”的症结源于CBA独家签约权制度,其旨在鼓励俱乐部自主培养球员并适当放开球员流动。但随着我国竞技体育职业化发展,球员利益保障规则缺失不仅暴露出该制度排除竞争与择业自由的法治困境,还反映出我国对体育特殊性理解的局限性导致该制度背后四方主体利益失衡。独家签约权制度源于域外保留制度,在欧美经历发展与完善并最终实现利益平衡。新《体育法》明确“竞技体育市场化、职业化”目标,为主体利益平衡确立价值导向。在此背景下,可在内部构建专门的转会交易谈判平台化解僵局,在外部通过体育仲裁以个案推动独家签约权制度的过渡完善,未来为自由球员转会制度的施行破除机制障碍。

非独创性企业数据确权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在辩证吸收对非独创性企业数据(以下简称“企业数据”)确权模式学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完善企业数据产权制度的具体方案,以服务于数据要素市场的发展。企业数据确权应当结合要素产权理论,跳出传统法律以“物”或“智力成果”为参照的判断逻辑,从数据要素化的视角看待企业数据确权问题,以数据产权作为“元概念”,并结合行业现状和企业数据的价值释放规律推导出分级分类的确权模式。具体而言,可将企业数据分为原始数据和衍生数据。原始数据利益交织、价值有限,产权结构难以配置,应适用责任规则,采取行为规制为主的多元保护模式,以激励数据流通。衍生数据价值较高且权属易于分割,应适用财产规则,明确企业享有持有、加工、使用、经营等权利,以激励数据创造。

药品数据专有权国际立法溯源与中国制度安排

药品上市审批对于药品安全有效性数据的专门审查要求,造就了涉及药品数据的独特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基于药品数据获取的高昂投入及其对于药品仿制与后续创新的重要价值,美欧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建立了药品数据保护机制,其逐渐成为一项国际性的法律规则。无论是美欧发达国家的立法,还是相关国际法律规则,对于药品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都呈现从商业秘密模式向专有权机制转变的立法格局。产业利益驱动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诱因,但归根结底是源自药品数据专有权有效兼顾原研发药企经济利益与社会公众健康权益的制度优势。鉴于此,在药品数据专有权保护的国际趋势下,我国应从本土药品产业激励创新与规范仿制的基本诉求出发,以必要的内部限制与外部监管明确药品数据专有权的法律边界,并通过药品数据动态化公示平台的设置与药品数据付费使用模式的创设,建构起与药品专利制度有机衔接的数据专有权保护机制。

论建立企业数据财产权的意义——以相关误区的澄清为视角

企业数据权利问题是近年来我国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的重点和学术增长点,建立企业数据财产权也得到了多数学者的支持。但部分学者对建立企业数据财产权的意义存在认知误区,并提出了反对意见,这使得企业数据的权属问题迄今仍未达成共识,并对数据基础制度建设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基于财产权本体论分析可知,建立企业数据财产权的效力意义在于赋予企业数据宽窄可把握的法律排他效力和最完备的法律处分效力,但不包括数据的事实支配效力。企业数据财产权的现实意义不仅仅在于激励数据的生产供给,其所赋予的数据排他效力与数据权利的可让渡效力在激励高质量数据的生产供给、有效促进数据的开放与社会化流通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财产形式与财产权的非排他转向——论麦克弗森和沃尔德伦对财产权理论的反思与重构

自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涌现了许多具有新特征的新财产形式。在这一背景下,以麦克弗森和沃尔德伦等为代表的当代西方学者构想了一种非排他的财产权理论。这种非排他的财产权理论试图基于人的需要或一般权利来推动实现个人自由和个人之间的相互承认。不过,他们过分高估了新财产形式的积极意义。新财产形式并非面向社会中的所有个人,其本质上仍是资产阶级对自身分配模式的局部调整。不过,这种非排他的财产权理论,特别是其关于扩展个人权利的诸多思考和论证,对我们而言仍具有启发意义。

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困境与出路

电子数据作为一种新兴的证据种类,已经成为当今网络数字时代的“证据之王”,但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情况并不乐观,原因在于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法律身份”尚不明确、权利基础较为薄弱、规则内容尚有缺失。对此,应当补充完善《宪法》及《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明确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地位及其救济的基本权利,并以权利保障为基点完善非法电子数据排除的源头规则,探索兼顾权利救济与真实性保障,有层次、有重点的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路径,为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打通出路。

