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

利用2008—2022年上市国有公司A股数据,实证检验了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并深入分析这种影响的作用路径以及异质性。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发展质量。进一步研究机制作用发现,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能够通过促进企业创新和提升信息透明度来提高企业发展质量。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竞争性国有企业和管理层权力较低的国有企业中,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更能帮助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研究结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的积极作用提供了有力证据,有助于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何以最高: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创构史

新中国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创构,本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理论和建政学说的中国化实践。基于巴黎公社确立的社会主义建政原则、苏俄/苏联的苏维埃制度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苏维埃和边区参议会的探索发展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创制出新,“五四宪法”全面建构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各项制度体系。厘定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最高性,需要释明四组关系:党的领导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人民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与宪法的关系,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与其他中央国家机关的关系。经由四组关系的对比和判断,方能确定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何以最高”。基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创构史,可归纳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四点规范内涵:最高并非自足,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党领导人民建政和执政的政治机关;最高立基民主,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在民主的基础上形成人民的政治一致性”的代表机关;最高但是有限,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旦完成制宪后就成为宪法之下的有限机关;最高兼容分工,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产生并监督其他中央国家机关的权源机关。

高管权力与公司治理效率——基于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视角

本文基于国有企业的高管变更视角分析了高管权力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以2004-2008年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1)总体上高管变更与公司业绩呈负相关,而高管权力的增强会降低其因业绩低劣而被强制性更换的可能性,表明国企高管的权力在高管变更决策中发挥了显著的职位堑壕效应;(2)发生了高管变更的公司其未来业绩有明显的提高,但这一促进效应仅在权力较小的高管被变更后出现,而权力较大的高管被变更后公司业绩并没有得到改进;(3)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政府控制层级的提升和制度环境的改善能够抑制国企高管的权力寻租行为。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国有企业高管权力的经济后果,并为当前有关国企公司治理和高管选聘体制改革的政策导向提供了经验启示。

机构投资者抱团与高管超额薪酬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本文借助2013~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数据,运用Louvain算法,通过构建机构投资者共同持股网络并识别网络团体,从高管超额薪酬角度考察机构投资者抱团行为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机构抱团后倾向于扮演“合谋者”角色,具体表现为机构投资者抱团规模越大,高管超额薪酬现象越严重;进一步从企业产权性质和高管权力两个方面探讨机构投资者抱团的治理行为差异,发现相对于其他企业,在国有企业和高管权力较大的企业中,机构投资者抱团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加剧作用更加明显。上述研究从网络社团结构视角重新审视了机构投资者抱团的治理行为,为证监会深化认识机构投资者治理角色,引导完善机构投资者制度设计、避免非理性的过度行为协同提供参考。

高管权力、股权结构与预算松弛

预算松弛是企业预算管理与公司治理领域重要的结合点之一,不仅是企业财务控制的重要目标,也是企业高管职位壕沟效应的重要策略工具。基于面板数据模型,本文就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权力对预算松弛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预算松弛受到高管权力的显著影响,高管权力越大的公司出现预算松弛的可能性越高;第一股东持股比例与预算松弛呈正相关性,不同终极产权性质对预算松弛影响显著;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出现预算松弛的可能性更大,并且高管权力对预算松弛程度的影响更明显。

国家调节权:第四种权力形态

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下一轮改革的关键是改政府。长期以来,我们的改革一直致力于"政企分开",即国家行政管理权与国家所有权分开,却将国家调节权长期混同在行政权之中。国家调节权与行政权有明显的区别,是一种独立于传统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形态。实现"十一五规划"政府职责的科学化目标,将改革深入下去,必须进一步分权,将国家调节权从行政权中分离出来。

