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改善、产业链贸易与区域生产网络

理论上,交通改善能够促进企业间贸易与产业间的分工合作,进而形成区域乃至全国性生产网络。本文利用福建省企业增值税发票数据构建了产业链关联变量,考察了高速公路对省内企业间产业分工与产业链形成的影响,有以下发现:首先,高速公路促进了企业的产业间销售,加深了与产业链企业的贸易联系,并提升了销售对象的产业多样性;其次,上游企业贸易对下游企业贸易有显著推动作用,而且上述结果在考虑内生性以及可能产生估计偏误的情形下保持稳健;最后,对不同产业以及生产网络中心度的异质性分析发现,交通改善对制造业下游的产业影响强于服务业,而且高速公路能够带动生产网络中的弱势产业,从而降低网络的结构失衡。

双层法益构造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适用

秩序法益观及其行为犯说过于扩大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适用范围;财产法益观及其目的犯说、危险犯说、实害犯说都存在理论上的缺陷。法定犯是“法定秩序违反+实体法益侵害犯”,其法益构造应该从单层法益转向双层法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侵害的第一层法益是抵扣机制,第二层法益是国家税款。相应地,判断犯罪成立的第一标准是抵扣权标准,第二标准是税款损失标准,抵扣权标准优先于税款损失标准。具有抵扣权的代开行为不构成本罪;虚构抵扣权但不会造成税款损失的行为不构成本罪;虚构抵扣权并可能造成税款损失的行为才构成本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逃税罪的法益、危害结果都不相同,因此两罪之间是独立并行关系。逃税罪中的“虚抵进项税额”不包括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的情形。

虚开发票罪中“虚开”行为的规范解释与立法论反思

《刑法》第205条之一规定了虚开发票罪,但没有对虚开行为作出界定。基于条文之间的位置关系以及前置法对虚开行为的规定,大多数观点认为,《刑法》第205条之一的虚开行为就是第205条第3款所规定的四类虚开行为。但这一观点存在疑问。第205条规制的对象是虚开两类具有抵扣税款功能的发票,为保护国家税收重大利益,在必要时进行法律拟制规定具有合理性。但虚开发票罪规制的对象是普通发票,虚开普通发票只能作为后续犯罪的预备行为,对国家税收利益并不具有高度盖然性的侵犯风险,预备行为正犯化的立法应受到更严格的条件限制,司法直接援引第205条第3款法律拟制规定不具备正当性。从规范目的与体系解释出发,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不应当属于虚开发票罪中的虚开。当现有法律体系能够实现对虚开行为的充分评价时,未来的刑法修正案应当删除虚开发票罪。

基于Transformer模型的“暴力”虚开发票风险识别

自2016年“营改增”全面实施以来,与之相关的免税减税等税收优惠政策原旨在惠企助企、激发市场活力,但不法分子在巨额利润驱动下企图通过虚开增值税发票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严重扰乱了税收秩序。本文以“暴力”虚开发票的企业的犯罪特征为切入点,从基础征管数据和增值税发票数据中选取了24项虚开指标,构建了基于Transformer模型的虚开增值税发票识别模型,对虚开公司进行检测。实证分析表明Transformer模型对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识别召回率为0.934 7,准确率为0.986 9,AUC为0.963 9,显著优于SVM、Xgboost、MLP等传统机器学习模型,可辅助税务部门高效识别“暴力”虚开企业,节省人工筛查成本,对有效打击虚开增值税发票一类违法犯罪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论新司法解释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不法性质

虽然《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规定为目的犯,但目的犯说本质上不符合增值税基本原理,忽略了中间商并非纳税义务人、中间商侵吞截留所代收的税款在性质上是侵占而不是诈骗等理论。将本罪解释为由虚开行为和抵扣行为共同组成的复行为犯也不妥。本罪是抽象危险犯,只要实施了虚开行为即应定罪,不能以任何理由出罪。

电子发票与涉税数据保护

随着“以票控税”向“以数治税”转型的时代来临,电子发票是财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内容,在税收征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是,我国电子发票的配套制度不够完善,缺少涉税数据保护的具体规则。从概念界定、权力结构和责任与归责机制看,数据保护的一般性规则在电子发票涉税数据保护中具有局限性。电子发票的参与主体多样,适用环节逐步扩大。因此,在涉税数据传输过程中,应当平衡公共价值与私法权益保护,注重个人信息与商业秘密的保护。根据域外经验,在发展诸如区块链、云服务、智能合约等技术的同时,应当遵循技术中立原则:如欧盟在电子发票涉税数据保护中,遵循目的限制原则、比例原则和数据最小化原则;《瑞士增值税法》也规定了涉税数据保护规则。建议将涉税数据保护纳入立法考量,通过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发票管理办法》来保障涉税数据安全。

