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数据权利体系沿革与我国借鉴研究

当前我国数据权利制度体系尚不完善,严重阻碍数据资源流动、转化与增值,易引发国家数据安全问题。数据权利体系范畴包括国家数据主权、数据人格权和数据财产权,德、美、俄等国数据权利体系演化历程不同,呈现德国沿袭传统式、美国修正扩张式、俄罗斯突进式演化的不同数据权利演化模式。以国际模式为参考,我国应进一步完善数据权利体系宏观架构,加强具体权利构建。

数据主权主体论

数字经济飞速发展催生数据主权,深刻影响国家数据安全和全球数据治理实践。出于管辖、隐私和商业利益等因素考量,现有研究分别提出了国家、个人和企业三类数据主权归属主体,模糊了国家作为唯一主权者的权威身份。通过追溯历史、分析现状可以发现,个人与企业不可能成为数据主权的行使主体,个人和企业的利益诉求可用个人信息权利、企业数据权利等制度安排以蔽之,无论从性质上还是内容上讲,都不属于数据主权的范畴。对于个人而言,其主权主张滥觞于信息自决权,且个人缺乏对海量数据的掌控能力,个人作为数据的产生者并非理所当然是数据的所有者和主权者;对于企业而言,其因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获取的数据权力使之仅处于支配地位而非法律地位,更不能将其提升至主权地位,企业依旧是被监管者。事实上,自博丹以来的主权学说和国家间主权实践确立了国家不可动摇的主权者地位,在虚拟空间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主权责任只有国家能够承担,受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赋能的多元主体作用的提升并未侵蚀主权,相反,国家数据主权在应对新问题、新挑战的过程中获得了增强。

数据主权视野下平台治理的动力逻辑、模式选择与重构路径

随着互联网技术深入变革与数据资源重要性急速提升,网络平台迅猛发展,提升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便利了人们的生产生活,也引致了多种政治经济风险和不确定性。在数据赋能的权力结构变迁中,市场权力向占有大量数据资源的平台流动,平台权力兴起。平台权力挑战了国家数据主权的身份与权威,对网络空间国家安全与数据安全产生深刻影响。现行的政府外部强制性监管、平台内部审视性自治和官民合作协同性治理的平台治理模式在主体与工具方面均存在缺陷,难以回应数据主权视野下的治理诉求,亟需注入新的平台治理精神,以应对权力转移带来的网络空间治理结构变化。应当以数据主权为原则嵌入国家安全与主权权威的治理理念,以主权权能让渡为工具增强平台开展合法性自治的能力,同时培养以社会责任为引导的平台行为,兼顾政府监管与平台自我规制,搭建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的法律制度与以平台权力为中心的平台规则的良性互动框架,追求主权安全、权责平衡、充满活力、制度正义的平台善治模式。表1。参考文献50。

从“数据隐私框架”看欧美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博弈

欧美《隐私盾协议》失效后,双方为了恢复数据跨境流动秩序,于2022年底达成了“数据隐私框架”。该框架旨在回应欧盟法院在“《隐私盾协议》无效案”中提出的主要关切。2023年7月,欧盟委员会基于该框架对美国的个人数据保护水平发布了充分性认定决议。然而,该框架并未对美国情报机构大规模收集数据与窥探隐私的行为施加实质性限制。此外,框架建立的双层救济机制由于缺乏独立性,也无法给数据隐私权益受损的欧盟公民提供充分有效的救济。与《隐私盾协议》相比,该框架在本质上并没有明显的突破。欧盟和美国在双方数据跨境流动制度安排上的博弈,表面上是两种数据保护理念和治理模式的碰撞,实际上反映出了欧盟实施“数字主权”战略与美国维护“数字霸权”地位之间存在的根本利益冲突。欧美凭借各自优势,在数字经济时代争夺全球数字治理话语权。通过深入研究欧美之间关于“数据隐私框架”的规则博弈,可以为我国在选择适合本土的数据监管模式和提升数据治理规则话语权方面提供重要的思考和启示。