高管权力、高管薪酬与现金股利分配

针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改革的制度背景,文章选取2009—2013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研究中国国有企业高管权力、高管薪酬与现金股利的关系,探讨高管权力的存在是否会影响薪酬与现金股利的敏感性关系。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国有企业分红与高管薪酬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与高管权力具有显著负向关系,并且权力较大的国有企业高管有动机也有能力通过发放较高的现金股利来"掩盖"其过高的薪酬,即高管权力增强了薪酬与现金股利的敏感性关系。

真实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研究

真实盈余管理作为近年来企业利润操纵的主要方式,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基于2012—2014年我国沪深A股数据,全面分析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高管薪酬、审计费用、产权性质、机构投资者持股会影响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提高内部控制质量、高管薪酬、审计费用、机构投资者持股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较高。

高管特征、企业异质性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来自风电产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技术创新是解决目前风电产业产能过剩、缺乏核心技术发展瓶颈的重要路径,最新文献已经发现高管特征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但研究结论尚存在分歧。本文以沪深两市风电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高管持股和女性高管对风电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国有风电企业和省会城市风电企业的技术创新优势会因内部治理结构短板而丧失。将企业异质性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中高管持股和女性高管对风电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区位在省会企业中高管持股和女性高管对风电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

经理人外部继任、高管持股与企业未来绩效——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实证研究

结合人力资本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分析经理人更迭过程中聘用外部经理人对未来绩效的影响以及高管持股在两者关系中的作用,研究表明经理人外部继任对企业未来绩效更有促进作用,其中对国有企业未来绩效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高管持股负向调节外聘经理人对企业未来绩效的正面影响。这些结果说明深化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国有企业提升经营绩效的重要途径。

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中的公司治理——规制与激励

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改善公司的营运水平、提升公司的价值。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从多方面进行调整。此次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涉及管理者薪酬结构的调整与薪酬水平的限定、对官员在企业兼职的管制以及通过员工持股计划实现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等诸多方面。相关规制政策的本质意图在于改善公司内部的激励机制,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规制的执行效果可以通过公司市场价值的波动加以判断,对于政策的作用机理及公司绩效的改善方式则需融合多学科的结构框架加以分析。在规制过程中,规制者也要避免受到其自身行为偏误的影响。

碳信息披露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2011～2015年CDP中国报告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11~2015年参与国际CDP项目的中国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投资效率视角探析碳信息披露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并就产权性质、管理层权力对二者关系的影响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碳信息披露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同时,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碳信息披露更能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管理层权力越大,越会削弱碳信息披露对投资效率的改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碳信息披露通过缓解投资不足和抑制过度投资的共同作用来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且这种作用在国有企业及管理层权力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政府俘获:一种值得警惕的腐败新形式——郭京毅案的研究

作为中国目前唯一被证实的政府俘获的典型案件,郭京毅案对认识转轨期中国政府俘获问题的特点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郭京毅案件说明,现阶段中国的政府俘获问题是一种决策型的腐败,是决策权和执行权合谋的产物,是权力和资本交易继续向纵深发展的体现,职能部门的中层技术官僚成为俘获者企业俘获的主要目标,且这种行为具有很深的隐秘性,因而带来的危害性和损失也远远大于执行性腐败。

水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实现路径及推进对策

回顾了学术界对水资源国家所有权性质的讨论,论述水资源国家所有权的法律地位,从公法和私法两方面分析水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实现路径,并探讨水资源国家所有权实现的推进对策,包括厘清水资源行政管理权与国家所有权的边界,明确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管辖职责,培育并发展壮大水权水市场,进一步健全水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促进水权流转。

股权激励强度谁主沉浮？——基于不同控制环境下的高管权力与能力视角

选取2007-2016年沪市A股与深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高管权力、高管能力以及产权性质对企业股权激励强度在授予阶段和行权阶段等不同控制环境下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授予阶段,高管的权力越大,授予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高管权力对股权激励授予强度的正向影响大于高管能力;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高管权力越大其被授予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2)在行权阶段,高管能力越强,其越有可能达到行权所设定的业绩目标,解锁行权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高管能力对股权激励解锁行权强度的正向影响大于高管权力;高管年薪对高管股权激励行权强度能够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在既定的股权激励业绩目标下,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高管权力越大其行权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