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事后免责的可能与路径

近年来,民营企业家涉税犯罪案件数量持续增长,其中,增值税专用发票类犯罪属于主要类型。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刑事立法及司法有必要在不削弱法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强度的前提下,为涉嫌犯罪的民营企业及其经营者提供避免刑事处罚后果的方案。鉴于逃税罪已存在事后免责事由,对法益关联性更弱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类犯罪适用事后免责事由、限制该类犯罪的追责范围,从保护国家税源税基的角度,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为实现这一目的,有两种可能的方案,即“法益恢复”与“积极悔罪”模式,以及以《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四款为基础的当然推论。相比较而言,以《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四款为基础的当然推论能在兼顾法益保护及刑罚预防目的的前提下,实现国家与企业的共赢。

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之“虚开行为”再探讨

增值税发票犯罪案件数量庞多,严重损害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税收管理秩序。司法机关在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虚开行为”过程中,存在着诸多争议。认定虚开行为是否需要具有偷税的目的,是否需要造成税收损失,是否还可以适用“三流一致”标准,实务中对此有不同观点。通过对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归纳总结,对“虚开行为”展开深入分析,提出了统一虚开行为认定标准、完善虚开行为刑法体系、加强司法与税务行政程序衔接等改革建议,以期充分廓清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的“虚开行为”。

论我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侦查模式转型的价值与路向

随着技术与经济的快速转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行为呈现网络化、跨地区跨境、创新手段、专业化和滥用金融工具等特征,对国家财政和经济秩序造成了严重威胁。传统侦查模式存在被动侦查为主、侦查效率偏低及协作机制不畅等问题,税务侦查部门主要依赖被动获取线索,从而导致案件侦办效率不高,并且缺乏与其他部门的有效协作,难以形成整体打击力量。为应对这些新特征所造成的威胁,需要从被动型侦查转为主动型侦查,由低效型侦查转为高效型侦查,由独立型侦查转向协作型侦查,通过侦查模式转型,引入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并强化跨部门协作,建立信息共享平台,解决数据保护与隐私问题,提高侦查效率和准确性。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疑难问题研究--以“张某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为切入点

在《刑法》研究领域,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自入罪之日起,其处罚界限便引起国内学者广泛研究与讨论。张某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作为最高法指导案例已突破原有行为犯立场,但亦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实际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应当属于实害犯,挂靠如实开票行为应属无罪,其与逃税罪属于法条竞合。为进一步规范此罪的适用,减少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应当借助出台司法解释、明晰行刑边界、改革小规模纳税人制度、完善企业合规制度等路径形成治理合力。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属性及税收损失认定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属性究竟是行为犯、目的犯还是结果犯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这导致了司法适用不统一。从立法目的、司法解释及法院审判规则演变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应为结果犯,因为造成国家税收损失才能认定为犯罪,在明确结果犯基础上,还应从“整体论”的角度去认定国家税收损失。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给国家经济造成的损失极为巨大 ,且愈演愈烈 ,如何控制、减少本罪成为刑法学的重要课题。由于该罪较强的专业性 ,我国刑法理论对该罪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对该罪的几个重要疑难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自然人为实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而设立单位或单位设立后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为业或为其主要活动的 ,不能认定为单位犯罪 ,应当以自然人犯罪论处。如实代开行为仅属于一般违法行为 ,应当将小规模纳税人在经济活动中请人如实代开的行为非犯罪化。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和第二款并不矛盾 ,适用第二款的条件是行为人虚开行为是否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单纯进行了虚开行为的犯罪分子只要导致国家巨额税款被骗 ,情节特别严重 。

