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农村土地市场发育的农户行为响应与农业土地利用变化——以江苏省苏州市、南京市、扬州市村庄及农户调查为例

在江苏省苏州市、南京市、扬州市各自选择了2个村的基础上,运用对240个农户的抽样调查资料,建立了区域农业土地利用变化分析的数量经济模型,较为深入地分析了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引导下的农户行为对于农业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农户决策行为起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农业土地利用正在逐步由传统的大田作物向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和水产养殖等地类转化;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的提高有效地推进了这一转化;同时,农户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以及政府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业土地利用变化。最后从区域非农产业和城镇化发展、深化农村土地产权的物权化改革、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中介机制、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及积极推进农村户籍制度改革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

农户宅基地退出的行为与意愿悖离研究

研究目的:探寻农户退出宅基地行为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悖离原因。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比较分析法和Logistic模型分析法。研究结果:农户分化通过影响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控制,作用于理性行为人的意愿和行为;农户分化、主观规范和知觉控制是造成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与意愿悖离的主要原因;农户意愿向行为转换的过程中,会弱化邻居的行为态度,强化村干部的组织号召作用,并且会重点考虑自身的职业特点而忽视其经济条件。研究结论:在尊重农户意愿的前提下,通过改善集中居住区建设、加强村干部培养、完善退出方案制定和促进非农就业等切实扭转农户行为与意愿悖离局面,进一步推动有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农户退出宅基地。

基于农户意愿分析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分区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优化居民点空间布局、改善农村环境及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的重要手段,开展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研究,对农居点整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南京市江北新区桥林和星甸街道为例,在农户意愿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居民点整理潜力,从整理迫切性、整理能力等角度选取关键指标,构建了农居点整理时序指标评价体系。基于评价结果,对研究区进行村域尺度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分区。结果表明:(1)桥林和星甸街道可整理的理论潜力2 594.02hm^2,整理潜力较大,且各村整理潜力存在显著的差异;(2)对农户意愿影响较显著的因素有:补偿满意度、家庭收入、政策执行满意度、户主职业、邻里关系、现有宅基地面积、搬迁以后的生活成本及从众心理,结合指标获取难易程度及代表性,选取了表征农户意愿的指标。(3)研究区可分为优先整理区、重要整理区、次要整理区及最后整理区4类,它们可整理的理论潜力依次为718.63hm^2,861.85hm^2,875.70hm^2及136.03hm^2。

区域农地市场发育对农户水土保持行为的影响及其空间差异——基于生态脆弱区江西省兴国县、上饶县、余江县村域农户调查的分析

分析农户水土保持决策过程、建立农户水土保持决策的两阶段概念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土地市场对农户水土保持的影响.运用在江西省兴国县、上饶县和余江县的样本村农户调查资料,通过建立土地流转与农户水土保持相互关系模型,运用Heckman的两阶段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了估计.运用模型估计结果,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户水土保持决策的影响并且对其区域差异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从全部样本来看,农户是否意识到水土流失问题的存在以及家庭土地税费负担量对农户是否采取水土保持决策有显著影响;在兴国县,土地流入面积和费用2个因素对水土保持决策有显著影响;在余江县土地流入面积和费用也有影响显著,并且土地流入面积对农户水土保持投入的影响更强,而且土地流出面积在余江也有显著影响;上饶县,土地流出面积有显著影响.在全部样本、兴国县以及余江县,土地流出收益对农户水土保持决策的影响都不显著.最后,就进一步推进区域水土流失治理促进土地持续利用提出了相关建议.

重庆市巴南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驱动机制

为揭示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驱动机制,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以西南丘陵地区为研究对象,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巴南区农户居民点用地变化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显著影响农户"是否新辟地基建房"的因素包括:"风水"心理、自然灾害、宅基地来源和交通条件;显著影响农户"新辟地基建房占地面积"的因素包括:家庭常住人口数量、宅基地来源、农村税费改革、农村宅基地政策法规的认知。对两者影响最显著的都为宅基地来源因素。由此可见,荒地或闲置用地为新辟地基建房的主要用地来源,且相对其他用地来源建房占地面积较大。因此,在保护耕地不被占用的同时,政府应控制荒地或闲置用地建房超占现象,从而保护潜在的耕地来源。

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研究进展

我国工农业收益悬殊,农村劳动力大量向非农转移,农地闲置,是促发农地流转的主要诱因。整个农户流转行为表现出区域性,流转模式多样性,呈现"去粮化"趋势。社会经济制度、农户自身禀赋和自然资源禀赋是流转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目前学界在农户流转行为形成机制、新农村建设宏观背景下的农户流转行为以及农户流转行为长期定位调查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的动力与激励机制初探

