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十二)》行贿犯罪的立法修订及其适用

行贿犯罪的刑事立法经历了逐渐完善的过程,《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犯罪的立法修订也是这一过程的体现。《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犯罪的修订集中于刑罚层面,说明刑事立法并不以单纯的犯罪圈扩张为己任,刑罚完善与犯罪治理具有密切关联。行贿犯罪的立法修订有助于改变“重受贿轻行贿”的格局,尽力修复刑罚需求的体系协调性,注重情节对刑罚的调节功能。《刑法修正案(十二)》明确列举的从重情节提供了量刑裁决的合法性依据,但是也为规范适用留下了诸多困惑,需要立足立法规定及其刑事法治原则进行教义展开,确保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精准实现,防范泛化蔓延或者随意适用带来的刑罚失衡问题。

犯罪预防、被害人保护与犯罪追诉权配置——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背景

《刑法修正案(十二)》引发了有关亲告罪设置范围的讨论。当前支撑国家追诉原则的“公共利益”,在法益侵害的框架下理解,混入了不具有法益资格的宏大概念,且犯罪与法益之间的事实关联常被替换为被害人的主观联想;在犯罪预防的意义上理解,则会导致过度主观化、情绪化。犯罪追诉权的配置是一个权衡问题,如果犯罪仅侵犯个人法益,追诉犯罪可能反噬被害人的利益,且预防犯罪的利益并非明显优于被害人因犯罪追诉而被侵蚀的利益,就应当将犯罪追诉权配置给被害人。立法未将民营企业内部犯罪规定为亲告罪,但应当根据立法目的对相关规定作合目的性改造,将其追诉权配置给被害企业。

我国刑法死刑适用标准的体系解释——兼与冯军教授商榷

“死刑适用标准”的把握依赖于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罪行”、罪行极其严重的“极其严重”、“必须立即执行”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等问题的正确理解。而冯军教授针对上述问题的阐释有悖于刑法教义学所倡导的体系解释。从体系解释出发,“罪行”应仅仅指行为的客观危害,而不应包括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极其严重”应指犯罪性质特别严重的犯罪行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结果(后果);“必须立即执行”应包括两种情形:一是犯罪分子所犯罪行符合“极其严重”的基本标准,且具有从重处罚量刑情节,或者犯罪人的主观恶性明显严重;二是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已经超过“极其严重”的基本标准,且不具备从宽处罚量刑情节,或者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并非明显较轻。“不是必须立即执行”应包括三种情形:一是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刚刚达到“极其严重”的基本标准;二是犯罪分子主观恶性明显较轻;三是犯罪分子具有法定应当从宽处罚的量刑情节或者具有特定范围的酌定从宽处罚量刑情节。

实质平等保护视角下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背信犯罪的司法认定——以《刑法修正案(十二)》相关条文展开

《刑法修正案(十二)》将民营企业内部人员纳入《刑法》第165条、第166条、第169条规制范围,进一步加强了民营企业产权平等保护。对于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应在形式平等之下,关注不同所有制企业内部人员实施背信犯罪的本质区别,实行差异化保护。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背信犯罪的司法认定,应在与国有企业内部人员背信犯罪区分的基础之上,结合《公司法》相关规定与理论进行。具体而言,事实董事能够被解释为“董事”;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实施相关背信犯罪的认定则需视具体情形而定;一人公司、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亦能被“其他公司、企业”所涵摄。对于行为的结果,应对是否造成“重大损失”进行实质判断,避免以义务违反替代财产损失;至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认定则属于违法性判断问题,相关背信行为取得股东会或董事会同意的,原则上不构成相应背信犯罪,但特殊情况下(表决权滥用等)也可能构成犯罪。

《刑法修正案 (十二)》修正内容之规范解读与思考

《刑法修正案(十二)》的内容主要涉及贿赂犯罪和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背信犯罪两个方面。相关背信犯罪的犯罪主体由公领域(国有单位工作人员)向私领域(民营企业内部人员)延伸。对于相同或者相似的背信行为,我们不能仅因为受损企业所有权性质的不同而对相关行为作刑法上的区别对待。《刑法修正案(十二)》在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等背信犯罪中对不同犯罪主体实施相同背信行为的规制体现了横向对称立法方式。《刑法修正案(十二)》调整单位受贿罪等贿赂犯罪的法定刑,体现了纵向对称立法方式。修正条文增加的全新罪状不能溯及既往,调整个罪法定刑等内容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溯及既往。“司法消极”根本无法消除“立法积极”所引发的法律后果。在保护法益与保障人权之间不断寻求动态平衡的同时,应当在修正刑法条文时继续反思非对称性立法等问题。

刑法体系化思维的发展及其教学应用

刑法理论研究的思维模式,经历了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过程,体系化思维的实现路径经历了从“概念思维”到“类型思维”的转变,刑法课程的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也随之产生变革。以类型思维为主导的体系化思维在刑法教学中的具体运用,可以从知识整合的体系化思维、案例分析的体系化思维以及理论与实践相互融合的体系化思维三个方面展开。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两卡”型帮信罪的治理路径研究

