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期望效用理论的农户土地整治权属调整意愿研究

基于期望效用理论剖析农户土地整治权属调整意愿的内在机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龙州县的农户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采用逻辑斯谛(Logistic)模型,分析不确定条件下未来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损失效用对农户权属调整意愿的影响,为引导农户积极响应权属调整提供决策参考。结果显示:农户认知是其产生支持行为意愿的基础,研究区只有约20%的农户对权属调整政策比较了解,超过80%的农户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被动获取信息,但接近90%的农户对权属调整表示认同,说明政策实施具备民意基础。在未来预期收益方面,新增耕地面积、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农业机械化使用率、提高规模化经营程度等因素对农户权属调整意愿至少在P<0.1水平上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未来预期损失方面,耕地质量下降、土地分配不公平等因素对农户权属调整意愿至少在P<0.05水平上有显著负向影响。据此提出如下对策建议:加强权属调整全过程的农户有效参与,切实保障农户土地权益;完善权属调整的法治化建设和制度化管理,促进权属调整获得农户的支持和信任;发挥权属调整对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推动作用,促进农户分享现代农业发展红利。

农民与国家关系的演变模式及前景

从中国农民与国家关系的历时性视角来看,农民与国家关系的演变可能有五种变动模式:(1)传统社会中的农民与国家是一种四位一体、虚实双线关系;(2)土改时期的农民与国家是一种四位一体、双边二重关系;(3)集体化时期农民与国家是一种三位一体、城乡二元关系;(4)改革以来农民与国家是一种四位一体、强弱双线关系;(5)未来农民与国家关系演变的可能前景,或许是一种多元一体、合作共赢关系。

基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视角的社会保障问题探析

本文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视角,阐述了农村土地制度与社会保障体系之间的基本逻辑关系,揭示了以土地、劳动力、社保和环境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红利"理论,并对农村土地制度对社会保障及社会稳定的利弊关系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农村土地制度深化改革的前提条件是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社保体制的改革与重构不仅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深化改革的需要,而且也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健康发展,现代农业发展以及广大农民从自然人、经济人向社会人转变的需要。

农地流转的新特点及农民失权状况分析

土地流转和农业实行规模经营的提出,农村兴起了新一轮的圈地高潮。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土地流转不可能有效保障土地流转的农民权益。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缺位、地方政府职能错位、土地市场化流转难起步是农民土地流转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主要原因。解决的途径:一是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在界定、测定农村集体土地范围和数量的基础上,将集体土地确认到以组(自然村)为主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并以股权形式量化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组建农民土地股份合作社;二是尊重农民意愿,实行土地的市场化流转;三是建立健全流出土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再就业和创业的社会保障机制。

新形势下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完善探讨

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问题是土地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的合理配置和流转显得非常重要。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但与此同时,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并由此提出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加强农民权益保护的主要对策。

和谐语境下农村小产权房规制问题研究--以民生利益为探究视角

在农村小产权房热销的同时,建设部作出了关于购买新建商品房的风险提示,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也明确叫停小产权房的销售,农村小产权房争议再度升温,对于农村小产权房的合法化问题说法不一。文章基于风险与利益的博弈对农村小产权房的内质予以厘定,从利益驱动角度探究农村小产权房的成因,并通过农村小产权房的弊病分析得出其存在的风险,进而以民生利益为探究视角对农村小产权房的合法化进行检讨,最终在和谐语境下,从防治结合的探索进路提出分类规制的解决思路。

农民财产权收入的土地财产权结构新探——权利束的法经济学观点

财产权制度通过界定农村土地财产权、调整农村土地市场交易行为而成为保障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核心制度。反观现实中法律制度对农村土地财产权转让的制约,农村土地市场交易受到限制,造成农民财产性收入取得程序、方式以及效力方面的困境。反思大陆法系传统财产权理论,从权利束的法经济学观点出发找寻农村土地财产权结构的基点,以定限物权为核心设计农村土地上的权利束体系,充分发挥财产权的流动性,可增加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方式。

产权强度与农民的土地权益:一个引论

产权制度是一种基础性的经济制度,但产权的不同形成方式隐含着不同的强度。产权强度决定着产权实施,是政府代理下的国家法律赋权、社会规范与产权主体行为能力的函数。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重点在于改善法律赋权的非歧视性、农民行为能力的提升以及社会对农民权益的认同与尊重。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土地权益变迁过程考察

农民土地权益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情况的直接反映。狭义上的农民土地权益主要包括土地生存权和土地发展权。基于"产权结构—要素流动"的理论分析模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政策变革下的农民土地权益变迁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在本质上也就是土地生存权和土地发展权逐步实现的过程。

中小林农林权抵押贷款新模式探析

林权抵押贷款作为农村产权改革和农村金融的双重创新，不仅可以盘活森林资源，也可为林业发展提供融通资金。现有林权抵押贷款模式仅适合林业企业和林业大户，针对中小林农的林权抵押贷款模式尚未在理论上进行过系统研究。基于此，文章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相关理论，探索适合中小林农的“订单林业＋企业担保”的林权抵押贷款新模式，并对必要性、可行性和意义进行分析，提出实施建议。