研究目的:研究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问题。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研究。研究结果: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的主体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户,激励机制主要包括收入激励、产权激励和政府管理激励。研究结论:通过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农户在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上的行为逻辑分析,揭示了影响集约利用的深层动因,扩展了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的思路;运用补贴、产权制度安排和政府管理等手段,可以有效激励用地主体集约利用农村居民点用地。

农户宅基地有偿退出与有偿使用决策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传统农区宜城市的实证

研究目的:从宅基地"双有偿"系统分析视角,探索影响传统农区农户宅基地"双有偿"行为决策的因素,为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基于IAD延伸决策模型,围绕户主特征及家庭概况、政策实施环境、宅基地"双有偿"规则、认知改革4方面变量,采用二元Logistic整体回归分析。研究结果:农户宅基地"双有偿"受这4方面变量共同影响。其中在户主及家庭概况方面,住宅数量对宅基地退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反映出宅基地对农户的住房保障功能;在政策实施环境变量中,与集镇距离变量对宅基地退出呈现"正态分布"、基础设施发达程度与宅基地有偿退出正相关;在宅基地"双有偿"决策中,退出补偿标准对宅基地有偿退出在0.01水平上显著,呈现负相关关系;认知改革变量(宅基地所有权归属、退出对实际生活水平影响、有偿退出政策满意度)对宅基地有偿退出正向影响较为显著。研究结论:在宅基地"双有偿"改革过程中要加大对政策的宣传,在推进宅基地退出时要注意时序分区,加强对退出后宅基地利用和宅基地有偿使用费的管理。

农户农地流转行为与宅基地退出行为的悖离失调研究——以安徽省金寨县为例

研究目的:探究农户农地流转行为与宅基地退出行为的悖离失调现象及其背后原因,以期为协调农户两类行为提供支持。研究方法:logistic模型。研究结果:(1)从实地调研现状看,农户选择仅流转农地或仅退出宅基地现象较为突出,两者行为同步发生的农户仅占总数的12.34%,客观存在着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和宅基地退出行为脱节的现实;(2)农户农地流转与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受是否已在城镇定居、需要抚养的子女数、耕地面积和常住人口数的显著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受需赡养老人数、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家庭收入来源、是否已在城镇定居、常住人口数和宅基地数量的显著影响;(3)当前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没有对农地流转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也没有对宅基地退出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研究结论:现阶段农户农地流转与宅基地退出行为存在失调现象,是制度安排的阶段差异性、治理结构的风险规避性、农户资源利用的价值判断差异性共同造成的。

不同兼业类型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和效率分析——基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实证研究

构建了农户兼业对土地利用行为及其效率作用机理的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下以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户调研数据为基础,利用分组比较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数据包络分析(DEA)等方法分析不同兼业类型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和土地利用效率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兼业类型对农户土地利用方式和行为的选择有显著的影响,不同类型农户的投入行为、施肥行为、土地利用程度、土地经营规模存在很大的差异,从总体上说,兼业农户的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化肥施数量、土地利用程度等方面低于纯农户,在兼业农户中二兼农户又低于一兼农户;同时,不同的土地利用行为又导致了不同类型农户的土地利用效率的差异,从DEA效率来看,一兼农户略大于纯农户,并且二者都远远大于二兼农户,这说明农户适当进行兼业经营有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当兼业程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影响土地利用效率。

不同类型农户耕地流转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重庆市涪陵区青羊镇为例

文章基于重庆市涪陵区青羊镇265户农户调查数据,将农户划分为纯农户、一兼户、二兼户和非农户,对不同类型农户耕地流转的特点进行解析,构建包括农户家庭状况、收入来源、资源禀赋和区位影响在内的Logistic模型,分析不同类型农户耕地流转的影响因素。文章指出,青羊镇农户兼业行为普遍,从纯农户到非农户,家庭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的比重逐步增大;不同类型农户在耕地流转的规模、模式和耕地流转前后用途变化方面都有所差异;纯农户基于生存保障的角度,不积极将耕地转出,一兼户意识到耕地的潜在价值,流转决策因子以生存和经济因子为主,二兼户和非农户基于耕地资产收益的角度,流转决策因子以经济和区位因子为主导。文章认为,根据不同类型农户耕地流转特点及影响因素制定相应政策措施来引导其耕地流转,是整合耕地资源,提高耕地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