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穷而后工”的历史考察

"诗穷而后工"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命题之一,其说虽渊源有自,然明确提出此说的,则是北宋的欧阳修,而这又与北宋党争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北宋党争背景下的产物。在欧阳修之后,此说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看法,遂又有其逆命题"诗能穷人"以及后者的反命题"诗能达人"等观点的出现。

论北宋党争对士人词风的影响

北宋党争在士人词中的表现没有诗、文那么明显,但也是审视北宋词文学发展、士人词风变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社会因素。北宋党争大致分为三个演进阶段。仁宗朝党争初起,士大夫的染指使词摆脱了晚唐以来的艳情遗风,士人词走向抒写个人性情的雅化道路;神宗朝新旧两党围绕变法的党争愈发激烈,苏轼词记录个人心路历程,有诗化的自传倾向,开士大夫词的新风;哲宗朝党争激化,卷入政治漩涡的士人在党争、文祸的双重压力面前,常借词之深幽隐约抒发颇具个性的士人胸怀。党争促使士人词风实现了抒写个人性情的重要变化,也促使士大夫词最终走向"自是一家"的正统文学殿堂。

曾布“奸臣论”辨析——立足于北宋中后期党争的考察

曾布生活在北宋新旧党争最激烈的时期,其一生荣辱与北宋新旧党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映出强烈的时代特征。元代史官将曾布与蔡京之流同入《宋史.奸臣传》,后人对此存在争议。如果脱离党争的成见,用专制社会普通官僚的标准对曾布进行评价,则曾布有才干,德行亦不至于如《宋史》所言的那样不堪,虽有弄权行为,但还不至于达到祸国殃民的程度,象他这样的官僚在中国历史上何止千万。在此事实面前,所谓的"曾布奸臣论"当不攻自破。

北宋石刻题名的常与变——兼论石刻题名的唐宋转型

文人石上濡毫志岁月的传统发展至北宋初、中期,题刻方式由唐人“就旧碑之阴及两旁书之”转向了宋人“别求一石”的碑刻另题,且宋人还扩大了摩崖题名由北向南的延伸发展,以致摩崖题名主题发生了由公到私、由人文到自然的转向,逐渐导致题名数量激增,故可将此视为石刻题名的唐宋转型现象。一般而言,题名多由士大夫与僚友、子弟、僧道等人同游时生成,多是寻幽探奇、追慕前人、抒发政治期望等心态催生,其产生多具有计划性,多能及时刻石,且题名拓本常成为士大夫与好友传阅赏玩的对象。以北宋中晚期黄庭坚等人为例,可见题名多产生于士大夫的出外宦游生涯,且其生成颇受限于任职的地理环境,党争时期的谪宦频迁促进了士大夫的题刻频率。崇宁党禁时期,卷入党禁的士大夫普遍惧题,说明出游留题行为可能受到政争因素促进与制约的双重影响。

黄庭坚入蜀与北宋党争

黄庭坚曾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5),因编修《神宗实录》失实的罪名,被贬为涪州(今重庆涪陵)别驾,安置黔州(今重庆彭水),后又被移置到戎州(今四川宜宾),一直到元符三年(1100),才遇赦东归。他在蜀中度过六年多的谪居生活。其被贬入蜀既是他实事求是地坚持自己见解的结果,更与北宋党争有着直接的关系。

风俗与政治:唐宋时期“闽蜀同风”论的演变

宋朝颇为流行的“闽蜀同风”论至迟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当是中晚唐时期闽、蜀两地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产物。宋哲宗元祐初年,伴随着党争的激化,原本内涵仅限于风俗方面的“闽蜀同风”论卷入朝堂,被朝中一些士大夫用作打击蜀地士人的工具,制造出“闽蜀同风,腹中有虫”的新说法。就在“闽蜀同风”论遭遇政治解读的同时,闽、蜀两地士人的政治形象也在不断恶化。为扭转这一局面,南宋时期的闽地士人从积极层面对“闽蜀同风”论进行重新阐释,不仅使其内涵再度回归到风俗方面,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闽蜀同风”论的负面因素。

秦觌、秦觏生平杂考

本文对秦觌、秦觏的生平事迹进行了一些补充。主要厘清了秦觌、秦觏的长幼、表字、交游等问题。对于现存文献较多的秦觏,还考论了其科举、婚姻、仕宦、诗文时评与流布等方面的内容,并在宋代党争的背景下研究秦觏后期的"沉寂"及其坎坷生平,兼及张耒、释道潜等与秦觏关系密切的宋代诗人。最后,以时间先后为证据,论证秦觌、秦觏为秦震、秦鼎二人后改之名的说法不确,秦震、秦鼎当另有其人。

大历史与小人物:北宋晚期党争视域下的官私石工考察

北宋中央官署石工多来源于地方石工家族以及荫子授官,属伎术官,被视为杂流,晋升甚难,他们难以直接参与高层党争活动,在北宋党争叙事中显得寂寂无闻。相比取湮后世的官署石工,民间石工安民、李仲宁却因谨守忠义而名盛后世,其实二人拒刻党籍碑并非全为公理,亦有一定的私情所在。从民间石工拒刻行为看党争舆情与党争叙事,可知在'崇宁党禁'高压下士人集体失语时,小人物却做出了正义之举,间接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体现了当时社会舆情对旧党的同情。同时也体现出南渡后入籍党人子孙在党争叙事上是旧非新的总体趋势,他们为了弘扬祖德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舆论反攻。透过石工行为看党争,说明看似与政治无关或处于政治边缘的小人物并不能完全独立于重大政治事件之外,他们亦会不自觉地参与党争或被党争洪流所裹挟,甚至也会在政治斗争中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

新出墓志与宋代文学研究的拓展——以王安石为核心的考察

在行实方面,新出墓志可以提供新的材料,重建宋代文学家生平中一些遗失、湮没的环节。对于文学史上一些重要作品的作年、背景,还有涉及的重大文学史实,新出墓志可以提供确切的解答。它有助于家族世系的全面呈现,纠正文集、族谱中的诸多讹误,推进家族文学研究。它为更加全面、客观了解北宋后期党争、政治史提供了宝贵史料,有助于走出成王败寇的胜利者书写,深化党争与文学的研究视域。它为墓志的书写研究提供了珍贵个案,有助于走出证史、订史的传统金石学藩篱,走向历史诠释。对新出墓志的利用,必须注意辨伪及文体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