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对中国服装出口韧性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在服装产业领域,产业集群现象尤为突出,已成为我国服装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模式。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出口结构及其对产业韧性的影响成为研究的焦点。本文运用中国服装产品出口数据,从需求侧出发,深入探讨了服装产业集聚对出口韧性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发现:产业集群与短期服装出口韧性负相关,且这一结果能够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进一步拓展空间杜宾模型发现,产业集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复杂的影响机制,产业集群虽然抑制了本土的短期服装出口韧性,但促进了周边地区的短期服装出口韧性。基于此,本文提出政府应实时调控,抵御外生冲击;通过建立区域内的风险共享机制,实现由竞争向协作和互惠的转变,以期持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构建区域风险共担机制,防范新时期外部冲击风险。

外需冲击、农产品“出口转内销”和企业绩效:来自涉农企业的微观证据

入世以来,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迅速增长,但需求端的挑战亦不容忽视。作为重要的农业主体和出口部门,涉农企业的“出口转内销”决策对消解外需冲击、促进农业升级有着重要意义。识别了外需冲击下涉农企业出口与内销间的替代关系,同时检验了“出口转内销”是否存在产品和企业异质性,并考察了“出口转内销”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涉农企业在外需冲击下存在“出口转内销”行为,1%的出口下降平均会引起0.366%的内销上升;“出口转内销”在不同产品与企业间存在异质性,原料产品和内向产品(如简单产品、面向东部膳食区产品)更容易转内销,而外资企业和小规模企业转型效率高于国有和大规模企业;外需冲击会造成涉农企业经济绩效下滑,但农产品“出口转内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需冲击产生的负面影响。

我国银行间双边风险传染效应研究——基于出口需求波动冲击视角

以具体化风险源为研究出发点,从贸易出口额下降冲击角度预测和识别我国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诱导因子。在此基础上应用20家银行2008年至2012年数据,估算了在不同损失率下资产负债表关联的银行间市场双边风险传染效应。结果显示,规模较小的银行更易受外部冲击的影响;诱导因素与其他银行关联度越密切,破产门槛越低,系统越不稳定。

后危机时代中日韩对外经贸关系分析

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在2009年二季度以后呈现扩张趋势,世界经济开始步入"后危机时代"。高度依赖出口的中日韩对外贸易在危机中受到严重冲击,但随着广泛的刺激经济政策起效、外需加强等因素,三国对外贸易在减幅逐渐收窄后转负为正。三国之间以及三国与美国、欧盟、东盟等世界主要经济体贸易联系最为紧密。三国应针对短期内难以改变的高度依赖外需的发展模式和当前以美元为主要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制约因素,加强区域内贸易,拓展贸易渠道,加强金融合作并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以促进本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的持久恢复。

外部需求冲击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模式使得其容易受到外部经济表现的影响,其中外需冲击是重要的渠道。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出口一方面为外部需求所拉动,另一方面其竞争力体现为成本优势。在前期出口成本上升和目前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相继进入衰退的情况下,为稳定出口增长,中国应在短期适度回调出口退税率和稳定人民币升值幅度,在长期致力于技术进步。

汇率冲击与中国出口行业生产率分布

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年的数据,分析2005年中国的汇改冲击对中国出口行业的生产率分布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不同行业属性对这一关系的影响。本文使用了倍差法,利用中国的非出口企业作为参照组,进行了细致的实证分析,并分别从行业层面、地区层面以及样本偏误等角度进行了综合的稳健性分析。本文的结果显示:(1)2005年的汇率冲击显著地缩小了中国出口行业的生产率分布。(2)从行业角度看,汇率改革冲击对低利润率出口行业存在显著的影响,即缩小了低利润出口行业的生产率离散程度。(3)从地区角度看,汇率改革对东部地区出口行业减少资源错配的效果显著。(4)在考虑了样本选择性偏误后,本文的结果依然是稳健的。中国政府应当进一步放宽对价格机制调控的政策,使用市场手段调节价格,减少资源的错误配置,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出口行业的竞争力,促进中国出口行业的产业升级。

贸易崩溃、出口多样化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通过构建一个多产品多市场的理论模型,本文重点研究出口多样化对企业盈利和生产率的影响,并借助2009年全球贸易崩溃这一自然实验对理论模型的推论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贸易崩溃期间,进口国需求萎缩会降低中国上市出口公司的盈利和生产率,而出口目的国和出口产品种类较多的企业的盈利和生产率降幅较小。这意味着,提升企业的出口多样化水平,有利于降低负向需求冲击对出口企业绩效的不利影响。

