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土家族摆手舞的传承与保护研究——基于非遗传承人彭书珍的口述访谈

湘西土家族摆手舞是土家族舞蹈的典型代表,是体现土家族古老民俗的传统民间舞蹈,主要表现了土家人祭祀祖先、生产生活的场面。由于现代文明的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空间日益逼仄,土家族摆手舞发展也面临岌岌可危的消亡局面,传承与发展刻不容缓。土家族摆手舞的传承与保护建议,重视非遗传承人培育,发挥政府非遗保护职能,加强数字资源数据库建设。

广东省乡土阔叶树种多样性研究

在建立广东省0.5°×0.5°经纬度网格系统的基础上,从种、属、科3个分类群水平探索了广东省乡土阔叶树种的生物多样性分布.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乡土阔叶树种约为1 295种;粤北山区的多样性格局显著突出,网格的种、属、科的多样性都最大;人为干扰对于乡土阔叶树种各分类群水平的分布格局具有重要的影响;在评价大尺度的生物多样性研究中,用更高层次的分类群来代替物种衡量不同地区生物多样性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先齐乐舞蠡测

世上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一般都有其承继性与融合性特点。作为齐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齐国乐舞当然也不例外,它也是在齐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承继了东夷乐舞的成就,融合了尧、舜、禹三代之乐而形成的。东夷族是个喜歌好舞的民族,他们的歌舞活动,不仅造就了众多乐歌和乐舞,而且催生出了众多乐器,同时还出现了乐教、乐论和礼乐。为此作出重要贡献的有太3伏羲氏、少3金天氏、葛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大舜有虞氏、东莱部落和夷夏部族联盟,就是他们为齐国乐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体育舞蹈对儿童性格塑造的影响研究

人的性格对社会和家庭有着极大的影响,而人的性格养成从儿童时代就打下了基础,与其所受的教育、所接触到的人与事物关系极大。阐述了儿童性格形成中的五个关键要素,结合这些要素分析认为,体育舞蹈以其教育性、锻炼性、规范性、社交性、娱乐性、多样性特点对儿童性格塑造有积极的正面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将儿童性格形成中的关键要素与体育舞蹈进行耦合,促进儿童性格的养成。

“丰城岳家狮”民俗体育文化价值阐释

丰城岳家狮出自我国明代爱国名将邓子龙,是江西省极具特色的民间舞狮,已获得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誉。"丰城岳家狮"富含丰富的民俗体育文化价值,它以《满江红》作为表演基调,以舞姿来展现岳飞书法,以武术来展现剧情发展,隐含了丰富的文化含义。除此之外丰城岳家狮的武术文化价值,还有民间体育艺术气息以及全民参与都具有非常明显的当代价值。

中国古代军旅文化探源

军旅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上古时期军人集团的产生,具有华夏民族特色的军旅文化得以孕育。黄帝时期,图腾符号以鼓乐的形式广泛传播,对军心士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上古时期的"干戚之舞",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和政治教化功能;先秦时期,《诗三百》中关于战争的诗篇,体现了家国同构的主题和战争动员的气氛。中国古代军旅文化在其发生阶段,已经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军事智慧和战争观。

满族萨满家祭舞蹈的符号学解读

本文运用罗兰巴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方法,从满族萨满家祭舞蹈的表层形态入手,逐层深入地探入其深层结构,并以此为据探讨萨满舞蹈在满族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功能和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满族萨满家祭舞蹈虽然表现形式丰富,但究其根本都表达了"人敬祖先"这样的观念;而其更深层的符号意指则是借助"人敬祖先"的伦理关系来建立具有稳定结构的社会关系,以保证农耕生产的顺利进行。这样的双层意指结构构成了满族萨满家祭舞蹈的文化符号形态。

论家班对昆曲的影响

在昆曲发展史上,昆曲的命运与家班紧紧相连。家班是联结文人与昆曲的纽带。通过家班,文人的审美理想与艺术追求才得以在昆曲中体现。因此,可以说,家班对提升昆曲的艺术品味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家班阶段的存在,确立了昆曲"尚雅"的美学追求,奠定了昆曲"精美"、"雅致"的审美格调。同时,作为一种重要的演出形式,家班还奠定了昆曲独特的艺术特征:在戏曲情节的推演上,用"歌舞并重"的方式进行呈现;在角色配置上,以正旦、小旦、正生为主;在演出方式上则以折子戏为主。

试论民族舞剧《风筝》的多重审美意蕴

民族舞剧《风筝》在继承传统意义的同时,还确定了一种新的意象语料,强化了它的隐喻性和象征性。剧中描述了抗战时期以顺德堂杨氏一门为代表的普通民众的情殇。并且这种情殇又与民族和历史紧密相联,在深层上揭示了爱情的审美理想被毁灭的悲剧性。也正因为如此,在"大国"与"小家"的两条平行线结构中,儿女情长必然的成为家国兴亡、儿女情长的一部分。这在本质上提升了《风筝》一剧的多重审美意蕴。