量刑建议“一般应当采纳”条款之省思

依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的规定,量刑建议的效力延展至审判阶段,约束庭审法官的量刑裁量权。由于量刑建议“一般应当采纳”条款的扩张适用,其对程序公正与量刑公正均产生了连锁影响。由于审查起诉阶段牺牲了被告人量刑听审与量刑辩论权利,加之检察官担当审判之前的量刑法官产生的各种反作用力,量刑建议“一般应当采纳”条款对刑事程序公正有一定的反向阻力。同时,由于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难以尽责尽职进行量刑调查,更难以全面考量兼顾所有的量刑因素,确定刑的量刑建议很难完全体现刑罚公正。法院在个案中应当启动必要的庭审公诉审查,庭审阶段也应赋予法官充分的变更起诉罪名与量刑权限。设定科学的量刑方法、量刑情节的合理赋值等改革举措,有利于回归诉审制约与实现量刑公正。

浅议权利人视角下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的权利主张

从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的集成电路布图登记状况的数据可知集成电路行业的企业越来越重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权利保护,而在面临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引起的知识产权纠纷时,可借鉴的经验又很少。依据《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的规定,从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体系与独创性构成要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利人独创性主张的现状,引出布图设计权利人主张专有权的建议。布图设计权利人只有合理地主张权利,才能在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引起的知识产权纠纷中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高速公路自动驾驶车辆测试段专用车道动态使用研究

为实现高速公路自动驾驶车辆专用车道对社会车辆时空路权的动态管理,提出1种基于高速公路自动驾驶车辆专用车道的动态设置与使用方法。基于自动驾驶车辆进出专用车道实时状态的变化,通过智能道钉闪亮范围的动态调整、可变信息标志的布设与控制、清空距离以及安全距离的空间保障,动态调整专用车道上社会车辆的使用路权,保证自动驾驶车辆的安全、快速通行。通过合理设置专用车道的动态使用,为目前高速路网中自动驾驶车辆流量较小的应用场景提供新思路,降低投入产出比,既保证车辆运行安全,又能提高通行效率与道路资源利用率。

Defect and Innovation of Water Rights System

The rare deposition of water resources conflicts with its limitless demand.This determined the existence of the water fights transaction system.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ater fights transaction system requires clarifying the definition of water re- source right above all distinctly.At present,it is a kind of common right system arrangement which need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dispose of water resources.Though a series of management sys- tems guaranteed the government's supply of water resource,it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ater market seriously and caused th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to stay in the inefficient or low efficient state for a long time.Thus,we should change the government's leading role in the resource distribution and really rely on the market to carry on the water fights trade and transac- tion.In this way,the water rights could become a kind of private property fight relatively,and circulate freely in the market.As a result of this,we should overcome the defects of common fight, make its external performance internalized maximally and achieve the optimized water resource disposition and use it more effec- tively.

非法电子数据排除的理论基点与制度建构:以数字权利的程序性救济为视角

对数字权利的干预和侵犯,不仅来自私人主体或组织,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国家权力机关,特别是在刑事侦查违法取证中对数字权利的侵犯。在刑事诉讼中实现对数字权利的保护和救济已成为数字时代不可回避的理论问题。非法证据排除是程序性制裁和救济的重要措施之一,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将电子数据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司法解释虽然建立了电子数据合法性审查规则和排除规则,其主要是将技术性程序和真实保障程序的合法性作为审查内容,排除对象主要是取证程序有瑕疵、真实性无法保障的不可靠电子数据。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司法机关对非法电子数据主要采取“拒绝排除”和“依附排除”两种处理方式。前者以欠缺法律规定为由直接拒绝将电子数据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后者将电子数据依附于存储介质而纳入物证来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具有间接性、限定性、单阶性等特点,无法为数字权利提供充分、独立的法律救济。很多电子数据承载公民财产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违法取证可能干预数字基本权利,因此,需要在刑事诉讼中确立尊重和保障“数字人权”的基本理念,以回归数字权利的程序性救济为理论基点,将电子数据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

论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一个解释学的论证

法学家们纷纷为确立律师在场权而不断呼吁修改《刑事诉讼法》。但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1款其实早就确立了律师在场权;2012年《刑事诉讼法》虽对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做了调整,但宗旨未变;2018年《刑事诉讼法》继续通过值班律师制度进一步拓宽了该项权利的适用范围。但由于立法表述中缺乏“律师在场权”这样明确的字眼,加上刑事诉讼法解释学的滞后,以及其他一些不容忽视的原因,该项权利并未成为司法实务中真正的权利,而是一度遭到忽略,因此需要通过立法的重新表述或者通过司法解释对具体规则加以明确,同时通过配套制度的完善使该项权利成为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切实的保障。相应地,律师在场权应当成为一项实质性权利,在场的律师可以为嫌疑人提供现场法律咨询并就相关问题的回答提出建议;侵犯该权利取得的供述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医疗数据使用权的私法保障与边界厘定

