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研究的热点、演进与展望——基于CiteSpace的知识图谱分析

使用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对来自知网、万方、维普3大数据库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404篇研究文献作者、机构及热点进行分析,基于研究现状展望重点方向及前沿趋势。研究发现:研究人员和机构合作意识较弱,受学缘、地缘等因素影响未能形成较为明显的研究群体;“三块地”改革试点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研究态势,相关研究文献数量急剧上升,2019年至今为巩固改革成果期;现有研究聚焦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制度设计、与土地征收及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关系、地方实践、收益分配等主题。利益均衡视角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分配机制的探索与优化、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同地同权同价的实现条件及路径、农村三项土地制度改革的法理平衡及制度设计、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助推乡村振兴的地方模式及发展经验等方面仍需继续深化研究,也是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农村土地要素占有权配置实现研究

农地要素占有权的有效配置实现,其关键是不断探索农地占有关系及其产权分置“内容”与实现“形式”。通过探秘农地产权占有行为构成与农地要素配置运行之间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关联,回溯中国农地占有权制度的得失安排及其要素配置方式的历史演进,本文剖析并提出了农地要素占有权的排他性界定、社会化配置、市场化交易和物权化保护的现实困境与破解之道,进而为实现要素市场化高效配置、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和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农地占有权制度改革策略。

“和谐共振”还是“各行其道”?——农地产权制度变革与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关系

农村改革以来,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来的是以村民自治制度为载体的基层民主的发展,因而“和谐共振”成为二者关系的诸多理论讨论的主题。由于村民既是土地产权主体,也是基层民主的参与主体,通过考察村民对农村土地产权的认知、村民参与基层民主实践的意愿和行为,可以揭示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日益朝向个体化产权方向发展,但个体化产权与基层民主的关系并非“和谐共振”相互促进关系,而是各不相干的“各行其道”。而村民对农地集体产权的认可对其基层民主参与却有着正面的推动作用。村民的年龄、性别、家庭土地面积以及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对其政治参与没有正面影响;相反,村民年收入越高,越不关注村庄治理进程。因此,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在赋予村民个人化土地产权的同时,还必须致力于创新集体产权和集体经济,以促进基层民主的发展。

农地制度创新“缓解撂荒”与“加剧非粮化”双向效应研究--以西南山区“三变”改革为例

研究目的:探索农地制度创新--“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对西南山区耕地撂荒与非粮化双向影响效应,为构建差别化的农地保护政策提供参考。研究方法:理论分析、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结果:(1)“三变”改革具有“缓解撂荒”和“加剧非粮化”的双向效应,二者对耕地保护作用相反但基本持平,总体上不影响粮食安全。(2)“三变”改革对改革区“缓解撂荒”和“加剧非粮化”具有持续动态影响,并随着改革深入越来越显著。(3)“三变”改革主要借助土地流转集中而推动适度规模经营、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而发展现代农业、释放农业劳动力而促进产业融合发展等多种途径改变耕地利用状态。研究结论:鼓励农地制度创新盘活撂荒耕地,以有效保护耕地。在确保粮食安全基础上,采取因地制宜措施应对耕地非粮化趋势,并在农业经营实践中通过科学政策评估有效确定耕地撂荒和非粮化的最优均衡点。

乡村振兴战略下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策略

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农业现代化推进需要在农地适度规模基础上进行产业化发展。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能够促进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提升劳动者素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等,有效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在“三权分置”土地制度改革下,农地产权制度还存在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等方面问题,影响农业现代化健康发展。为此,应进一步明确农地所有权主体,深入健全农地使用权,强力完善农地处置权,切实保障农地收益权,深度推进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

梁武帝藉田礼制改革背后的重农政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礼制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其中,尤以梁武帝对礼制的改革最为全面透彻,影响最为深远。剖析梁武帝藉田礼制改革之原因和具体内容,对其背后所蕴含的重农政策加以探究,诠释梁武帝的治国理念,揭示礼制与政策间“互为表里”的深层次关系。

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研究——基于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实证检验

基于2011—202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将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作为虚拟变量,在考虑其内生性基础上进行基准回归,并分析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农地“三权分置”政策能够有效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但其边际效应存在政府干预程度的异质性;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可通过农地流转间接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据此提出应持续深化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完善相关制度与规定和规范农地流转市场等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土地经营权登记效力模式研究

农地登记是土地经营权登记的制度基础,土地经营权登记的模式选择需要在农地登记制度的逻辑中展开。土地经营权作为我国新增设的农用地用益物权,在比较法中有与其相似的农用地用益权,对其登记模式的选择需要在借鉴的同时完成本土化塑造,以促使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在法律制度的框架中平稳有序地推进。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完成确权登记的情形下,土地经营权的设立及流转仍沿用登记对抗主义缺少对现实因素的考量,在实践中也将阻碍土地经营权权能的行使,从而使得放活土地经营权的效果大打折扣。农地权利的设立和转移采用不同的变动模式,土地经营权的设立采取登记生效模式有利于推动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的统一,在土地经营权用益物权的不动产统一登记中实现放活土地经营权的目的。

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下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研究