混合股权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研究——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分析

以2008—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国有企业改制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这两种不同的改革模式,考察混合股权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提高混合股权制衡度有助于抑制高管的薪酬粘性,其中在国有企业中提高非国有股权深入度、外资股权深入度对高管薪酬粘性的抑制效果更优,在民营企业中提高国有股权深入度有助于抑制高管薪酬粘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权、外资股权深入度在国有相对控股企业更能抑制高管薪酬粘性,混合股权制衡度在两类企业中都能起到对高管薪酬粘性的抑制作用,民营股权深入度在两类企业中对高管薪酬粘性无显著影响。混合股权制衡度与国有股权深入度在民营家族企业和民营非家族企业中都能显著发挥对高管薪酬粘性的抑制作用。因此,应充分发挥混合股权制衡的作用,合理配置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比例,优化高管持股方案,破除垄断行业进入壁垒,实现产业开放。

转型期民间投资及其法律规制的制度逻辑——一个关于中国经济法现实运作基础的经验考察

本文立足于已持续二十多年的中国市场化取向的渐进改革,借助发生在甘肃省古浪县时间跨度超过15年的农村“机井”投资纠纷司法个案,对其中牵涉到的农业生产基本设施(机井),及其所引发的公有产权(特别是集体产权)与私人产权之间因“产权交易”而展开的“博弈”的具体分析,揭示了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期民间投资的真实和普遍语境——即始终存在于同公有产权和国家权力相互碰撞和纠缠的夹缝中。在此基础上,通过反思现有法学研究及司法审判在方法和思路方面的缺憾,对转型期民间投资法律规制的制度逻辑进行了探讨,并结合其他领域的民间投资实践,对转型期中国经济法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现实基础进行了思考。

CEO权力、最终控制人性质与CEO薪酬权重

最新指标CEO薪酬与排名前三高管薪酬的比例关系（CPS），是衡量CEO在管理层内部权力的重要变量。本文采用2007～2010年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考察CPS与公司治理、产权的关系。研究发现，反映CEO权力的指标，包括CEO与董事长两职合一、CEO任期、CEO属于高管中唯一董事会成员、CEO持有股权等，都与CPS显著正相关，表明CEO确实通过其权力为自己薪酬谋福利，也是一个代理问题。研究还发现，相对于民企，国企的CPS显著更低，这可能是国企更注重公平，也可能是因为国企CEO目标多元化。研究表明，应该同时关注高管整体和高管内部薪酬结构及其代理问题，这对薪酬机制改革和监管都具有借鉴意义。更重要的，研究提供了CEO权力与代理问题研究的定量指标衡量方法，突破了现有文献定性指标衡量的限制，为代理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变量。

董事会文化、高管权力与股权激励效果——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董事长领薪方式(通过上市公司抑或其控股股东发放)来刻画任人唯亲的董事会文化,考察了高管权力与股权激励效果之间的关系以及任人唯亲的董事会文化对这一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权力与股权激励效果正相关,但这一关系在董事长薪酬通过上市公司而不是其控股股东发放时会大幅削弱。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是,国企改革除了要放权让利、政企分开和股权激励以外,更要建立和倡导良好的董事会文化。

国企高管持股、内部控制与过度投资——基于沪深A股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2011-2019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国企高管持股、内部控制和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企高管持股比例、内部控制质量均与过度投资显著负相关,两者交互作用于过度投资的关系体现为显著的替代效应。国企内部控制质量愈高,高管持股对过度投资的利益趋同效应则愈小,表明国企内控建设在偏重信息与沟通职能的同时弱化了内部监督职能。进一步研究发现:国企高管持股与内部控制分工抑制过度投资,且这种抑制作用在央企中表现得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