医疗数据使用权配置是激活医疗数据要素作用的关键所在。医疗数据使用行为受到法律规制,但片面强调行为规制,无法满足医疗数据流通激励的现实需求。医疗数据使用权配置亟待完成。在具体的权利配置过程中,分散化、多点源的数据权利配置方式,不利于医疗数据公益保障,应当采用集中配置方法,以医疗机构为核心完成医疗数据私法赋权。医疗机构享有法定医疗数据使用权,并可对商业主体进行意定授权、向管理机构传输特定范围内的医疗数据。医疗机构对商业主体的意定授权,原则上以非个人数据为限,并需遵循许可方式限定的要求。管理机构调取和使用医疗数据,需要说明理由、保证效率、及时补偿。在紧急情况下,管理机构基于公益目的有权调取和使用医疗机构控制的医疗数据;在常态情形下,管理机构调取医疗数据需要经过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审核和授权。医疗数据使用权的实现以分层义务的履行为前提,具体包括一般义务、附随义务、特别义务三个层次。

独家交易、创新激励与福利效应——基于数字版权协议的分析

独家版权协议意味着版权所有者将作品的网络传播权授权给单方并获取相应的收益。本文构建一个贯穿上下游市场、涵盖三阶段博弈的分析框架,对长视频领域独家版权协议的竞争效应和政策含义进行规范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独家版权协议通过两条路径激励创新:一是当版权方占有议价优势时提高其收入,以激励作品创作;二是通过促进平台在下游市场竞争,提高平台的研发投入。相较于消费者福利,独家版权协议增进社会总福利水平的约束条件较为宽松。因此,为形成有效的制度激励,监管部门需要平衡版权方收入、长视频平台利润与消费者福利,构建并维持市场竞争秩序与知识产权保护的竞合关系,识别当下市场的竞争特点,对独家版权协议进行差异化监管。本文将独家交易的研究延展至创新经济学领域,重塑交易模式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品价值化中的角色,并为理解长视频产业链上下游市场竞争的互动机制提供了重要启示。

劳动力财产的产权逻辑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

劳动力财产商品化并与资本相结合,具有发展生产力和增加财富的积极作用,但会出现资本占有劳动生产的剩余价值问题,有损劳动力财产所有权的完整性、排他性,不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和共同富裕程度。劳动力财产资本化,不影响劳动力财产商品化,就像生产资料是资本,并不影响生产资料是商品一样。生产资料资本化为资本所有者股份和劳动力财产资本化为劳动者股份相结合的新型股份制,既有发展生产力和增加财富的功能,又有利于解决资本占有劳动生产的剩余价值问题,能够维护劳动力财产所有权的完整性、排他性,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共同富裕程度。深化劳动力财产产权逻辑的理论认识,对于坚持和维护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科技成果所有权的概念困境与矫正

建构职务科技成果权属规则是推动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方式,该套规则的建立需要对与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相伴而生的“科技成果所有权”概念进行界定。截至目前,涉及该概念的国家及地方政策多达百余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以及重庆、深圳、成都等地方性法规更是直接将“科技成果所有权”写入立法。“所有权”在法律上有着特定语境和涵义,且民事权利界分中没有直接以“科技成果所有权”为名称的法律权利,以“所有权”表达科技成果权属面临理论困境和实践困惑。为维护施行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权威,推动与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知识产权概念回归本源,应对该概念进行矫正,根据其内涵和指向,将其改造为“科技成果专有权”,使概念创造合乎民法理念,并塑造科技成果转化所涉各项权利配置的专属概念。

乡村数字能力障碍群体权利保障的策略选择研究--基于从“数字排斥”到“数字赋能”的转变视角

跨越数字鸿沟和保护“数字弱势群体”是当前中国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的重要议题,迫切需要引起更多学者的重点关注和深入研究。基于此,本研究从“数字排斥”转为“数字赋能”视角切入,尝试构建“数字赋能”驱动乡村数字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的理论框架,化解其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振兴发展。研究发现,当前乡村数字弱势群体权利侵害的症结主要在于数字排斥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政治因素的制度排斥、发展因素的技术排斥、组织因素的社会排斥以及文化因素的环境排斥。在乡村振兴时代倡导数字赋能是乡村数字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的内生需求与大势所趋。在具体策略层面,应从个体赋能层面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从家庭赋能层面构建社会保障网络、从社会赋能层面提高社会支持效能、从政府赋能层面完善顶层制度设计,以此保障乡村数字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促进乡村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专属经济区争议——基于航行自由视角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创设了专属经济区,这是不同于领海或公海的特殊海域,说明海洋权益的多元化及其扩张成为国际海洋法的现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专属经济区的法律地位和性质的表述并不明确,沿海国和航行国对于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义务划分及法律解释,一直存有分歧。海洋自由是国际海洋法的支柱性原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构建的国际海洋秩序,应认可航行自由的价值排序高于海洋权益,但这并不意味着航行国可以完全不尊重沿海国的利益和主张,沿海国主张对专属经济区拥有主权,以及航行国主张在专属经济区内有如公海一样的自由航行,都趋于片面。双方不应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列举规定以外扩大解释对于专属经济区的权利。现代国际海洋法理论的演化及更多的国家实践,会推动专属经济区问题的进一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