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序救荒考:北宋前期一个蜀中乡村富民的行善与处世

苏序是三苏的父、祖。身为北宋前期眉山乡村的一个普通富民,苏序曾有两次救荒活动:其中一次卖田救荒见于正式文献,另一次更为重要的救荒活动仅见于苏轼私下谈话记录。分析这两次救荒活动的具体内容,可以对应北宋前期四川地区两次饥荒的局部状况。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第二次救荒活动的考证,我们发现其中存在牟利行为,这是苏家后人有意识掩饰此事的原因。事实上,苏序兼顾牟利的赈济活动更符合富民的行事逻辑,其慈善活动既是经营之道,也是处世之道。其中,经营之道主要表现为财富自限——不肯过多兼并土地,做到义利兼顾;处世之道主要表现为谦抑待人——不与人争竞,并乐善好施。采取此种生活策略的原因一方面源于眉山苏氏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家风,另一方面也源于眉山地区轻财富积累而重门第传统的社会评价体系。总体上看,苏序时代频繁的慈善活动虽造成了家族经济状况的波动,但眉山苏氏的社会地位却不断得到提升,完成了从富民之家到士大夫之家的转型,这为我们理解彼时富民的生活实态提供了有价值的个案材料。由此出发,可以增进我们对宋朝富民行善与处世之道的了解,继而对富民的慈善书写、社会作用及富民群体分化等问题做出后续思考。

中国古代分配制度的建构与发展——基于不同资源配置机制的探讨

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背后是市场、政府、社会三种资源配置机制发挥作用,分别以市场定价的要素回报、政府财税政策和民间慈善活动形式决定或影响收入分配。对于这三个方面,中国古代在分配制度建构中作了一定探索。首先,政府试图通过田制改革、直接经营资源性行业以及对田地租金、资本利息进行限制来调整要素回报。其次,在田赋改革和商税征收中,政府多次尝试改变收税方式,缓解贫民负担。再次,在荒政和公共福利领域,古代政府建立了较完备的流程、制度,并设立了分门别类的官营机构。最后,在中古佛教慈善与近世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推动下,民间慈善成为政府公共品供给的重要补充。这些做法可为今天构建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提供经验和启示。

华洋义赈会合作运动改进农村风俗之考察

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日益凋敝,华洋义赈会在各地倡办合作运动,挽救农村破产经济的同时,还重视对农村社会风俗的改良,以期达到物质增进及精神陶冶并重的效果。在合作运动中,华洋义赈会主要发挥宣传和引导作用,通过严格社员选拔与社务考核、以《合作讯》作移风易俗宣传、倡办社务扩大周等方式推动各地合作社革除不良习俗、举办公益事业。各地合作社则在华洋义赈会的指导下,开展了具体的移风易俗实践,对农村中存在的好赌、争讼、婚丧靡费等不良习俗进行了改革,使农村社会风貌得到一定改观,对中国农村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亦有所助益。

解放战争时期晋绥革命根据地的灾荒救治研究

解放战争时期,晋绥革命根据地遭遇频繁且严重的灾荒问题。中共积极采取生产自救、防灾与救灾结合、政府与社会并济以及救灾与革命并进的方针策略,通过各类救治措施有效地缓解了晋绥革命根据地的灾情。同时,晋绥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对救灾工作的领导经验、救灾社会化经验、救灾动员经验以及灾民的思想心理安抚,也为当前救灾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

中国共产党在1942年河南大灾荒中的救助活动述论

1942年河南遭遇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受灾荒影响的民众多达千万。面对严重灾荒,中国共产党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等地区采取了一系列救灾措施,与国民党政府救灾相辅相成。中国共产党在河南大灾荒救灾中积极筹措资金,妥善安置灾民,实行“减租减息”政策,采取以工代赈,并开创了社会救济与生产自救相结合的救灾模式,与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救灾形成了鲜明对比。此次救灾不仅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影响力,还积累了宝贵的救灾经验,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必然性。

18405工作面巷旁充填沿空留巷技术分析

屯兰矿拟定在18405工作面运输顺槽应用高水材料巷旁充填沿空留巷技术。通过理论分析、数值模拟、工程经验等手段对巷旁充填、补强支护、切顶卸压等工艺技术进行分析与探讨。经理论计算,得到所需的充填体宽度值为1.96 m,拟定了运输顺槽沿空留巷各项补强支护参数以及坚硬顶板切顶卸压的各项参数,现场应用取得了良好效果,提高了资源回收率。