元宇宙浸入“智缘政治”:构建数字空间治理的一种思考

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不断丰富着地缘政治理论,由数字技术架构的元宇宙将成为地缘政治继海陆空天并行发展的新空间,成为未来大国国际竞争的重要战场,进而引发“智缘政治”博弈。“智缘政治”博弈是行为体通过引领元宇宙数字技术、控制元宇宙虚拟世界的数字主权和数字疆域以实现政治博弈的目的。元宇宙逐渐对“智缘政治”的浸入,将威胁国家数字主权安全,激化“数字疆域”博弈态势,加剧“虚拟边界”模糊而催生文化冲突。为此,应从完善数字空间战略布局,树立元宇宙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以人为本”的价值共识角度构建数字空间治理方案,以防范化解元宇宙空间的“智缘政治”风险。

论中国数据跨境制度的现状、问题与纾困路径

中国已经建立了以“安全评估、标准合同、保护认证”为核心、以行业规定为配套的数据跨境制度体系,形成了既保安全又促发展的中国方案。但在具体立法中,该制度在理论与实践上存在双重失衡,在理论上缺乏完善的基础理论支撑,在实践中未能形成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且其在适用关系上出现龃龉,与国际规则之间也存在割裂导致难以衔接,致使数据处理者在合规实践中面临较大成本,难以获得预期成效。不同于美国的“市场话语”和欧盟“权利本位”的数据跨境理论基础,中国应当基于国情明确利益平衡体系下的数据主权理论建构数据出境制度体系,矫正实践中过度保障安全的规制思路,通过单列安全评估、制定行业性与地方性特殊制度等措施,完善相关制度之间、国内法与国际规则之间的适用衔接,着力降低合规成本,保障制度落到实处。

数字主权与全球数字治理

数字主权是国家主权在数字领域的自然延伸,同传统主权一样表现为国家在数字领域的对内最高管辖权和对外独立自主权。数字主权大体包括网络主权和数据主权两个方面。就网络主权而言,应当坚持网络空间的“和平”和“日常”属性,强调一国基于国家主权所享有的管辖权、管理权和规制权;就数据主权而言,应当探索平衡、适度的跨境数据流动监管路径和方法,在维护数据主权与发展数字经济之间求得最优解,有望推动全球数字治理正向发展,对其的异化和滥用则可能诱发监管过度扩张、加速西方国家对华“数字脱钩”。作为因应,中国在国内层面应当坚持数字主权的国家属性和“防御”属性,探索更加平衡、适度的监管方法和路径;在双边层面应当对“等效监管”要求作出更加灵活有效的应对,包括考虑主动进行“逆向”充分性认定;在多边层面应当探索确立以主权平等为基础的全球数字治理模式,并充分利用有关区域性机制。

数据主权视阈下我国数据出境的法律规制及完善

在数字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数据大规模出境已成常态。为防范和应对数据出境中出现的侵害一国公民隐私、公共安全、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各类风险事件,各国纷纷援引“数据主权”对之施以规制。其中,欧盟“以地理区域为基准”和美国“以组织机构为基准”这两种规制路径最为典型。前者重数据隐私之保护,偏向严格和保守;后者重数据价值之利用,趋于自由和激进。两者虽取向不一,但都在传统属人和属地管辖基础上引入了效果管辖原则,创设了数据立法的域外适用。我国目前也在主权语境下形成了《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三足鼎立的数据规制体系,但其中涉及数据出境的规则条款仍显简单与粗糙,亟须微观上细化完善。同时,宏观上我国对外也应重视数据主权行使的整体考量,以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先导,兼顾他国合理关切,积极推动双多边数据跨境合作规则的达成,从而内外兼修,构建一个既能维护我国数据主权利益,又能促进数据产业全面发展的数据出境规制体系。

相互依赖的主权——网络空间治理的应然之道

网络空间主权争论已久,主权否定论被驳斥,网络空间治理需要国家主权得到普遍认同。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体系受到互联网无边界性、多中心性以及互联互通性的冲击,以领土为中心的主权原则在网络空间内日渐式微。相互依赖的主权具有国际交往的多主体化、政府关注问题的无等级化以及解决问题的弱军事化的特征,这与网络空间治理的内在属性具有高度适配性,因此成为网络空间治理的应然之道。相互依赖主权下的网络空间治理应坚持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各国在行使主权时要恪守谦抑性原则,允许数据自由跨境流动,各国应积极凭借国际组织的平台与他国达成多边协定,对网络空间进行区域协同共治。