论虚开发票罪中“情节严重”的具体危险构造及其判断

虚开发票罪以“情节严重”作为犯罪成立的罪量要素,司法实践中对“情节严重”的形式化认定使得该罪的适用范围存在不合理之处。虚开发票罪的构成特征决定了其具体危险犯的属性,“情节严重”正是具体危险的规范提示。以具体危险犯的架构作为解释“情节严重”的基本路径,为虚开发票罪适用范围的教义学限定提供了可能。虚开发票行为是否产生侵害法益的危险性,应当以一般人所可能认识的事实以及行为人所特别认识到的事实作为基础,站在行为时从一般人的立场出发进行判断。此外,应当以结果未发生的偶然性作为具体危险存在与否的基础性条件,判断虚开行为对法益侵害的危险性程度。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若干问题研究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我国税制改革后出现的新罪名。文章从增值税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展开,对如何计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国家造成损失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提出了科学的计算方法,同时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其他相关犯罪进行了区分,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历史命运进行了展望。

论我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刑事立法的完善--基于意大利虚开发票罪刑事立法及适用的启示

我国现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刑事立法对纳税人虚开行为的入罪处罚存在打击面过宽、力度过大的问题,同时针对特定虚开行为,在处理与逃税罪的关系上也存在不小的争议。在当前税收征管方式从以票控税逐步向信息管税转变的背景下,通过研究意大利虚开发票罪刑事立法及相关司法判决和学说观点,并基于其重要启示,我国虚开罪刑事立法的完善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税收犯罪刑事立法应当以处罚对国库利益直接有损的行为为基本理念,而虚开罪属于危险犯,作为这一基本理念的例外而存在,其应用应当受到限制;限缩虚开罪的客观要件,仅规定为他人虚开一种虚开行为,将为自己虚开和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两种行为以逃税罪的名义进行处罚,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以共犯的名义按照虚开罪或逃税罪处理;在主观要件上,增加开票方是为了使他人逃税的目的而虚开发票;为避免一事二罚以及变相扩大虚开罪的应用范围,应排除开票方、受票方分别基于逃税罪、虚开罪共犯名义受处罚;降低虚开罪的处罚力度,与逃税罪的刑期持平。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侦防对策研究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作为一种寄生于增值税税收之上的经济犯罪,严重扰乱着我国的税收秩序,危害着我国经济工作的健康运行。近年来,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的危害不断扩大,并呈现出不断蔓延的趋势,对此种犯罪的打击刻不容缓。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打击应从侦查和防范控制两个方面进行。侦查要做好初查和正式侦查两方面的工作;防范控制应从制度设计、规则贯彻、宣传教育等方面进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新形势下实现对于此类犯罪的有效打击与控制。

“互联网+”模式下的增值税发票验证集成方案研究

2016年5月1日起,我国全面实施了增值税改革,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消费型增值税制度。而对于一般非盈利性企事业单位而言,制度的变革必定带来惯有行为习惯的联动效应,营改增之前公派采购人员、出差人员只需记报销核算标准,营改增后需要牢记单位标准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开户行、账号等增值税发票信息,报销时财务部门又需要对票据的真伪进行查验,稍有不慎就会忙中出错出现错票、退票和换票等许多后续麻烦,这些变化对采办人员、出差人员及财务人员均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围绕这些不便利的症结,通过现有OA或财务MIS系统与国家、地方税务局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的集成,将有效缓解营改增后带给采办、出差及财务人员的不便,提升发票校验效率和票据管理能力。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虚开发票罪定罪标准比较研究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虚开发票罪均涉及虚开行为,且都是针对发票的犯罪,实践中在两罪的认定上容易发生混淆和模糊。从行为方式上分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虚开”包含四种法定类型;虚开普通发票罪的虚开行为应符合刑法共犯理论,在与虚开行为人构成共同犯罪时才能认定“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和“介绍他人虚开”行为构成本罪。从行为对象上分析,伪造发票的行为不应当认定为上述两罪;从保护法益上分析,在导致国家税收利益受损时才能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而虚开发票罪只需要违反普通发票管理制度且情节严重即可构罪。

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认定的有关问题

“金税工程”全国联网以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得以有效控制,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犯罪却迅速蔓延开来。司法实践中,认定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犯罪的事实,必须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应当界定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范围;其次认定是否存在虚开行为;第三,正确认定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犯罪的后果。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客观行为的共犯论展开

《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四款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客观行为方式进行了明文列举。其中,让他人为自己虚开,是立法上对必要共犯中的对向行为进行处罚的特别规定。介绍他人虚开,本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帮助行为,本条的规定是将共犯行为实行行为化,也应认为是一种特别规定。自然人介绍单位之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对自然人不应适用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