采动影响下巷道围岩稳定性控制设计与应用

针对东曲煤矿12511工作面回采作业时,12511低位瓦斯抽采巷围岩以及12513轨道巷围岩会受采动影响而失去稳定性的问题,提出以补强支护技术控制12511低抽巷围岩稳定性、以密集钻孔切顶卸压技术控制12513轨道巷围岩稳定性的方案;根据工作面2^(#)、4^(#)煤层层间距的变化,以工作面低抽巷19^(#)高程点为分界点将低抽巷、轨道巷分别分为两个区域,分区设计巷道围岩控制方案。实际应用所设计的巷道围岩稳定性控制方案,结果表明:采用补强支护方案后,12511工作面低位瓦斯抽采巷得到了有效保护,维持了巷道围岩的稳定;轨道顺槽密集钻孔切顶卸压方案的应用,改善了轨道巷及低抽巷的应力环境,控制了巷道围岩的稳定性;方案的应用还减少了巷道的维护成本,6个月的回采时间共节省了巷道维护费用307.561万元。

从一尊到多元:晚清社会救济机制的结构性演变及其意涵

晚清中国虽然难以维持18世纪建立起来的、整体上由国家掌控的一整套社会救济机制,但在西方冲击和社会转型的驱动下,社会救济事业也出现了一些为以往时代所没有的新气象。这主要表现在救荒机制的多元化、备荒仓储的社会化和慈善事业的公益化。这些情况表明,晚清中国的社会救济事业一方面日渐脱离主要依靠国家力量的旧式轨道,另一方面在创造性融合本土和外来因素的基础上,生成了一系列颇具新兴意味的社会救济事业,从而构成了近代社会转型的有机组成部分。

技术之殇:两宋时期的农业减灾技术与救荒制度

以农学、工学和生物防治技术为代表的农业减灾技术,在两宋灾荒救济中发挥着无可估量的作用但在官府救荒实践中,技术之外的蠲阁、灾赈等制度手段仍居于最核心和最根本的地位。一方面,传统农业减灾技术的革新过于缓慢,难以适应实际减灾需求;另一方面,减灾技术的革新与推广需要官府力量的推动,而两宋地方官员在此间所扮演的角色,更显得力不从心。劝农之制虽然为技术传播提供了一个制度平台,但传统官僚的劝农之为,更侧重于伦理教化之功,弱于技术的推广应用。当然,技术手段在传统救荒中的弱化,不仅仅是因为传统农业技术落后尚不能担当其救济灾荒的重任,更在于宋代贫富分化,土地兼并的现实。时势要求,宋代政府必须着眼于通过调节财富的分配,来缓解、消弭灾荒易造成动乱的社会危机。

明代农书《救荒本草》的作者身份与知识生成

中国古代农书中多有如何利用野生植物来度荒的记录。在我国历史上,明代出现了以“救荒”为主题的有关可食用野生植物专书编撰的高峰,其中以藩王朱橚《救荒本草》影响最为深远。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探讨该书作者作为知识生成者的社会角色,以及知识生成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知识利用与社会实践的互动、知识呈现与技术革新等方面的问题。

12511轨道顺槽密集钻孔卸压护巷技术应用

为避免回采12511工作面时,12511低抽巷和12513轨道巷发生破坏,采用“补强锚索支护+密集钻孔”弱化顶板技术措施,即以12511低抽巷19#高程点为分界点,分段提出12511低抽巷补强支护和12511轨道巷密集钻孔技术,并对密集钻孔进行单轴抗压原位测试,发现卸压钻孔围岩单轴抗压强度降低较为明显,最大降幅为7.5 MPa,平均下降3.2 MPa,表明密集钻孔切顶卸压可以很好地维护巷道围岩的稳定性。

泽州府“丁戊奇荒”考略

晚清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重创了当地的农业生产,人口大量死亡或外出逃荒,社会秩序遭受严重破坏。灾荒固然有自然环境方面的因素,但更多是社会经济层面的原因。本文考证了灾害引发的社会问题,从仓储不足、吏治腐败、鸦片祸害、战乱频仍等几个方面分析了致灾的原因,阐释了赈灾不当带来的问题和造成的损失。

漕运与荒政:略论北宋的漕粮赈济

北宋漕粮除了供奉中央外,在备荒和临灾救济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朝廷通过截留、调拨、宽减的方式,将准备起运或运输途中的漕粮投放至被灾地区,用作地方救灾。其受益地区之广泛、数额之巨大为前代所未有,并形成了一套规范化的程序和流程。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赈济漕粮的用途以赈给、赈粜为主,兼之借贷、工赈等措施。漕粮赈济有效解决了被灾地区的粮食供给问题,稳定了灾区的社会秩序,对灾后生产和经济恢复、发展起到一定积极作用,反映了宋代统治者“一本仁厚”的施政理念。然而在古代王朝的统治逻辑之下,朝廷的利益始终是摆在第一位的,漕粮赈济并未脱离漕运制度和中央财政的桎梏,只是停留在具体救荒措施层面,并未形成一种独立的社会救济制度。