主权视角下重要数据治理体系构建——基于压电式理论

重要数据治理是维护国家数据主权安全、建设国家数据治理体系的核心环节,而我国的重要数据治理工作起步较晚,亟需结合国际经验,构建重要数据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数据治理能力。通过调研国内外重要数据治理相关理论与政策法规,总结欧美重要数据治理模式,分析我国重要数据治理进展,提出我国重要数据治理中存在的事前、事中、事后风险;在数据主权视角下,构建覆盖重要数据全生命周期、多主体参与的基于压电式理论的重要数据治理体系,提出事前监测、事中响应、事后反馈的重要数据闭环治理链路。

主权国家接受国际人权标准的原因探析

国际人权条约内容大部分涉及历来被国家视为其内部事务的“国家与其国民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缔约国义务。自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通过至今,联合国已经先后确立了九部核心国际人权条约;几乎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都至少批准了一部核心国际人权条约,此外,八成的成员国已经批准四部以上。现代政府理念的转变和国民权利意识的增强构成主权国家接受国际人权标准的内部动因。而国家融入国际社会程度的加深增加了国家批准人权条约的规范压力,政治权力的诱导、经济利益的驱使和国家社会化的推动构成主权国家接受国际人权标准的外部诱因。国家在主权范围内具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和使命,国际人权标准与主权国家的历史使命具有一致性。

另一种民间表达:英格兰内战时期的保王派政治民谣

英格兰内战时期的保王派政治民谣构成了议会派主流话语之外的另一种民间表达,也是长期被忽略的一种政治论述。与议会派提出的自由、民主、人民主权等主流话语针锋相对,这一时期大量保王派政治民谣通过揶揄、嘲讽等修辞手段,系统性地解构了议会派的上述主张。它们不仅揭示了议会派话语背后的经济利益,而且反对议会以投票方式剥夺民众财产和自由的做法,进而表达了对破坏既有社会秩序者的批评和厌恶态度。此类民谣的叙述框架普遍延续了时人熟悉的“君臣模式”,即议会派及其领袖人物在时局变动中并未开创出对民众有利的新制度,而只是成为新君主。同时,这些民谣对议会主权的消极认知也构成了这一时期英格兰制度文化的重要面向。大量保王派政治民谣的存在表明,议会派在战场之外承受着巨大的民间舆论压力,这些反对议会的民谣是当时出现的暂时性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内外之间:“全球中国”传播研究的边界逻辑

“全球中国”视野下的传播研究需要认知并建立包含多种维度的内外边界逻辑。主权国家的领土边界是重要的政治前提,数字化进程虽然淡化了物理边境,但却将利益博弈和地缘冲突转移至数字空间中,要同时重视数字地缘政治博弈和向内的数字主权治理;政治文明维度上现代中国的形成路径追求政权的内向稳定,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竞争性军事征服扩张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潜力在因数字化而模糊的政治文明边界中提供一种新的文明理论;中国的媒介体制中“国家角色的作用”根植于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语境,这一底层逻辑使其与其他媒介体制相比具有鲜明的独特性。高度复杂和语境化的内外边界要求建立一种“复线”的内外观。

20世纪30年代初法国西沙立场的演变及评析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陷于内忧外患境地,法国及殖民机构图谋侵占西沙群岛,着手编织所谓安南(越南)“拥有”西沙的“历史依据”,但是法国外交部法律专家对这些“依据”的法律效力问题心存疑虑。恰在此时,法国政界要人呼吁从战略上认识西沙群岛,促使了法国政府加快西沙立场的转变,而印度支那总督对西沙局势的分析及立场,对法国最终决策的形成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法国外交部综合各方面的意见,最终确定与中国交涉西沙,不过一致认为如果“在法律手段施尽时”,那么法国依然在某种条件下“承认中国的主权”。法国西沙立场演变的主要推动力是谋求地缘利益的最大化,这是建立在漠视中国领土主权基础上,并对南海局势产生了恶劣的消极影响。