从刑事一体化视角考察,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急剧扩张适用主要是因为,在政策落实上因片面适用“从严从重”而易突破成文法;在犯罪认定上因割裂了实质与形式要件而降低入罪门槛;在行刑界分上多以“量”为标准而阻碍了案件分流至行政处罚;在犯罪预防上因相关措施缺乏针对性而难以使民众产生抑制动机即预防效果不佳。由此,刑事一体化下的“两卡”型帮信罪治理路径,既要严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又要坚持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等原则,予以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既合理又合法的定罪处刑与刑行分流分治,积极采取多维源头治理有效遏制“两卡”型帮信行为的滋生。

关于新型毒品案件的刑事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变迁,新型毒品案件在全球范围内频繁出现,挑战现有的刑事法律体系。为解决新型毒品案件刑事法律适用中的多重难题,通过对改进毒品性质的推定方法、优化贩卖数量的推定标准、调整纯度折算方法、明确情节严重性的判定标准四个方面进行研究,旨在提高刑事法律适用的效率和公正性,实现对新型毒品案件更科学、更合理的法律适用,以此为相关人员提供实践参考。

案例教学法在高校刑法教学中的应用探析

案例教学法以实践性、情境性和互动性为特点,通过引入真实或模拟案例,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分析和解决实际法律问题。在高校刑法教学中,案例教学法能提升学生的参与度、知识应用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文章阐述高校刑法教学应用案例教学法的重要性,分析案例教学法的基本原理和特点,探讨案例教学法对高校刑法教学的影响,指出案例教学法在高校刑法教学中的应用策略主要有案例选择与准备、案例引入与分析、小组讨论与角色扮演。

高校刑事诉讼应用型实践课堂教学改革探研

高校刑事诉讼应用型实践课堂教学改革是建设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前提,是高校实现内涵式发展、推动应用型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发展路径,也是满足新时代人才发展需求的基本路径。目前,高校“刑事诉讼法”课堂教学存在教学内容偏重理论知识的浅层次解释、知识输出方式过于单一、考核方式过于固化等问题。基于此,高校要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实现专业教学与职业需求、社会需求的无缝对接,为社会培养更多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

构建“四个衔接”机制强化施工船舶配员监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海安法》)是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的母法。用《海安法》推动解决海事监管重点难点问题,是海事系统做好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以在施工船舶配员监管中构建《海安法》“四个衔接”机制为例,探索加强“法法衔接”,推动《海安法》落地落实。

《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若干重点问题的理解

《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此前会议纪要的规定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发展和完善,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实践导向和问题导向,突出打击重点,注重打击效果。代购毒品的认定要处理好其与贩卖毒品的关系,既要避免贩卖毒品罪的不当扩大化认定,又要防止犯罪分子以代购毒品逃避惩罚。要注意科学区分麻精药品、药品和毒品的界限,确保行为准确定性。毒品犯罪死刑适用要重视区别行为人特点、行为性质和情节等,严格审慎地决定适用。纪要否定犯意引诱的合法性,注意准确认定“本无犯意的人”的含义。未成年人不应构成毒品犯罪的再犯。要科学、全面地理解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含义,确保纪要的妥当适用。

网络刑法解释扩张的路径、原因及其合理限制

近年来,以网络犯罪为代表,刑法在解释适用过程中出现明显的扩张倾向。网络刑法解释的扩张路径包括犯罪对象、犯罪空间和规制主体三个方面。出现扩张的原因包括:罪刑法定原则还未有有效契入司法运行机制的法制背景环境;层出叠现的网络科技犯罪手段带来大量刑法治理需求;网络科技的发展又给公众舆情带来开放的自由表达空间等。网络刑法的扩张适用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罪刑法定原则,应当对网络刑法解释加以合理限制。相关解决方案:在制度上,建立反向否定的案例指导制度,避免机械司法;工作中,从事前和事后两方面提升监督质效,防止监督流于形式;在解释规则上,先明确网络犯罪的类型,根据不同类型确定刑法解释的方向;再通过“文义”与“价值”两方面同时把控,厘清解释的限度;理论分析上,挖掘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等价性。

论自动驾驶汽车涉罪的刑事责任与刑事立法的完善

自动驾驶汽车相较于传统汽车具有更加方便快捷的优势,但受限于自身的处理系统、算法编程等因素,自动驾驶汽车在行驶过程中难以保证绝对安全的状态,发生事故后会面临着比传统汽车更为复杂的刑法适用难题。关于自动驾驶汽车涉罪的责任主体,要综合传统刑法理论基础和自动驾驶的等级划分进行分配,区分驾驶员及其他责任主体的刑事责任。驾驶员的刑事责任主要考虑其对于事故的发生是否存在故意或过失,关于自动驾驶汽车的研发、生产、销售等其他主体除了产品责任以外,考虑其承担刑事责任则主要分析其是否存在注意义务。针对不同主体刑事责任的划分,应当加强配套相应的责任承担体系。

