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与突破: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以贵州省L村为例

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振兴乡村可以有效避免乡村振兴中的大拆大建、形式主义以及官僚主义等现实难题。农民主体作用何以发挥,其关键点在于唤醒农民主体意识,让农民谋事、做事、成事;其落脚点在于凸显农民主体地位,突破科层窠臼带来的基层治理行政化。结合贵州省L村乡村振兴实践,发现可以通过农民的“众智”“众力”“众愿”唤醒主体意识,重构自治机能;以农民作为主体参与实现“双轨治理”,以“党群直议”积极发展基层民主,突破行政化困境。最终让农民主体作用得以发挥,使决策、执行回归农民,这对欠发达地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现实参考意义。

两种补贴对两类粮农种粮收入的影响分析

近几年,农业补贴一直是我国政府关注的重点,也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通过构建一个简单模型,将粮农分为自给型和种粮大户,分析了直接补贴和最低收购价支持对两类粮农种粮收入的影响。通过分析发现,对于自给型粮农,直接补贴对其种粮收入的影响较大而价格支持则没有影响;对于种粮大户,直接补贴和价格支持对种粮收入均有影响,且价格支持的收入效应大于直接补贴。因此,对于不同类型的粮农,国家应该采取不同的粮食补贴政策,对自给型的粮农重点采取生产要素价格补贴等直接补贴,对种粮大户主要采取最低价收购政策。

论小农集约经营

中国的国情决定着,即使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到完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程度,从总体上看,中国农业也只能走“小农集约经营”的现代化之路;农地“规模经营”终究是希望田野上的“星星之火”,它不可能形成“燎原”之势。

两种模式的比较——裴斯泰洛齐的贫民教育与晏阳初的平民教育

裴斯泰洛齐和晏阳初是中外教育史上致力于乡村教育的两位教育家,他们在教育实验和理论的形成中有较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具有基督的博爱精神,有各自的理论基础。教育实验扎根于农村;实验服务的对象是穷人;其目的是解决农民的劣根性;教育内容强化训练、重实用、重生活;教育手段上科学化、简单化,成功地创造了两种农村教育模式。

新时期加快发展农民体育的若干思考

采用文献资料等方法,对我国农民体育的现状进行分析,认为目前我国农民体育相对滞后,存在诸多不足,应从提高认识,摆正地位;落实农村政策,增加体育投入;健全管理机构,提高管理效率;贴近农村实际,开展体育活动等方面入手,加快发展农民体育。

以“三治融合”重塑基层治权

创新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对此,国家视角的制度分析往往忽略了社会矛盾产生的复杂逻辑;底层视角的经验研究虽然揭示出了这种复杂逻辑,但没有将其与国家制度创新进行有效衔接。作为上承国家意志、下接民众诉求的关键结点,基层治权视角对深入理解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和解决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然而,当前的资源下乡和规范下乡对基层治权赖以运转的价值、组织和社会基础造成了巨大冲击,在推高基层治理成本的同时,也束缚了其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为此,重回中国特色的简约治理,并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重塑基层治权才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大众传播媒介对农民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影响

从农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特点入手,分析大众传播媒介的体育传播对农民参与体育态度与行为、农民与体育活动之间的社会距离、农民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社会覆盖面、农民体育娱乐与生活方式、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与农村体育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影响。显示了大众传播媒介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农村领域、在促进农民参与体育健身活动过程中的独特魅力。

不同年龄组农民体育意识和体育行为的比较研究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不同年龄组农民保健意识、休闲方式、体育价值、体育锻炼动机、体育法规的认识、体育参与和制约因素进行了调查和分析,结果认为:农民的体育意识和体育行为均随年龄的增加成下降趋势。

我国农村群众性文化活动的衰落与农民社交困境

在我国传统的农耕社会,群众性的民俗活动以及亲友乡邻间节日及婚丧嫁娶时的走动往来承载着农民的社会交往,具有强大的教育和文化整合功能。农耕社会农民之间社交纽带的本质是精神文化纽带而非经济利益纽带。近几十年,我国农村社会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农民社交遭遇困境,群众性文化活动的衰落是重要原因,农村文化建设应该将繁荣群众性文化活动作为着力点。

