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雎》诗解辨正

依照礼乐制度及相关文献材料 ,《关雎》当作于周召分陕而治时期。《关雎》本义应从主题义与主旨义两个层面来理解。《关雎》蕴涵着对殷周交替时期的淫乱风气与抢婚习俗的批判并确立了妇德观。《关雎》诗用发生过三次大的变化。《毛诗大序》释义准确而后来诸说多有误解。

论以礼说《诗》的因缘、源头及相关原则

本文认为以礼说《诗》的因缘、源头在于《诗经》反映周礼的客观实际。《左传》可以证明以礼说《诗》的阐释实践早在孔子之前,孔子的言论不是以礼说《诗》的源头。以礼说《诗》应该遵循实事求是原则。

赵明诚所记《汉石经遗字》之价值

熹平石经为统一汉代经师家法文本歧异而刊刻,却因战乱和迁徙而毁弃、沉埋,范晔《后汉书》混淆汉熹平石经和魏三体石经,使字体、经数含混难知。唐宋不断有残石出土,宋代士大夫多据范书立论,越说越乱。唯赵明诚目验残石,详考文献,得出熹平石经刊刻不止六经;蔡邕所书为八分隶书,三体石经是曹魏所刊。更详校残石文字,揭示《鲁诗》与《毛诗》篇次不同,八百年后,罗振玉利用新出残石证实赵说,使我们能够真切看到汉代经师歧异文本的真实内涵,进一步认识汉代今古文的差异。赵明诚揭示汉石经"篇次不同"之说,不仅是石经研究更是经学研究史上值得表彰的一个发现。

《儒林外史》中《诗经》解读的文化意义和叙事功能

吴敬梓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也是一位《诗经》研究专家。他将自己学术研究中的得意部分融入《儒林外史》,与同时代的《野叟曝言》之类"以小说见才学者"不一样。后者的目的在于借小说展示学问,吴敬梓则别有深意。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大谈他关于《女曰鸡鸣》的研究心得,目的不是炫耀自己的学问。他其实是从说《诗》入手,表达他对隐士品格的推崇,为描写两对无意于"功名富贵"的夫妇寻找经典的依据,唤起读者对他们的敬慕之感。吴敬梓把自己的《诗经》研究心得放进小说,不仅是一种塑造人物的方式,也是一种评价人物的方式,还有助于传达作者的文化理想和道义理念。

“普天之下”章句《诗》说遗义

《诗·小雅·北山》第二章前四句“浦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晚周的解说多异,见载于《盂子·万章上》《荀子·君子》《韩非子·忠孝》《吕氏春秋·慎人》《战国策·东周》等文籍。该章句解说之歧异成为晚周诸子《诗》说的焦点,也是比附《诗》说与本体《诗》说冲突沟合的诱因。中国诗学观念之激发,实得力于“普天之下”章句异解之推波助澜。

元典如何被接受

人们面对古典,其所诠释的过程,必定不是对原典全部信息的接受,而只是主观上发现了哪些信息,即是选择性接受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古典之"元意"并非可能尽"述",解诗必定有着主观性,注家之意,也必定受到他的身份、学识、注诗出发点的制约。所以"元意"是相对的,"诗无达诂",诗可能被误读,甚至出现"注我"情况。由此,诠释的过程即是接受的过程,因而必然带有主观的性质。注释只有名物的正误,而并没有观点的是非,因为诠释与接受,本身便是一种动态关系。

论王念孙父子治《诗》方法及现代影响

高邮王氏父子是清代著名的考据学大家,在清代《诗经》学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王氏父子《诗》学成就得益于其家学传统、个人的勤奋努力以及同代学者的相互鼓励。他们以博采群书、融会贯通的治学精神,通过因声求义、归纳通例、以三家诗考证文字的治学方法,取得超越前人的巨大成就,并对现代《诗经》学研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诗经》“如月之恒”句义辨证

“恒”字的甲骨文形体为月亮位天空之中状,篆书“恒”的形体已有讹变,故《说文》对“恒”的形体分析不确。不过,《说文》“恒,常也”的解释作为“恒”一词的本义是可信的。“恒”一词本义的发生背景和月亮有关,所谓“恒”的“恒常”本义是指月亮在天空中运动与有其规律性。“如月之恒”,即象月亮那样恒常(运动),比喻生命有常,而不是其相反的变化不定的无常状态。

论王夫之“内丹法”释骚

王夫之以内丹术语注释《楚辞》,为大多数学者所诟病。他们认为,用道家术语来诠释儒者著作有失偏颇。为了更能清楚了解王夫之以丹法释骚的合理性,需从《楚辞》注本内丹法之渊源;王夫之注《离骚》、《远游》内容之丹法体现;以及王夫之"儒体道用"之内丹法等方面来探究其注《楚辞》的意义及思想主旨。

以诗论道:朱熹治《诗》的主旨与方法——以《诗集传》为考察对象

“以诗论道”是朱熹《诗经》学思想的重要体现。朱熹治《诗》的方法大致可以概括为经传分离、以经解经、由情入理三个方面,既主动剥除前人见解,直接于经文本义上探查义理,又在《诗经》解释中援引《礼》《易》《春秋》之言来相互论证,以体现史论结合的特色。同时,朱熹还在《诗》学阐释中关注作者的情感表达,在此基础上进行义理发挥,肯定了《诗经》的文学特性。朱熹的《诗经》学随着其理学思想的发展而体现出独特性,并促进了其道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试论《韩诗外传》诗学体系的建构

《韩诗外传》是现存唯一的一部三家诗著作,它与已经亡佚的《韩诗内传》一样,是韩婴“推诗人之意”的著述成果,即都是解《诗》或传《诗》之作。韩婴作为太傅,在撰述《外传》的过程中,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在著述体例的选取、结构的安排、释《诗》类型的运用、《诗》说特色的结合四方面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建构了一套围绕自己诗学主张而传达自己儒家思想的诗学体系。这一诗学体系是在先秦诗学精神的指导下,结合自己所处时代诗学的发展和教育的目的而建构起来的。这一体系的建立鲜明地传达了《外传》这一诗学著作的特色,对汉代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