我国财政政策有效地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吗

利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我国财政政策在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抵御不利出口冲击方面的作用。研究发现:(1)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不利出口冲击对我国经济有重要影响;(2)在抵御不利出口冲击方面,财政政策工具按作用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间接税率、政府投资和直接税率;(3)财政政策对我国"保增长"和"促就业"目标的实现起了重要作用,然而政府应对不利出口冲击时矫枉过正,造成我国经济更大波动。

短期经济冲击对辽宁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

辽宁是农产品出口大省,受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国际市场需求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人民币升值及农产品竞争力降低等因素的制约,辽宁农产品出口贸易总额出现下滑趋势。对此,应开拓多元化的出口市场、加强农产品出口基地建设、鼓励和培育龙头企业、扩大吸引农业外资规模、调整农业结构、发挥国际贸易促进体系作用,以降低贸易风险,提高应对危机的能力。

出口扩张对儿童发病率的影响——来自中国的证据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逆全球化”浪潮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席卷全球,并顺势引导着我们重新审视“全球化”的益处及其隐形成本。本文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迅猛的出口扩张为背景,首次系统地探讨了出口扩张的儿童健康成本。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等数据库,采用能够较好地避免内生性问题的Bartik方法构建了地区出口冲击和出口引致的污染冲击,并利用外部关税变化构建了工具变量。研究发现:出口冲击降低了儿童生病的可能性,而出口引致的空气污染冲击增加了儿童生病的可能性。具体而言:一个标准差的出口冲击降低儿童生病的可能性为1.05%;在出口引致的空气污染冲击中,一个标准差的出口引致的二氧化硫污染冲击增加儿童生病的可能性为2.07%,一个标准差的出口引致的氮氧化物污染冲击增加儿童生病的可能性为2.40%,一个标准差的出口引致的粉尘污染冲击增加儿童生病的可能性为2.29%。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出口扩张主要通过父母工资收入、营养摄入、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留守儿童和环境质量五个路径影响儿童健康。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出口冲击及其引致的空气污染冲击对儿童发病率的影响作用在不同疾病种类、不同年龄阶段之间有所差异,但在性别、城乡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异。最后,对贸易福利进行了重新估算后发现,出口扩张总体上增加儿童生病的可能性为2.82%,其医疗成本腐蚀了家庭工资福利的6.53%。

共同冲击对广东省出口的效应分析

本文研究共同冲击(Common Shocks)对于广东省出口的影响,在重力方程中引入共同因子设定,用于反映共同冲击对广东向不同地区出口的异质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存在两个影响广东省出口的共同冲击,分别是一体化趋势因子和贸易潜力因子,前者反映了全球一体化的影响,后者反映了国际贸易多元化的影响。文中详细分析了它们对广东省出口的影响和特征,并对其形成原因和"冲击作用"做了经济学解释。进一步分析表明,考虑共同冲击的影响可以更好地解释贸易波动,并且提高了重力方程的预测能力。

美国经济波动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分析2005年到2009年度美国经济和我国出口的相关数据的基础上,运用协整检验、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误差修正模型等分析研究了需求、供给、汇率3方面6个因子对出口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市场需求、我国进口、国内原材料价格与我国出口贸易正相关,而国内劳动力成本、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速、人民币汇率与出口负相关。针对近期出口增速下滑的情况,文章认为应进一步采取措施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扩大内需的同时拓展新兴市场,并稳定人民币汇率。

国际经济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978-2018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40年,实行了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并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产业链,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优势互补。但每当国际经济发生金融危机、主要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发生变化等情况发生时,中国进出口贸易就要面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直接引发中国进出口受阻,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下滑。中国分别在1989、1997、2008、2018年前后经历了四次国际经济外部冲击,中国经济形成了大致10年一次的下滑,这是经济数据与经验事实。政府通过政策刺激经济复苏,形成了"经济增长-外部冲击-经济低谷-政策刺激-经济复苏"的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分析四次国际经济外部冲击,可知外部冲击是导致中国经济不稳定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重要原因,因此,应加速出口导向政策转向内需为主政策,实行国内大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均衡,进口和出口均衡,提高公共服务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

外部需求冲击对城市出口的影响:机制与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外部需求冲击视角,探讨城市经济韧性对缓解外部冲击的作用及外部需求冲击下城市经济韧性与城市出口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外部需求冲击导致小城市出口金额和出口产品种类下降幅度最大,中等城市次之,大城市最小,并使大城市、中等城市出口目的地显著下降,对小城市的影响不显著。外部需求冲击对任何规模城市出口额影响均显著为负,但对中部城市的影响最大,东部城市次之,西部城市最小,并使东部城市和中部城市出口产品种类和出口目的地显著减少,而对西部城市的影响作用不显著。城市经济韧性可有效缓解外部冲击给城市出口贸易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

