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利能力、现金流波动与现金股利——CEO权力的调节效应

选取我国A股市场2006—2021年的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低盈利能力高现金流波动对公司支付和增加现金股利意愿、外部融资需求的影响及CEO权力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低盈利能力高现金流波动会降低公司支付和增加现金股利的意愿、增加股权再融资的需求,但是CEO权力会显著增加这类公司支付、增加现金股利的意愿;进一步分析可知,CEO权力可以显著增加非国有产权公司、低竞争程度公司支付和增加现金股利的意愿,显著增加有股权激励制度公司的股权激励制度意愿和无股权激励制度公司增加股利的意愿。

CEO来源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战略变革的中介作用

CEO更迭是企业运营中的常见现象,因成长路径不同,内部提拔和外部招聘的CEO的知识、经验以及与组织的嵌入程度也有所不同,这就导致其对组织的战略变革和创新绩效产生不同影响。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CEO来源、战略变革、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假设,然后选取国泰安数据库中943条CEO更迭记录进行相关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外部继任CEO会负面影响企业创新绩效,而战略变革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企业选择CEO继任者时应充分考虑发展阶段和创新活动的持续性,同时注重加强高管人才的内部培养。

“定价”与“议价”:CEO复合型职业经历如何影响高管团队薪酬差距

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背景下,具备多元知识储备与全面管理能力的复合型CEO成为企业竞相争夺的对象。本文使用手工收集整理的2007—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CEO职业经历数据集,探究CEO职业经历对高管团队薪酬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CEO职业经历越丰富,高管团队薪酬差距越大。影响因素方面,经理人市场流动性越强、CEO声誉越高、薪酬外部公平性越高时,CEO职业经历丰富度对高管团队薪酬差距的正向影响越小,而继任来源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进一步研究中,首先验证社会网络在CEO复合型职业经历扩大高管团队薪酬差距时发挥的中介作用,其次验证CEO复合型职业经历在扩大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后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本文结论为企业完善高管薪酬制度安排与人才选聘机制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

CEO变更与企业环境治理行为:基于环境成本异质性的分析

根据“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国正处于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企业是环境污染与治理的主要微观主体,其环境治理投资不仅影响自身ESG表现,而且影响中国环境治理质量;而管理者(尤其是CEO)作为企业决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人,其投资选择受个体利益目标和内外部环境因素的双重约束,这意味着CEO的职位安全和决策动机会影响企业的环境治理投资。事实上,企业的环境治理行为有积极与消极之分,考虑到不同类型环境治理选择的功能差异,管理层的环境治理投资内容实际上反映了企业的环保态度。鉴于此,该研究基于2009—2020年度中国沪深两市A股高污染企业的统计数据,从管理者环境治理选择的动机及其实际效果出发,考察了CEO变更与企业环境成本的关系,探讨了CEO变更影响环境成本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政府补助和高管薪酬激励等内外部因素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CEO变更会增加企业强制性环境成本,抑制主动性环境成本,降低企业环境治理积极性,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后依然稳健。(2)进一步研究发现,CEO变更伴随的迎合动机和风险规避动机是导致企业增加强制性环境成本、抑制主动性环境成本的重要机制。(3)政府补助能够抑制CEO变更与强制性环境成本的正向关系及其与主动性环境成本的负向关系;高管薪酬激励会放大CEO变更与强制性环境成本的正向关系及其与主动性环境成本的负向关系。该研究为中国环境监管政策深化和企业环境治理决策优化提供了决策参考与经验证据。

非CEO高管独立性的治理效应——基于审计定价的证据

从高管团队内部治理角度出发,当非CEO高管相对于CEO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时,可以对CEO的不当行为发挥“自下而上”的制约与平衡作用。基于会计信息外部监督者的视角,通过考察会计师事务所对客户非CEO高管独立性的反应,来揭示企业非CEO高管独立性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非CEO高管独立性越高,则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定价越低。机制检验表明,上述结果主要因企业财务报表错报风险和经营风险下降导致。此外,当非CEO高管约束能力更强时,非CEO高管独立性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治理效应,进而降低事务所的审计定价;且这一关系在董事会监督效率较低、事务所类型为“非十大”的企业当中尤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非CEO高管独立性提高了企业收到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概率;而且即使审计定价降低,审计质量也并未下降。研究结论为明晰非CEO高管独立性的治理机制提供了重要依据,对于上市公司优化管理层结构以及事务所进行审计决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CEO商业资本与过度投资

以高管背景特征影响企业行为为主要切入点,选取2012—2021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全部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讨了CEO商业资本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及会计信息质量在二者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CEO商业资本能够显著抑制企业过度投资;高会计信息质量强化了上市公司CEO商业资本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企业产权性质是影响CEO商业资本与过度投资关系的重要因素。

信息技术背景CEO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CEO信息技术背景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CEO信息技术背景显著提升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行业竞争与CEO权力均强化了这一效应,且这一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集团隶属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的高管个体前因研究,对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启示。

CEO权力对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0~2020年中国沪深A股家族企业数据,构建并检验CEO权力对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及作用情境。研究表明:CEO权力对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长期导向在CEO权力与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由家族成员出任CEO正向调节了CEO权力与企业长期导向的关系,也强化了长期导向在CEO权力与数字化转型关系中的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代理问题不严重的情况下,长期导向机制对CEO权力和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中介作用更为明显;企业生命周期分组检验也证明,CEO权力对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成熟期更显著。