“民本”与“变局”:张人骏救赈实践与理念研究——以1908年广东水灾救赈为视角

张人骏是晚清时期较为重要的地方督抚之一,以善治外交而闻名,但其内政方面亦有不俗成绩,尤其是在灾害救赈方面。1908年广东水灾是张人骏处理的最为重大的水灾之一。张人骏在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下,以传统荒政制度和救赈经历为基础,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新社会环境背景下广泛运用各种救赈资源,为安置灾民、减少灾民生命财产损失、恢复灾民生产生活做出诸多努力,体现出其独特的救赈理念。虽然囿于时代、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张人骏的救赈有其局限性,但其救赈实践、成效与救赈理念仍值得研究和肯定。

中国共产党应对1942-1943年中原大旱荒的措施及影响——以《解放日报》相关宣传报道为中心的考察

在1942-1943年中原大旱荒中,晋冀鲁豫边区部分地区遭受严重灾情。与此同时,晋冀鲁豫和陕甘宁边区是河南灾民逃荒的主要目的地。应对此次灾荒,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当务之急。在应对这次大旱荒中,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多种有效措施,包括:及时报道灾情,呼吁紧急救灾;出台救济政策,发布应灾指示;妥善安置灾民,发放急赈物资;开展生产自救,实施以工代赈;评选劳动英雄,宣传典型人物等。通过应对此次大旱荒,中国共产党保障了灾民对生存权力的基本需求,加深了民众对边区“新世界”的认同,也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近三十年来河南近代灾荒史研究述评

三十年来,学者们对河南近代灾荒史进行了逐渐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在研究类型上,主要集中于水旱灾害研究;在研究内容上,大多沿用传统研究范式,即灾荒成因、影响和救济研究。对于往后河南近代灾荒史研究,首先要拓宽研究视角与研究思路,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其次要不断完善研究方法和手段,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联系;最后要充分挖掘和运用相关史料,重视救荒思想方面的研究。

从《南陵县救旱委员会征信录》论民国时期的救荒措施

征信录是清代以降重要的事业档案与会计文书,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社会慈善团体编印刊行《征信录》成为政府的制度规定。本文以安徽博物院藏民国时期的《南陵县救旱委员会征信录》为依据,系统论述南陵县救旱委员会的成立缘起与过程、组织机构与人员;南陵县在救荒过程中所采取的官赈、民赈等诸多措施与救灾成效。《南陵县救旱委员会征信录》是一份珍贵的民国时期救荒文献史料,也能够为当前的灾荒赈济提供经验借鉴。

“丁戊奇荒”中山西的灾荒与救济

清光绪初年华北地区爆发了"丁戊奇荒",山西地区不仅旱灾持续时间长而且夹杂着狼灾、鼠灾及各种瘟疫等,灾情之烈无以复加,堪称华北五省之最。突如其来的特大灾荒给山西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性后果:饿殍遍野、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丁戊奇荒"中出现的官赈、商赈、教赈等联合救灾的模式,其成效虽不理想,但却证明了中国传统荒政的衰败,促进了近代慈善理念的"西学东渐"和中国传统救灾模式的本土化、规模化、正规化,并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整合方式调整的开端。

二三十年代华洋义赈会的信用合作试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中国农村陷入空前危机。华洋义赈会从改良民生目的出发 ,在河北进行信用合作试验。他们通过与银行联合提供贷款 ,部分满足了小农对资金的渴求 ,抑制了高利贷盘剥。华洋义赈会在试点中所创造的经验和引发的教训 ,为国民政府和关注农村的民间团体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马铃薯从济荒作物到主粮之变迁

马铃薯明末清初仅在民间零散种植,对寒苦瘠薄之地的适应,使之在清中后期成为西南及其毗邻地区平民救灾度荒之粮,为清政府在西南实施和巩固“改土归流”的民族治理制度提供了大量移民安生立命的粮食保障。其高产特性使发展马铃薯成为抗战时期保障民食军需的重要措施。1950年以来,在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马铃薯种植面积、总产和产值持续增长,马铃薯对主粮作物产值贡献的比例平均为其所占面积比例的2倍以上。马铃薯产业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业增效以及满足需求侧对食品多元化和健康需求方面,将进一步发挥其独特的生物学优势,彰显其重要的战略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