转基因水稻产业化中的专利问题分析

我国转基因水稻已获国家安全证书,向商业化生产迈出了重要一步。在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中,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乃是众多法律问题中的基础性问题,与转基因水稻相关的专利检索则是我国制定相应的知识产权战略的基础性数据。采用专利检索的方法,在对相应检索范围进行框定,检索数据进行筛选、整理与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相应的结论,并从如何应对国外专利策略、提高国内专利申请水平、加强各方主体的职能与合作、保护农民权益等角度提出了建议。

从集体成员权到法人成员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成员权的内容构造

相关政策和法律文件中,对农村村民存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农民集体成员”两种表述。实际上,“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非同一概念,前者性质上属于总有团体,后者则属于集体财产所有权行使主体,但在相关政策性文件在成员权益方面并未对二者作出明确区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成员权与农民集体成员权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农民集体成员权中的自益权即财产性权利,其中包括集体土地占有使用权、集体财产收益权、集体剩余财产分配权;共益权即非财产性权利,其中包括决策参与权和监督权。农民集体成员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成员,除享有原“农民集体”成员的自益权和共益权外,还应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发展股认购权、招标项目优先承担权、股东诉权等权利。

农民视野下的集体产权——来自陕西姚官村的调查

农村的集体产权关系到农业发展、农民生活改善和农村繁荣。通过对陕西关中一村庄的实际调查,从农民的视角来认识集体产权问题,发现集体产权在农民的视野中不仅是"一束权利",更是"一束动态的利益关系",这束关系缺乏稳定性、名实不符,同时蕴含了非物质的利益关系等特征。在推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集体产权配置时,应该考虑这一关键点。

土地集体产权及农民利益保障的困境——安徽桃园村股权纠纷考察

乡村集体产权能否保障农民利益?国内社会学产权理论大多持肯定态度。通过对安徽省桃园村股权纠纷事件的剖析发现,在地方政府的权力运作下,集体产权面临"政府化"的挑战,即集体产权越来越难以保障乡村利益。这意味着社会学产权理论必须重新审视其理论视角和出发点。在地方政府和城市资本的双重挤压下,集体产权能够模糊的空间已非常有限,集体产权只有逐渐走向明晰化才能保护农民利益。

基于农民权益视角的农村林权制度改革实践与启示——以安徽为例

从改革开放以来安徽省2次针对森林、林木、林地为对象的土地产权制度变革实践进程入手,从农民权益的视角回顾了林权制度改革的背景、所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对其中一些特点和规律进行了总结和思考,以期对当下的林权制度深化改革提供有益借鉴。研究表明:成功林权制度改革的根本在于满足农民的根本权益,权益保障是深化农村林权制度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研究

随着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进城落户农民数量不断增加,在人口流向城市的同时,进城落户农民在农村的产权却没有与他们一起流向城市。本文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前提是给他们赋权;应分置农民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和社会权益,创新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实现途径;通过农村产权量化,扩展农村产权的交易边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支持引导进城落户农民依法有偿转让农村权益,进而提高农民的财产权益,提升城市化质量。

论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完善与农民权益保护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的合理配置和流转对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然而,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中也存在农村土地产权主体虚位、土地承包关系不稳定、农民土地产权权益被侵犯等新的制度问题,需要采取明确土地产权主体、稳定集体土地承包权并辅以定期微调、规范政府征地行为等措施,加强对农民权益的保护。

上海市养殖渔民权益保护对策分析

社会经济的发展将造成行业的更替,保护被更替行业相关从业者的权益,关系到行业更替的顺利程度以及社会的稳定。由于经济高速发展,上海市的养殖业与其他行业间的更替比我国其他地方更为明显。根据《渔业法》,养殖渔民可分为使用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进行养殖的渔民和承包集体所有水域滩涂进行养殖的渔民。该文主要讨论使用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的养殖渔民权益的保护问题。上海的地理优势,为其养殖业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但近两年来,上海市养殖业水域滩涂被改为它用,导致了养殖规模下降。在此过程中,原有养殖渔民因得不到合理的安排,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该文根据我国《物权法》、《渔业法》及其它法律法规提出,从私法和公法两个途径对养殖渔民权益进行保护,具体措施包括进行水域滩涂的规划、明确权利与义务、规定补偿或赔偿内容及标准等;同时应正确处理保护渔民权益与保护养殖业、直接与间接的保护手段等关系。

成都市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成都市是我国较早开展农村土地流转的试点地区之一。文章在总结成都市农村土地流转经验基础上,结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对成都市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就进一步推动成都市农村土地流转提出了建议。文章认为产权问题、自愿问题和农民利益问题是促进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提升农民土地财产权利:潜力、梗阻与对策——基于安徽省4县(区)的田野调查

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而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通过安徽省4个县(区)的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田野调查,从宅基地、"四荒"用地、耕地和集体经营建设用地四个模块,对安徽省农民土地财产权利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了宅基地存在"特殊"的流转方式,"四荒"用地存在较大的升值潜力,耕地建设水平应当继续加强,集体经营建设用地的管理有待创新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链接农村社会现实与土地制度的执行,契合土地交易方式与土地制度,协调土地产权与规模经营的关系,稳妥推进农村土地金融化进程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