欧盟对数字平台数据垄断的治理路径及中国应对

构建数字主权是欧盟在数字经济时代发展中的重大战略目标。为了保障其数字主权安全,构建数字化单一市场,欧盟聚焦数字平台数据反垄断,通过立法与执法的统合突破了世界数字主权建设面临的数据反垄断困境,实现了数据安全治理。这一治理路径的选择既受数字经济时代欧盟数字化进程和内部经济发展需求的推动,也与外部数字平台在欧盟境内持续壮大及国际数字竞争日益激烈的客观变化有关。与欧盟类似,中国也面临相同的困境与挑战。中共中央于2023年3月提出要建设数字中国,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欧盟或将成为中国在数据治理和维护国家数字主权方面的镜鉴。同时,中国要善于在当前世界数字竞争战略中寻找机遇,深化与欧盟的数字治理合作也将有助于中国实现数字中国建设,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晚清西南边疆危机中的地方力量与国家认同——以昆明自开商埠博弈为个案

晚清昆明自开商埠是由云南地方绅商倡导、地方官员主导的应对边疆危机的行动。这一行动开始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但在法国干涉下最终却以云南一方极力维持“不开放”而不了了之。通过对昆明自开商埠中云南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法国三方博弈的具体呈现,探讨了以地方官员、文化精英和商界精英为代表的地方力量在边疆危机中的积极行动。地方极力争取昆明自开商埠的诉求,并非为争取地方利益而是维护国家主权完整。西南边疆地方力量的崛起,表面上看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冲击--反应”的结果,实质上这股力量早已蕴含于边疆社会之中,它源于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历史发展逻辑,根植于边疆社会广大民众的社会心理之中,在晚清边疆危机中通过昆明自开商埠的博弈得以彰显。这一集体行动背后,正是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统一性和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历史发展结果,早已在西南边疆地区形成了具有地方政治基础和民众心理基础的国家认同意识和国家主权意识。

全球网络安全规范研究:解决技术与理念的步速落差

全球网络空间安全已经成为国际互动的一个复杂维度,国际政治、经济事务需要建立规范以应对网络技术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变迁冲击。而学术探讨是形成行为规则的思想基础。目前的网络安全规范研究与实践,存在技术不断进步与理念仍然滞后的步速落差。为此,相关的规范研究,就要在学科交叉的基础上,把握网络空间的关键特征、超越西方与非西方的分野、建构基于互联网场景的思维并超越网络主权概念,同时还要积极发挥多元主体的规范倡议作用。由此,寻找一种基于现实技术与人文传统的网络安全伦理原则、行为规范和价值观,以便把有影响者束缚在规范、法律和特定价值观内。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的中国立场与核心问题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草案的出台及经联合国特设委员会投票通过,是中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阵营不懈努力的成果,但仍然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应当以维护国家主权和照顾发展中国家利益为前提,贯彻打击网络犯罪的基本立场:扩大公约草案所主张的定罪范围和适用犯罪,并进而扩大公约的适用范围及影响力;抵制或限制以“数据控制者模式”为特征的单边取证模式的适用,积极推广我国刑事证据出境审查工作机制,探讨基于数据主权的跨境调取电子数据解决方案。

数据主权视阈下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合作及中国因应

“业务目的数据跨境”与“执法司法目的数据跨境”的互动关系使得全球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呈现出分治和协同并存的特征,美国“长臂管辖”和欧盟“充分性判定”的规制模式均忽略了该特征,造成数据跨境监管协作不充分,发达国家实际上掌握着数据跨境流动治理的话语权。鉴于此,文章以数据主权为视角,梳理了中国数据跨境流动治理的基本思路,剖析各国数据主权战略对两类数据跨境流动监管规则的影响及动因,旨在寻找全球数据跨境流动的共同关切。以此为依据,文章从规则体系与实施路径两个层面提出了构建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合作的中国方案。

数字主权安全的理论内涵、现实挑战与应对路径

数字主权指国家对数字空间的最高统治权,数字主权安全指国家数字主权不受侵害,以国家在数字领域的管辖权、独立权、平等权及防卫权不受侵害为标志,由数字事务管辖能力、数字规则主导能力及数字防卫能力来保障。当前国家数字主权安全面临着三大挑战:一国扩展数字主权对他国数字主权的削弱、数字平台实施技术垄断对国家数字主权的威胁和个人不当运用数字技术对国家数字主权的弱化。国家应对数字主权安全挑战的路径是:加强国家数字能力建设,以因应他国数字主权扩展;秉持国家安全至上理念,以规制数字平台垄断行为;坚持全球合作原则,以价值共识导引个人数字技术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