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改增”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来自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全球价值链升级是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内容,“营改增”是减税降费、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举措。文章基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微观数据和OECD的跨国投入产出表,测算城市层面全球价值链升级状况,实证分析“营改增”对城市沿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营改增”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升级,表现为“营改增”提高了城市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上游度和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进一步研究发现:“营改增”通过促进城市专业化分工,提升城市创新水平,提高城市生产率,进而推动城市沿全球价值链升级;在中西部、税负较高、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和小规模纳税人较少的城市,其影响更为显著。

我国出口退税新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出口退税政策的主要作用在于提高出口货物国际竞争力,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并促进外贸出口持续发展。一个符合WTO规则且有效率的出口退税机制应当具备出口产品结构最优、财政负担均衡、税企权责对等三个基本条件。我国应不断完善现行出口退税机制,在坚持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出口退税的前提下,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财政分税制改革和外贸体制改革,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实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出口企业三赢的局面,促进我国外贸经济的稳定发展。

数字化投入如何影响中国出口中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

快速的数字化进程正在改变全球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冲击着要素报酬分配的公平性。文章基于WIOD数据库分析了数字化投入对中国出口中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化总投入显著降低了出口中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且劳动技能需求结构的变动及数字化投入所引致的工资率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是国内劳动报酬份额降低的主要机制;(2)区分投入来源后发现,国内来源的数字化投入对出口中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具有积极影响,而国外来源的数字化投入则带来消极影响;(3)技术性贸易措施(TBT措施)冲击了数字技术的引进,弱化了数字化总投入和国外来源的数字化投入对出口中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的负向影响,而国内来源的数字化投入对出口中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的正向影响则因TBT措施而得到强化。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影响与分担机制

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不仅涉及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也深刻影响政府间收入分配的财政体制。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留抵结转下期抵扣和留抵退税对企业投资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留抵退税降低了企业投资成本,有利于扩大投资规模。在增值税收入方面,留抵退税相比结转下期抵扣,不仅退还了对企业留抵占用资金的利息,也消除了结转下期抵扣时的重复征税。当前增值税留抵退税地方分担机制没有区分地区内交易和跨地区交易,由于留抵退税的未来收益由企业所在地享有,但是留抵退税的部分成本由其他地区分担,增值税留抵退税地方分担机制会导致区域税负输出。为完善留抵退税制度,建立长效分担机制,解决存量留抵问题,建议通过地方政府债券融资的方式提供留抵退税资金,对退税企业所在地政府提供利息补贴,能够更好解决增值税留抵退税引起的财政资金周转问题。

技术差距、中间产品内向化与出口国内增加值份额变动

近年来,世界贸易格局在分化调整中跌宕起伏,带来较大的外部不确定性冲击。如何理解和认识中间产品在国内市场的重新配置,正确分析和认识由此产生的增加值份额变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用出口产品最终所有权归属作为核算依据,采用生产分解模型测算了来自国际贸易的增加值份额,从出口增加值率效应和出口依存效应分析了出口国内增加值份额的演变路径;识别了技术差距变化对国内外中间产品再配置所带来的转换边界,从出口增加值率效应和出口依存效应角度讨论了技术驱动下中间产品再配置对出口国内增加值份额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技术差距变化对中间产品配置具有非线性的调节作用,中国与先进技术国家间技术差距的缩小是推动中间产品在国内外市场重新配置的重要驱动力。中间产品内向化通过出口增加值率效应和出口依存效应,从质和量上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份额变化。在跨越技术转换边界之后,中间产品向国内市场延伸不仅缓冲了外部供给的负面冲击,还降低了出口依存效应,提升了出口增加值率效应。对不同贸易方式的分析发现,技术进步驱动下的中间产品再配置更大幅度提升了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出口增加值率效应,显著降低了传统贸易的出口依存效应,矫正了中间产品内向化可能带来的出口国内增加值份额下降。本文从技术进步角度,全面完整地解释了中间产品内向化对出口国内增加值份额的影响,这对于正确认识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为建立新时期全面开放新格局、推进高质量开放型经济路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

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值份额及其国别(地区)来源——基于SNA-08框架下《世界投入产出表》的测度与分析

本文在深入剖析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测度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值份额优势的基础上,测度了1995—2009年间中国制造业整体及14个细分产业出口的增值份额及其国别(地区)来源。研究显示:中国制造业整体出口增值份额增长迅速,年均增长率为8.51%;增值份额的国别(地区)来源呈现多元化趋势,作为主要来源地的19个经济体总计占比从1995年的82.17%下降至2009年的67.65%: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经济体是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值的主要来源地,墨西哥、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增值份额增长较快,与中国形成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潜力巨大;高技术制造业出口增值份额显著高于中、低技术制造业,且上升趋势明显,但部分中、低技术制造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现象日益显现;细分产业出口增值份额的国别(地区)来源基本符合各经济体的比较优势,但存在行业差异性;以就业为例研究出口增值份额变动效应,发现出口增值份额变动对中国高技能劳动者的就业产生负效应,但存在部门差异和国别(地区)来源差异。

中国贸易模式真的实现跨越式发展了吗

文章基于出口的完全国内增加值和细分贸易数据,对我国近20年来的贸易模式变化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在剔除进口中间投入品的贡献,用各部门的完全国内增加值系数对按Lall(2000)技术密集度商品分类的中国出口结构进行修整后,中国目前出口中占主导的仍是低技术产品而非高技术产品;同时,基于微观产品层面、细分贸易数据对中国进(出)口商品构成、技术含量及贸易品质的考察也表明,虽然中国的贸易模式正日益向更高层次发展,但中国的贸易模式与发达国家仍存在显著差距,中国的贸易模式并没有实现跨越式发展。

中美服务业对比分析——基于出口增加值角度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发展方向。为了准确揭示中美服务业发展差距，加快中国服务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转变。文章从出口增加值角度，对中美服务业展开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从中美服务业全行业和分行业出口情况来看，中国服务业出口增加值总量远低于美国，但差距在不断缩小，中国服务业出口结构呈现出传统化和非均衡的发展态势；从中美服务业出口增加值的构成分解情况来看，中国服务业出口中行业自身价值创造能力相对较低，处于“微笑曲线”的相对低端位置；从中美服务业出口的贸易伙伴国情况来看，中国出口的服务产品在伙伴国的市场占有率普遍较低，国际竞争能力相对较弱，但也在不断提升之中。此外，金融危机对两国服务行业出口国内增值率影响虽犬，但并没有阻碍服务业的全球化进程，危机之后，两国更加注重服务业的内部优化调整。

中国增加值出口规模测算与行业结构解析

增加值贸易核算以全球价值链为研究视角,考察一国或地区生产的增加值通过各种路径进入其他国家和地区最终消费品的状况。文章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的中国增加值出口规模呈上升趋势,1995~2011年的增加值出口比例变化显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强度不断增大,出口行业结构变化是该比例变化的主要原因。中国应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生产价值链合作,重视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出口,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以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