陕甘宁边区农民群众开荒动员述论

陕甘宁边区为了克服严重的物质困难,将边区的内部移民和外来难民、边区的老户农民以及"二流子"和妇女都广泛动员起来开荒生产。这不仅为减轻边区人民负担、为边区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一贯的群众路线与群众工作方法。

媒介对三农作用指标体系的研究路径及功能

建立检测媒介对三农作用的指标体系,可以使媒介对三农作用的系列调查具有可比性与延续性,可以成为评价媒介作用、监测媒介发展状况的依据,并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本文探讨了这一指标体系的研究路径,提出了应当以中国主流媒体的职责功能为出发点,以传播学为理论基础,以其功能说为维度。同时应当遵循定量与定性相统一、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相结合,指标应具有广泛的覆盖性并能加以量化等方面的原则。

启蒙与自救:中国现代文学中知识分子先锋意识的丧失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从1928年“革命文学”之争开始,由于无产阶级价值观的强劲介入,“五四”新文学作家的社会启蒙主体身份便发生了彻底的交化。他们不再是作为现代意识的启蒙者而存在,而是作为现代政治革命意识的被启蒙者而存在。这种社会身份的绝对转换,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具体实践过程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欠发达地区不同职业农民信息需求分析——以湘鄂渝黔边区为例

不同职业农民因其生产、生活活动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信息需求的差异,非农产业农民更关注市场与产品销售信息。传统农业农民和农业管理农民更关注新技术、农业政策等最基本的农业信息。分析不同职业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和偏好,传统农业农民更多地依赖传统的人际传媒渠道,而乡村管理农民已由大众传媒渠道逐渐取代了人际传媒渠道。

辽宁省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

通过文献资料、访谈、问卷调查、逻辑分析、GIS分析和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对辽宁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和分析.调查显示各地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各级地方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力度不够;农村体育发展的经费来源单一;基层农村体育管理存在空白,没有建立有效的农村体育管理运行机制;农民参与体育活动的意识淡薄;农村体育活动缺乏组织和必要的健身指导等.

晏阳初科学思想探析

晏阳初从事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是一场科学普及运动。他非常重视科学的作用 ,提出了科学普及的原则和途径以及“中国化的社会科学”的概念。事实上 。

中国农民集体行动研究:回顾与前瞻

由于社会转型的加快与制度建设的缓慢,导致农民利益表达受阻,由此引发农民集体行动增多,这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对话式的讨论,推进了农民集体行动的范式思考与公共政策设计。我国早期的理论研究受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影响很大,但无论就社会运动的概念或中西的不同社会背景而言,这一理论都很难套用于中国农民集体行动的研究;近期的研究多纠缠于"道义小农"与"理性小农"之争。从既注重个案研究也注重整体研究的角度来看,对中国农民集体行动要根据其动力机制、动员机制、机会结构、策略运用、面临的困境等因素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进行分类研究,方可形成农民集体行动的类型学划分,并在制度层面应对不同类型的农民集体行动。

大众传媒对农民体育传播的缺失——以江苏省谢湖村为个案

以江苏省苏北地区谢湖村为个案,采用田野调查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探讨大众传媒对农民体育传播的缺失及对农民体育发展造成的影响。大众传媒在农民体育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村大众传媒设施缺失、功能缺失、意识缺失等,提出了大众体育传媒对农民体育传播的策略。

大众文化与农民犯罪

大众文化是以城市大众为主要消费对象的文化,但由于广播和电视是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因而随着广播和电视的普及,大众文化早已把农村覆盖,从而使其负效应成为诱发农民犯罪的重要因素,具体表现为激发农民潜意识阴暗的东西导致犯罪,促使其介值观念倾向个人本位导致犯罪,强化其拜金主义导致犯罪,促进其追求世俗享受导致犯罪。所以,必须努力提升大众文化,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才能控制农民犯罪发展。

建立健全密切农村干群关系机制的路径探析

建立健全密切农村干群关系机制,是新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确保农村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具有重要意义。其基本路径有:大力发展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努力实现农民民主政治权利;不断提高农村干部综合素质,切实增强党在农村的执政能力;充分尊重农民群众首创精神,有效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积极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切实维护农民根本利益。

论群众路线语境下的农民土地权益保障

当前农民土地权益流失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必须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加快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创新与优化,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以切合新时期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