《反有组织犯罪法》视域下涉黑涉恶罪犯的监管矫正

涉黑涉恶罪犯的监管与矫正是反有组织犯罪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反有组织犯罪法》在此方面有诸多制度创新,如强调个别化处遇原则和依法从严管理原则;确立异地执行刑罚制度;严格规范“减假暂”适用,设立减刑、假释建议的复核制度和减刑、假释案件的实质化审理制度,以及财产性判项与减刑假释的关联机制;完善罪犯刑满后的保护与管束机制。这些创新性规定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刑罚执行制度,对常态化扫黑除恶工作具有促进作用。

论我国反垄断刑事责任制度的构建

根据2022年新修订的《反垄断法》,违反《反垄断法》且构成犯罪的行为人将被追究刑事责任,这对我国反垄断刑事责任制度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构建以垄断行为有限入罪为核心的反垄断刑事责任制度存在必要性与合理性。甄别各类垄断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差异后可见,垄断行为有限入罪的适用范围应当包括横向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在垄断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中,犯罪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的公平竞争关系;危害结果包括重大经济损害和反垄断损害;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犯罪主观方面是行为人明知所实施的垄断行为具有排斥市场公平竞争、损害消费者福利等危害结果,并希望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直接故意。在立法模式上,应采用法典模式,以契合我国的立法传统并实现反垄断刑事处罚与反垄断行政处罚的合理衔接。

网络猥亵犯罪的理论建构与刑法适用

网络猥亵已成为司法实践中频发的新型犯罪,而对此类犯罪司法实践与刑法理论间存在罅隙亟待弥合。理论上,应当将网络猥亵界定为行为人通过网络媒介猥亵他人的不法行为,涵摄网络隔空猥亵与网络直播猥亵两种类型。通过对“猥亵”文义分析及进行范畴学、类型学检讨,“网络猥亵”并未超越“猥亵”的文义射程,以此贯通以既有罪名规制网络猥亵行为的理论通道。在罪刑法定的框架内规制网络猥亵犯罪主要适用强制猥亵罪、猥亵儿童罪,应当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坚持对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入罪时注意“被害人年龄层次的刑法差异适用”“‘在公共场所当众’的认定”“行为样态差异化入罪与加重情节作用变更”三个特殊问题实现合法入罪,并建构“年龄差规则”“刑法法定出罪规则”“非犯罪标签化制裁优先规则”三大规则实现合理出罪。

袭警罪限缩适用论

袭警罪的适用存在泛化问题。立足袭警行为暴力分层,强化警察执法权威的尊严和正当,应对袭警罪适用总体持限缩态度。治安纠纷中,轻微袭警行为属于公民特定情境下的应激反应,刑法应当谨慎限制公民权利,慎重介入警民冲突;袭警罪处罚的对象,更多的是社会中下层普通民众,实施袭警行为往往缺乏违法性认识,对轻微袭警行为,可以以行政处罚替代刑事处罚的,应当尽量避免运用刑罚方式予以处置。遵循刑法宽容理念实现袭警罪的限缩适用,对袭警罪的法益应界定为“警察公务保护”的单一法益,对袭警行为的“暴力性”应予限缩解释,袭警罪的对象一般不包括辅警,袭警罪主观方面应当具有妨害警察执法的主观目的,袭警罪的处罚方式应当注意行刑衔接。办理袭警罪案件,应当以限缩为原则,加强具体情境把握,以实现良好效果。

我国法域外适用的体系建设研究——以刑法域外适用为例

本文采用比较研究和实证分析的方法,结合审判实践,探讨了现行刑法域外管辖条款中存在的若干不完善之处;并在对刑法域外适用的“效果原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就刑法在域外管辖方面如何与若干现行部门法衔接以及反阻断法律规则的完善进行了思考:认为应将刑法的犯罪主体扩展至境外单位,将受害人的范围扩展至中国公司,确立“效果原则”作为我国刑法域外适用的原则,对刑法分则中未规定的罪名进行修订补充以适应立法的完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刑事裁判的路径研究——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155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在刑事裁判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短板”所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以人民为中心、“三个效果”有机统一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刑事裁判的理论根基。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155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刑事裁判面临适用范围狭窄、缺乏话语转换、定量功能羸弱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法官积极性不高、机械司法现象普遍,指导性案例不足、释法说理过于粗疏,“重定罪、轻量刑”的司法观念浓厚。因此,要切实为法官减负,将其从繁琐的非审判性业务中“解放”出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柔化刚性司法;要发布指导性案例,通过话语转换融合情理法充分地释法说理;要摒弃“重定罪、轻量刑”的畸形司法观念,并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定性与定量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