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皇帝对“谏言”的心态与应对

辽朝皇帝对待谏言的心态是矛盾的,既有为欲达“兼听则明”而广开言路的“求谏”,也有唯恐“鼓惑眩众”而壅蔽视听的“禁谏”。而其应对臣下谏言的方式也有两种:纳谏并褒奖进言者、拒谏与惩处逆鳞人。辽朝官员之谏言,被“纳”多于遭“拒”,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皇帝的政治权力。

白居易对权贵、皇权之纠弹与谏诤——以奏状为考察中心

白居易于元和二年至元和六年以盩厔尉、左拾遗、京兆府户曹参军等职事官充翰林学士,以及于元和十五年至长庆二年任主客郎中、知制诰和中书舍人期间创作了四卷奏状。其中一部分是对贪暴枉法的宦官、节镇的揭斥纠弹,以及对失聪错断的宪宗的直谏劝阻,这类奏状明显体现出情激气盛的创作个性。白居易创作这些奏状的动因主要源于皇帝之激扬、拾遗之职责、儒者之担当。

论冯道的业绩

冯道是五代人,为相数十年,敢于进谏,依法为民行政,勇当大任,印刷经典,保存文化,重视个人学习和修身,节俭慈悲,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人,可谓人格纯洁,业绩卓著。其业绩直接推动了北宋初期社会的全面繁荣,从根本上扭转了唐朝后期的浮薄官风,有利于后世文化的保存与传播。很多史家忽视其思想和业绩,仅从冯道身仕五代的表面现象就对冯道进行否定和批判,这是有欠公允的。

论乾隆帝在平准战争中的用人之误

从过分倚重归附的阿睦尔撒纳并将其放归伊犁,过分怀疑归附的玛木特,以及西征将领班第、鄂容安、永常等人误事诸方面,论述乾隆帝在平准战争中的用人之误,认为应给予应有的重视,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司馬遷與《過秦》篇

司馬遷編著《史記》,全文引述賈誼《過秦》篇,有含而未申之義。參考北大漢簡《趙正書》等出土文獻,可知《過秦》所述史事别有所據,與《史記》多有牴牾。司馬遷對這些牴牾之處未加删削,也不像對待一般作品那樣將《過秦》篇置入作者的列傳,而是收録在抒發己見的'太史公曰'中,有意假借賈誼的文字,寫出對武帝晚年政局的批評和重蹈亡秦覆轍的憂慮。這樣的表達方式,受到《詩》《書》《春秋》等古代經典的影響,切合當時的歷史情境,更與司馬遷本人的遭遇和心態緊密聯繫,體現了《史記》寫作中個人化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