劳动生产率冲击、汇率隔离性与汇率制度选择——来自于中国的证据

对外来冲击的隔离能力大小是影响一国汇率制度选择的重要因素。作为处于赶超中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我国汇率受到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差异这一实际变量的冲击,汇率制度又经历了从钉住美元向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的重大变革,研究不同汇率制度下外来冲击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程度对于丰富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开放经济下,汇率的隔离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际汇率的稳定性;二是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程度。本文假设我国汇率所受外来冲击来自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差异,通过对比分析钉住美元和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下实际有效汇率波动的特点,发现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下(下文简称浮动汇率制)虽然名义汇率波动较大,但由于工资、价格调整幅度较小,实际有效汇率的稳定性并不弱于钉住美元汇率制(下文简称钉住汇率制);进一步分析实际有效汇率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发现无论短期或是长期,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下实际有效汇率变化对我国出口的影响程度小于钉住美元汇率制,影响时滞也相对缩短。研究结果表明,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的实施,加快了我国汇率调整速度,削弱了汇率对贸易影响,增强了汇率隔离性。

国际外部需求变化与企业贸易升级——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视角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国际市场需求疲软的背景下,本文从企业层面探讨了国际外部需求变化对中国企业贸易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正向外部需求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效促进了中国出口企业贸易升级。影响机制表明,正向需求冲击通过促进企业投资和中间品进口种类扩张两个渠道促进中国企业贸易升级。本文还探讨了在外部需求不变时内需变化和政府补贴对企业贸易升级的影响,发现扩大内需和增加政府补贴并不能有效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本文对在不确定性环境下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稳量提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外部经济冲击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研究

本文从贸易和金融渠道对我国受到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外部冲击的可能性进行了评估,并借助GVAR(Global Vector Auto-Regressive)模型方法,考虑了世界各国的交互影响来分析新兴市场国家的宏观经济波动对中国进出口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内的新兴经济市场对我国影响更为显著,韩国、印度、中国香港发生宏观经济波动时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可能造成较大的影响。基本上,中国对外贸易对韩国遭受冲击后的反应快且大,但受影响时间较短,人民币汇率波动在应对外部冲击时发挥了一定作用。中国和印度贸易合作关系大于竞争关系。

国际供应链冲击与企业出口产品结构调整

本文在Bernard多产品一般均衡分析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成本效应和创新效应综合研究了供应链冲击对企业出口产品结构调整的影响,并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间品国际供应链冲击降低了企业的核心产品出口比重,其抑制作用在高技术密集度行业企业、低经营管理效率企业以及低产业协同集聚地区企业中表现更为突出;国际供应链冲击引致的成本效应和创新效应是决定企业出口产品结构调整方向的重要诱因,成本效应挤占了企业利润空间,使得企业集中于出口利润率高的核心产品,而创新效应使得原本利润率低的边缘产品出口增加,且创新效应对边缘产品出口的正向影响显著大于成本效应对核心产品出口的正向影响;此外,集中化配置供应链网络以及提高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均有助于缓解供应链冲击。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多产品出口企业应对供应链冲击的微观机制,为保障国内供应链、产业链安全提供有益启示。

出口冲击、地方政府逆周期调控与举债行为

财政分权理论认为财政政策稳定宏观经济的职能应该由中央政府负责,但在中国应对外部冲击的逆周期财政调控中地方政府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用全球需求变化作为外生冲击构造偏移-份额工具变量,研究地方政府在面临负面出口冲击时如何通过债务扩张进行逆周期财政调节。研究发现,在新预算法实行前,地方政府面对本地出口增长放缓显著增加了融资平台债务举借,这带动了基建投资增加,缓解了经济增长受到的负面影响,而代价则是金融风险的积累。在新预算法实行后,由于地方政府举债行为受到严格约束,地方政府显性债务没有相应增加。这一变化导致经济增长受出口冲击的影响加深,但金融风险的上升也得到了抑制。本研究有助于理解外部冲击影响加深的环境下地方政府债务在中国经济调控中的作用,为健全财政治理体系和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了政策参考。

中间品再分配与企业出口稳定性

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出口企业抵御外部需求冲击的能力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宏观经济稳定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借助投入关联的概念,分析企业在既有行业间重新分配中间投入品的优势以及将既有中间品配置到新行业的潜在优势,并考察其如何影响企业在需求冲击下的出口稳定性。研究发现,企业在既有行业间重新分配中间品的优势会增强企业既有出口行业抵御负向冲击的能力,且便于企业调整出口结构,具备更强的恢复能力。企业将既有中间品部署于新行业的潜在优势会使得企业在面对需求结构冲击时,转向新行业产品出口,淘汰部分既有产能,优化出口结构以适应新的需求市场,从而抵御需求冲击对企业出口状态和出口规模的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