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标准与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

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2019年数据,检验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会促进家庭进行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进而提高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深度。机制分析发现,提高低收入群体家庭收入和健康水平是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影响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城镇、国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以及签订正规劳动合同家庭中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建议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合理降低民营企业负担,以此引导低收入群体合理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拓宽其增收渠道。

受教育程度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机制研究

近年来,受经济走势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房地产投资回报率走低,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和风险问题凸显,家庭金融投资要求从粗放型向智慧型转变,居民受教育程度成为分析这一问题的有效研究视角。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居民受教育程度对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机制和路径。结果表明:提升居民受教育程度能提高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比重,并且这种影响在户口类别、家庭所处区位和经济发展程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受教育程度主要通过金融素养、社会保障等多种路径来实现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提升全民素质、普及金融知识和加强金融监管是优化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有效途径。

有限资本市场参与、收入分配与最优货币政策

如何改善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是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为此,本文构建包含异质代理人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家庭部门资本市场参与异质性如何影响居民收入与财富分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最优货币政策与泰勒规则的运用。研究表明:当家庭部门参与资本市场比重较低时,名义利率冲击与资产流动性冲击下消费不平等随总产出增加而下降,但收入不平等随总产出增加而上升;只有当家庭部门参与资本市场比重足够高时,收入不平等才可能随总产出增加而下降。福利分析显示,有限资本市场参与造成的无效率损失无法利用货币政策予以消除,在泰勒规则中纳入消费不平等或投资缺口能够获得更高的社会福利。

受教育程度对我国农民收入来源和结构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农民的收入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农业收入比重不断下降,而非农收入占比不断上升。采用我国2000—2011年30个省区有关数据的分析表明:总体上看,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家庭经营收入反方向变动,与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同方向变动,但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对家庭经营收入具有依赖性,且文化程度越低,依赖性越强,而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对家庭经营收入具有显著的排斥倾向;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不显著,而高中文化程度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资性收入将取代家庭经营收入成为我国农民收入的主体,而要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就必须提升农民的受教育程度。

失地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研究

利用九江和襄阳两地的失地农户调查数据,刻画失地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特征;并利用广义线性模型和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对失地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失地前后农户的生计多样化与收入水平、兼业程度和劳动力流动具有某种关联;2)失地农户实施生计多样化的能力依赖于一定的生计资本,生计资本的提高有助于扩展失地农户实施生计多样化的能力;3)生计多样化虽然是失地农户发展生计的重要途径,但当生计资本超过某个临界点后农户不再将生计多样化作为其最优的选择。

重庆市农村居民收入影响消费的实证分析

以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说为理论基础,利用重庆统计数据,分析收入及收入结构对重庆市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表明,从整体层面分析,持久性收入及其边际消费倾向对农民消费影响最显著,提高持久性收入对农民的消费支出有正的影响;从收入结构分析,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对消费的影响非常显著,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会极大地刺激消费需求。因此,应大力提高农民的持久性收入水平,并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预期和边际消费倾向;同时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家庭非农业收入的增长。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我国农村居民时间序列数据、横截面数据分析,指出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不断增长,但增长速度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最大,且地区间收入、不同收入类型地区间差异显著;二、三产业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再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因素,主要包括农村居民从事行业、农村劳动力数量、农产品价格水平等。

个人所得税累进性与地区收入差别调节

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税负的累进性上。从地区税负差别的角度,对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程度进行分类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的实际税负水平确实存在明显差异;与经营收入和财产收入相比,工薪收入的相对税负最轻且地区税负差别相对较大:所考察全部三类收入的个人所得税均未能呈现出清晰的累进性,说明我国个人所得税至少在调节地区收入差别方面未能发挥较好的调控作用。

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无形资产投入的绩效分析

利用我国172家制造业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构建回归模型,探究无形资产投入的绩效。结果表明:不同类型无形资产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具有差异。其中,土地使用权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最为显著,技术性无形资产与汽车制造业经营业绩呈负相关关系,其他类无形资产与食品制造业经营业绩也呈负相关关系。同时,不同规模公司中,土地使用权与大规模、中等规模公司盈利能力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技术性无形资产只对小规模公司经营业绩产生正向影响。

背景风险对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影响——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经典资产组合理论为延伸,探讨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着重基于背景风险的视角,分析劳动收入风险、健康状况、商业及房产投资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利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家庭理财者的劳动收入风险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起反向作用,相反健康状况和健康保障水平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起正向作用,而商业及房产投资对风险金融资产表现为"挤出效应"。此外,家庭风险资产配置中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和收入效应,信贷约束、主观幸福感等因素并不显著。

影响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的因素分析——以安徽为例

家庭经营收入是安徽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对农民增收意义重大。利用2000—2015年安徽农民收入的相关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线性回归方程,分析农民素质、土地及资金投入、市场、产业结构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的影响程度,提出提高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对策建议。

