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数据抓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与规制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企业为了在竞争中提高自身优势而抓取用户数据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案例频发。但在我国的实践中,数据抓取行为在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并没有做出具体规定,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也不尽相同,不足以为变化着的互联网经济中数据抓取行为引发的纠纷问题提供法律依据。文章通过分析存在的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以求有效规制不正当数据抓取行为,并为司法实践在处理类似案件时提供具有可行性的参考建议。

论经济法上的公共利益的识别标准

由于公共利益本身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使得公共利益成为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学者们各有分歧。但基于公共利益对于经济法的特殊性,需要对经济法上公共利益的识别标准进行探讨。在经济法理论中,需通过区别经济法上的公共利益与其他相关利益,把握公共利益在经济法中的基础地位,再从价值判断、"类型化"方式等实质标准和事前审查、事后司法救济机制等程序标准进一步加强对公共利益的识别和界定,保障经济法中公共利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F-风险入侵与空间承灾资源需求特征

基于空间承灾资源的稀缺性及其需求的动态性与不确定性,利用双向S-粗集(two direction singular rough sets),首先定义空间承灾资源类的F-需求量与需求度,F-需求量规律与需求度规律的概念;然后提出空间承灾资源类的F-需求量与需求度关系定理,F-需求量规律与需求度规律关系定理,F-需求分辨定理;最后给出F-需求度规律识别准则及其应用的案例。

从“非诚勿扰”案看商标反向混淆的认定标准

“非诚勿扰”案三次判决结果各有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商标反向混淆的认定标准不够统一。美国司法实践承认反向混淆是商标侵权行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国《商标法》虽然没有在立法上明确承认反向混淆,但从“蓝色风暴”案和“慧眼”案等案件对反向混淆的认定可以看出,我国事实上已经承认了反向混淆的非正当性。目前,反向混淆的构成要件尚未统一,导致司法实践中难以认定,因而应尽快统一反向混淆的认定标准。

论数据爬取行为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认定与规制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有了很大的转变,数据已经成为互联网市场竞争的重要资源。不当的数据爬取行为不仅损害了数据权益方的正当利益而且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于不当数据爬取行为的认定存在着认定标准过于宽泛、竞争关系认定狭窄、不正当竞争赔偿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因此需要细化对于不当数据爬取行为的认定标准、对竞争关系的认定作相应的扩大化解释、并进一步健全不正当竞争的赔偿机制以维护相关主体的合法利益并进一步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推动社会创新。

知识的规律生成及其识别

知识具有特征值,特征值可以生成规律。文章利用S-粗集给出知识规律生成的概念,f-知识规律的概念,并给出知识规律之间的关系和f-扰动规律识别准则。

论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困境与完善

我国关于夫妻共同债务方面的立法存在诸多不足,各级法院在处理现实案件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法律问题。在对夫妻共同债务的含义、我国的立法现状、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等问题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建立夫妻财产登记制度、加大对虚构债务的惩罚力度、建立分居期间财产认定制度等举措以促进我国夫妻共同债务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行政执法“黑名单”制度实践中的问题与法治化进路

行政执法“黑名单”制度是融合了声誉、资格和利益的复合型行政约束和惩戒制度,是我国信用法治建设体系的核心。审视我国现行的行政执法“黑名单”制度发展和实践历程,虽然正在逐步实现制度化、规范化,但法治化水平不足。在分析当前我国行政执法“黑名单”制度实践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立法模式、认定标准、联合惩戒措施的内容设置以及程序性规则等方面提出推进行政执法“黑名单”制度法治化进程的路径和对策。

论职务违法认定的体系化构成

职务违法的内涵和外延直接决定了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的边界,对于提升公职人员履职的红线意识和高压线思维具有决定性作用。《监察法》首次对职务违法类型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职务违法认定存在着实体法依据抽象、分散等难题。在充分考虑法治反腐阶段性目标基础上,结合职务违法的特殊性,专门研究体系化构成问题,这对于精准识别职务违法与违纪、职务犯罪异同,实现职务违法类型化区分,具有对症下药的根本意义。这也是已经颁布的《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实施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