社会变迁视域下唐家渡舞龙发展考察

为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唐家渡舞龙在新时代更好的发展与绽放新的光辉,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对湖北省鄂东唐家渡舞龙仪式的历史渊源,基本内容,近年来开展情况深入了解,在此基础之上积极寻求其发展落寞的原因,以此为出发点,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希望为我国传统舞龙文化革新与发展提供些许借鉴。

论民族舞剧《乳娘》中乳娘的身体意象

从现象学哲学--美学的角度审视,舞蹈传情达意成功的本质,在于其所建构的身体意象融合了舞台外在的身体形象与观众内心的主观情思,使观众在其自身生活世界与舞蹈身体形象内含的艺术世界相互映射的基础上,澄明其与世界的本源归属关系,从而达到情感的共鸣与思想的共振。在这个意义上,民族舞剧《乳娘》通过对乳娘身体意象在家庭、家乡、家国三个层面上的建构,层层深入地将观众引入其生存与精神的家园,唤起观众对个人生活经验与精神追求的回忆与眷恋,从而生成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这不仅是舞剧《乳娘》艺术创作成功的关键,也为同类舞蹈作品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僭越与非礼——论季氏八佾舞于庭

鲁国卿大夫季平子八佾舞于庭作为非礼之举,指的是对内祭周公用大尝禘礼的天子之礼的僭越。大尝禘礼,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季平子所为既违背了公庙不得设于家的礼制,亦在佾舞礼"数"方面僭用了天子规制。从武舞角度而言,季氏僭越之处在于对"朱干玉戚"这一乐"器""设锡";从文舞的角度而言,其僭越之处则在于"羽数"不用四佾而用八。季氏的双重僭越既受当时礼崩乐坏的时代影响,亦与鲁有天子礼乐的历史因素密不可分。

湘中“朱家舞狮”的口述历史

对湘中"朱家舞狮"的文化变迁进行口述史研究。研究得出:朱家舞狮历时约90年,大致可以分成创办、成型、中断、恢复、衰微等时期。各个时期的舞狮活动各具特色,形成农村独特的文化活动。然而,随着农村传统社会的逐渐瓦解,"朱家舞狮"的衰微将无法避免。

从新出宗人簋铭文看周代贵族家礼中的乐舞

新出宗人簋是反映西周贵族家族内部礼乐生活的重要材料。铭文记载私家贵族伯氏宴请祭伯的典礼上有命舞仪节,这表明除天子、诸侯以外的贵族阶层燕飨礼亦可用舞。宗人簋所载家礼乐舞仪节与传世文献所见的天子、诸侯相关乐舞繁简有别但主干相同,可补传世文献之阙略。不惟如此,宗人簋有关武舞用具细节的记载还有助于解决周代贵族燕飨礼用舞种类及其形态的学术公案。

私人生活的公共转向——基于个体化视角的广场舞分析

广场舞象征个体的私人生活正在向公共空间扩展,基于个体需求自发形成具有公共性的组织化形态。在家庭核心化与个体崛起的背景下,广场舞对个体而言既是一种健身运动,进行身体展示与个体审美追求,个体也渴望在广场空间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为自己而活的身份追求。作为具有公共属性的广场舞并没有形成紧密封闭的公共生活,在团体内部出现了"抱团"与"找朋友"的双重公共生活,前者体现了群体内部的圈层互动,后者呈现了个体希望通过主体间的互动建构群体归属感。总体而言,广场舞刻画出一个松散而开放的公共社群生活,凸显了私人生活的公共转向,实现了个体私人生活与公共空间的有效联结。

家庭核心化趋势给中老年女性造成的社会影响——对大妈广场舞现象的理论分析

经济社会发展导致家庭核心化,这必然会对家庭成员尤其是对中老年女性的社会行为带来影响。广场舞在中国中老年女性中的迅速流行,就是这种影响的典型反映。以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为指导,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怎样导致家庭核心化的趋势,并进而导致中老年女性的家庭角色转换,以及研究广场舞的流行原因。广场舞的流行以及围绕广场舞而产生的社会争论,深刻反映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家庭核心化、人口老龄化及阶层利益冲突问题,对此应引起高度重视。

人类学视角下的当代农村已婚妇女新休闲:走出家庭迈向广场

农村广场舞逐渐成为乡土社会的“新休闲”,代表了乡民生活的新时尚。本研究以“家庭”为切入点,采用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对广场舞这种新生活方式所凸显的当代乡村家庭生活变迁进行厚描。研究发现,当代农村广场舞女性舞者面对来自父系家庭和乡土社会的双重阻拦,而父代与子代核心家庭的联合分工让部分已婚妇女能够处于“有闲”的生活状态。儿童家庭辅导的社会化运作,农村妇女们在主观层面上对向上社会阶层的追求,推动她们走出家庭,取得对家庭和乡土社会的双重抗争胜利。此外,模仿、实践与展演方式下重塑的农村休闲理念是当代农村已婚妇女在这场变革中的重大成果。

论《伊州》

源自龟兹乐的《伊州》,由于节度使盖嘉运的进献来到宫廷,成为唐玄宗时著名的教坊大曲。从唐代到清代,《伊州》分别在宫廷与民间的两度空间中以雅俗不同的形式流传,因而对文人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曲辞内涵、音乐风格等多重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