家庭劳动力供给对消费平滑的影响效应:基于CFPS数据的微观实证

本文以家庭劳动力供给为研究视角,在双薪生命周期模型的框架下,利用CFPS的数据识别出家庭劳动力供给自身消费平滑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妻子的工资收入冲击,家庭劳动力供给带来的消费平滑效应更加突出,而对于丈夫的工资收入冲击,往往需要借助家庭资产积累等渠道多管齐下,才能进行更为有效的消费保险平滑。针对不同年龄组而言,30～47岁这个年龄段的夫妻具备更强的劳动力供给自身消费平滑的效应,财富的平滑效应对处于48～60岁之间中老年夫妻的家庭更为突出,而20～29岁的年轻夫妻是国内消费大军中的"弱势群体"。此外,我们还发现税收冲击对不同类型家庭劳动力供给消费平滑能力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高收入群体没有显著提高自身消费倾向,而低收入群体也没有受到所得税改革再分配效应的刺激,只能更多地依靠金融市场与亲友借贷去维持消费平滑。

广西南宁市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研究

近年来,广西南宁市积极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计划,落实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农民收入水平保持稳定增长势头。但与东部地区农民收入状况相比,南宁市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亟需提高,尤其是作为农民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性经营收入,其增长显得更为重要。文章通过分析当前南宁市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提出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健全农产品市场体系,加强农业合作社扶持等对策措施。

财政分权、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

本文主要基于财政分权的视角,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发现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的激励作用,但是财政支出分权度的提高削弱了政府研发补贴的激励作用,两者综合作用的结果仍为正。本文还发现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越多,企业研发投入增加越多;国有控股企业资产占比越低,越有利于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政府研发补贴、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国有控股企业资产占比在各省存在较大差异,三者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大小和方向不同,其综合作用的结果导致各省企业研发投入大幅增加,同时使之产生较大差异。

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收入波动的关联性分析

农民增收问题一直是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在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农民收入波动的变化趋势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借鉴各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波动贡献的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收入波动之间,以及农民收入中各部分收入波动与农民收入波动之间的内在作用关系。研究发现: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最大,且仍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最主要来源,其次依次为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而目前我国的经济制度等因素对农民收入的提高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农民收入中各部分收入的波动对农民收入的波动均没有明显作用,农民收入波动是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和农民财产性、转移性收入的格兰杰原因而不是农民工资性收入的格兰杰原因。

我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我国商业银行非利息业务增长迅速,已经成为增加营业收入、获取利润的重要来源。以具有代表性的10家商业银行作为样本,对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对国有大型银行与中小型银行展开对比研究,结果显示:核心存款、贷款数量、费用控制能力、资产规模是影响银行非利息收入的基本因素;如果银行更关注吸收存款传统业务,则非利息收入的发展会受到一定限制;规模较大的银行更容易实现非利息收入高速增长;影响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的主要因素是资产收益率、核心存款占比,影响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的主要因素是贷款数量、费用控制能力、资产规模。

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岭回归的实证研究

研究农民收入问题对"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1985～2005年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纯收入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岭回归分析影响家庭经营纯收入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年末农用机械总动力与农民经营性收入呈负相关关系;国家财政农业支出、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有效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与农民经营性收入呈正相关关系;其中农作物播种面积是影响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最主要因素。

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外部输血性引导与扩大农村消费

以财政金融支农政策表示外部输血性引导,基于1997—2011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析农民收入结构和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变迁与农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民的各项收入对其消费支出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但近年来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其消费支出的正向影响在逐渐增强,相反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其消费的贡献却在逐渐降低;财政支农支出和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也对农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明显小于各项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且这种影响在近年来表现出明显的弱化趋势。应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和财政金融支农投入的配置方向,积极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扩张,加大财政支农支出中的投入性支出和农村信贷中的生产性信贷投入。

基于异质性视角的家庭投资性金融资产优化配置分析

家庭作为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影响着整个社会资金的有效配置和利用效率。随着我国居民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真实数据,从家庭结构、金融知识水平、收入水平、健康状况、财富状况五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家庭的异质性,并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和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家庭异质性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异质性与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积极性、参与程度和盈利水平具有明显的相关性,显著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行为。其中家庭规模的小型化、收入水平的提高、财富数量的增长将会促进家庭进入金融市场,配置较多金融产品并获得盈利,金融知识的增加有助于家庭进入金融市场并提高盈利水平,健康状况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较小。

居民资产负债结构对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导致我国居民家庭财富差距的金融原因特别是家庭资产结构、负债率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基于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家庭金融资产占比和资产负债率越高,家庭财富增长越慢。其原因主要是住房在我国家庭总资产中占主体,居民投资风险偏好、负债能力和负债成本差异等。最后,提出了完善货币政策的财富分配效应、强化房地产市场调控、促进居民投资组合多元化、缓解低财富阶层融资难和融资贵,以促进共同富裕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