CEO财务背景丰富度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

以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CEO财务背景丰富度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CEO财务背景丰富度对成本粘性有抑制作用,CFO财务执行力在CEO财务背景丰富度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正向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和环境包容性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CEO财务背景丰富度对成本粘性的抑制作用在成长期企业中更加显著,但不存在企业规模异质性;CFO财务执行力对中位数以下规模企业和成长期企业的中介作用更加显著;环境动态性和环境包容性对中位数以下规模企业和成长期企业的负向调节效应更加显著。

双碳背景下CEO开放性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

双碳背景下重污染企业的绿色转型是必然趋势,而CEO在绿色转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2015—2019年重污染企业并购数据,研究了双碳政策实施以来CEO开放性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CEO开放性越高,重污染企业发起绿色并购的可能性越大;高管团队绿色注意力和短视倾向在CEO开放性对绿色并购的影响上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同时,CEO权力削弱了CEO开放性对高管团队绿色注意力的积极影响。另外,CEO开放性的提高会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并抑制普通并购,尽管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并购在短期内不会增加实质性绿色创新,但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异质性分析发现,CEO开放性的提高对绿色并购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高风险承担企业、低环境监管省份企业以及高行业期望绩效顺差企业中更大。因此,重污染企业在鼓励开放性CEO开展绿色并购的同时,要健全企业高管间的沟通机制,适当抑制CEO权力的过度使用,强化企业绿色发展意识,借助绿色并购实现企业绿色转型。

非CEO高管独立性与股价崩盘风险

文章以2007—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非CEO高管独立性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并从信息透明度视角探究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非CEO高管独立性与股价崩盘风险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表明具有独立性的非CEO高管发挥的内部治理效应抑制了股价崩盘风险;影响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具有独立性的非CEO高管能够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抑制股价崩盘风险;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非CEO高管独立性与股价崩盘风险的负相关关系在非国有、外部监督较弱、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对此,企业应充分重视和保证高管团队内部的独立性,政府应不断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从而保证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国家金融秩序稳定。

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研究

收入分配制度的合理性是保障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关键。然而,随着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作用逐渐凸显,高管薪酬不断提高致使高管“天价薪酬”成为普遍现象,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基于我国特殊的公司治理制度,以2010-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高管—员工薪酬差距进行研究,发现党组织融嵌公司治理有助于抑制高管—员工薪酬差距,而且党组织融嵌程度越高,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抑制作用越强;此外,这种抑制作用对国有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无政治关联、市场化程度低的企业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可以通过抑制管理层权力的扩大和降低企业风险进而抑制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从中国特色的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视角探讨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因素以及作用机制,对于丰富薪酬差距影响因素研究和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效应研究方面的文献,加强党组织建设、全面促进党组织建设与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机结合、优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CEO过度自信、权力配置与股价崩盘风险

基于沪深两市2006—2013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本文从行为金融视角出发考察了CEO过度自信心理特征及其权力配置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CEO过度自信会增大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并且,随着CEO权力增大,过度自信更容易导致公司股价崩盘现象发生。进一步将CEO权力细分为选择权和决断权之后发现,只有CEO决断权增大能显著加剧过度自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负面影响,且这一关系只有在选择权得到保证后成立。

高管团队职能异质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CEO权力的调节作用

CEO权力如何影响高管团队职能异质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是本研究的关键点。本文以2004-2013年上证、深证(主板)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高管团队职能异质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CEO四种权力在这一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团队职能异质性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公司CEO的结构权力、所有权权力和专家权力可以有效缓解高管团队职能异质性对企业绩效的负向作用;CEO的声誉权力则加强了这一负向关系。本研究首次验证CEO权力对团队异质资源整合的有效作用,丰富了高层梯队理论中高管团队职能异质性对企业绩效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模型。

CEO权力、战略差异与企业绩效——基于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

从战略决策制定的角度出发,将战略差异纳入CEO权力与企业绩效的研究,选取沪深两市497家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2011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CEO权力越大,企业选择偏离行业主流战略的可能性越大,从而产生极端绩效——极好或极差绩效的可能性也越大;战略差异在CEO权力对企业极端绩效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CEO权力对战略差异及企业极端绩效的影响。

高管团队特征视角下的CEO任期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众多前期研究已经关注到CEO任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但已有研究结论远未达成一致。基于高层梯队理论,以2008—2017年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高管团队特征视角重新剖析CEO任期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逻辑关系。实证结果发现:CEO任期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管团队特征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具体的,高管团队年龄、女性高管比例削弱了CEO任期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正向关系;高管团队教育水平、高管团队国际经验增强了CEO任期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正向关系;而高管团队任期对CEO任期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关系无显著影响。研究结论有助于缓解前期研究结论的矛盾,进而提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几点建议。

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研究——基于CEO权力调节效应视角

基于管理者自大假说,以2006-201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和分析CEO过度自信和CEO权力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CEO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支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CEO权力对企业投资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却强化了CEO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行为的促进作用.研究还发现,在不同CEO权力强度条件下,CEO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支出的影响存在差异;在CEO是否过度自信条件下,CEO权力对企业投资支出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CEO还是TMT——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距对于企业研发的影响

本文以手工收集的2012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数据为例,行为理论、锦标赛理论以及堑壕理论为基础,高管团队规模和控股股东为调节变量,实证分析了公司高管团队(TMT)薪酬差距对于企业研发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薪酬差距能够提升高管团队对于风险的接受水平,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距与公司的研发支出显著正相关。此外,本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差距对于企业研发的正向影响会受到高管团队规模以及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抑制,表明了锦标赛激励实施的局限性。本文的研究为理解民营企业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研发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