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二拍”商人形象之结局研究

随着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商人,这一时期的通俗文学大家冯梦龙、凌濛初便在“三言”“二拍”的诸多篇目中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商人形象。就这些商人的结局来看,可分为喜剧结局和悲剧结局,其中喜剧结局又有大团圆结局和其他喜剧结局,悲剧结局有死亡结局和其他悲剧结局。这些结局揭示了明代社会商人地位的变迁、人们价值取向的转变及个性解放后物欲的膨胀,并折射了冯、凌二人“导愚适俗”的创作意图,凸显出独特的文化意蕴。

解放区文艺的地方路径:晋察冀文艺实践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地性的生成

关于解放区文艺的一体化表述遮蔽了晋察冀文艺的主体地位,削弱了晋察冀文艺的文学史价值。事实上“延安-晋察冀”之间存在丰富的互动关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晋察冀文艺工作者将文艺创作与抗战具体任务结合,使文艺既满足群众审美需求,又起到政治宣传的作用,形成了不同于延安的文艺生态,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产生提供了实践支撑和路径参考;落实《讲话》的过程中,晋察冀文艺作为对《讲话》的地方回应,起到示范作用,证明了《讲话》的正确性与普适性;而随着《讲话》权威性的确立,《讲话》前晋察冀文艺践行文艺大众化的独特价值被削弱了。因此,为避免对解放区文艺的同质化解读,有必要还原晋察冀文艺的主体性,探究解放区文艺的地方路径。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民主体性建构的几点思考

当下探讨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我国农民应该具有怎样的主体性,如何来建构这些主体性将会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理论思考。

彭桂萼的抗战诗歌研究

彭桂萼的抗战诗歌紧扣时代脉搏,感情真挚,语言流畅,雄浑豪放。民族解放意识是彭桂萼诗歌的思想特质与审美意识的灵魂;地方特色与边疆民众的觉醒是彭桂萼诗歌的价值取向原则;服务抗战的诗歌大众化探索则有力推进了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炽热的爱国情感使彭桂萼的抗战诗歌保持了澎湃的热情与飞翔的想象力,具有鲜活的时代特征与独具魅力的地方色彩。

人民文艺中的婚姻家庭叙事与妇女解放的历史经验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刘巧儿、王秀鸾形象在婚姻、家庭场域中的叙事,尝试对妇女解放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提出更具历史性的理论思考。第一部分主要说明论文的讨论对象为出现在1943-1949年并被收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叙事文本及其文体上的大众化特点。其中有关人民与革命主体的叙事,大多呈现为女性的面孔,这也显示出人民政治与妇女解放之间的密切关系。第二部分主要运用与刘巧儿相关的四个叙事文本讨论婚姻自主权和农村女性的主体性问题。首先分析了刘巧儿叙事文本中存在的六种婚姻形态,进而通过与《小二黑结婚》的对照,分析这些婚姻故事与现代爱情话语的差别,由此讨论从“婚姻自由”到“婚姻自主”的法律条文修改如何能切实保护农村青年的自主权利,最后对四个叙事文本如何渐次加强刘巧儿主体性叙事做出分析。第三部分通过分析“解放区四大歌剧”之一的《王秀鸾》来讨论农村女性的当家权问题。首先分析这部歌剧如何在家庭伦理剧的叙事格局中讲述女性的“当家权”,这种权利的获得如何与女性参与社会化生产密切相关,然后通过与赵树理的《传家宝》《孟祥英翻身》等小说的对照,分析这种当家权的限度。第四部分提出对中国妇女解放历史经验进行重新理论化的三个相关议题,即中国妇女解放理论与西方当代女权/女性主义理论的差异性与综合性、从多重交互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性别制度中讨论女性群体的独特性、重新理解人民政治实践从内部改造婚姻家庭制度的妇女解放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