农村是乡村振兴的主要阵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关键的要素是土地。运用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分析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发现,其面临产权权能不明,经营权确权工作不完善,市场管理机制不健全,流转市场机制有待完善,流转市场规模有待扩大,农户保障制度不完善,部分农村用地规划不规范、随意性较大、土地征用价格不合理等问题,因而应在改革中进一步明晰土地产权,坚持土地公有,做好确权登记工作,完善经营权相关法律法规,借鉴产权商品化及配置市场化理论加速土地流转,完善市场流转机制,加大宣传,做好农户的思想工作,扩大市场交易规模,根据地租理论完善农地征用制度,规范用地,简政放权,发挥农户的主体作用。

北宋淤田司的设置与管理

北宋淤田司的设置,促进了全国农田水利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淤田司是熙宁变法时期设置的临时机构,其兴衰伴随王安石政治命运的起落。北宋时期淤田法在积累前代经验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发展,淤田活动在改善土地盐碱化问题、增加国家赋税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北宋淤田司的设置及淤田法的推行,对当今黄河水患治理、黄河水利资源的利用乃至盐碱地治理,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污染农田土壤的治理技术研究概述

概述了由于农时操作过程中用污水灌溉、不合理施用化学肥料、化学农药,以及矿区排污等途径造成农田土壤遭受重金属、放射性物质、硝酸盐以及有机氯残留等污染。通过种植超积累植物(包括农作物的某些品种及某些野生植物)或者通过有益微生物处理土壤、拌种等、采用有机酸、石灰等化学物质和多种有机物质等不同途径,对污染的土壤进行治理,均可收到良好的净化改良效果。同时分析了植物修复的应用前景以及保证效果的调控原则,并强调综合技术合理搭配应用收效会更好。

平地缩块改造小麦畦田技术研究

为保证河套灌区田块平整的顺利进行与可操作性,针对灌区小麦畦田改造技术进行了研究。得出畦长45 m,畦宽分别为5.0 m和7.5 m的畦田在获得较高产量的条件下,水分利用效率由现状的1.10 kg/m3分别提高到1.31 kg/m3和1.27 kg/m3,从田间试验角度论证了对灌区较大规格畦田进行缩块改造的必要性。

日本农地问题与农地制度改革

日本农地制度是依据1952年《农地法》的制定演变而来,《农地法》的颁布实施诞生了战后日本农业的零细规模、分散分布的私有权保护的"自耕农民"农地制度。为了缓解因农地利用限制方面影响农业经营规模扩大的障碍,1970年起日本相继实施了多次相关促进"农地流动化"的租地经营政策与"农地连片化"制度政策的农地改革,解除了限制农地租借行为的相关内容,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经营规模扩大。相关农地改革政策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也出现了农地所有者对于农地被转用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期待,大量耕作放弃地的出现而影响农地集中及经营规模扩大,农地被无秩序利用等其它农地问题。文章通过对日本1952年以来实施的相关农地法律改革内容的整理与剖析,从日本农地问题所在、日本农地制度改革相关内容、影响农地集中的其它问题、农地利用秩序改革理念等4个方面分析阐述了日本农地问题与农地制度改革的相关内容,指出了农地所有者对于农地被转用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期待、大量耕作放弃地的发生、不在村农地所有者增加等3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影响了农地集中及经营规模扩大,从健全土地利用计划审核机制、解决农业委员会成员的利益相反立场、统一农地管理与运行组织等3个侧面提示了日本农地利用秩序改革理念与方向。

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根本属性与权能演变

土地经营权是流转情况下才独立于承包权的一项权利,是对农地流转实践的政策回应,其性质应是债权,不是物权。国际上,将与土地经营权较为类似的租赁权性质界定为债权并进行物权化,是多国通行做法,目的是平衡权利关系。应厘清现有土地流转方式,进一步稳定土地流转关系,继续做好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发育的相关工作,做好相关政策对接与储备。

对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和创新运行管护机制试点成效的思考

在对比分析湖北省通城县和山东省东平县两个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和创新运行管护机制试点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措施的基础上,总结成功经验,对推进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和创新运行管护机制改革提出建立考核机制、健全管护机制、完善投资融资机制等思考,为之后相关工作提供借鉴。

土地细碎化治理与农地制度变革——基于桂北F县农村调研

面对日益细碎的农地经营难题,F县农民自发进行了"小块并大块"的土地治理试验,在村社组织、集体经济和国家法律的支持下,他们运用大众动员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和公共话语机制完成了土地治理工作,形成了"村社主导,农民主体,大众参与,民主决策"的土地治理模式,显著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F县土地治理试验对当下农地制度改革的启示是:在保障私人地权的同时,赋予村集体一定的土地调整权力,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此推进农村细碎地权的整合、夯实农村长远发展的基础。

农地福利化:实践机制、后果呈现及其优化路径——以沪郊埭村为个案的初步分析

在沪郊的农村,制度化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稳定性非农就业的实现,使农地原初具有的生活保障和就业承载功能逐步剥离,呈现出"去保障化"的趋势。但在现有的农地制度安排下,农户的承包权已经物权化,各级政府的惠农补贴和畸形农地流转市场形成的虚高地租,强化了农地的收益效应。在这一情势下,"去保障化"的农地转而成为满足农民"多多益善"心理的福利,农地福利化倾向凸显。本文以沪郊埭村为个案,对农地福利化的实践机制进行分析,并呈现这一发展趋势的社会经济后果,最后提出破解农地福利化困境的优化路径,以期为下一步的农地制度改革提供参考。

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对现阶段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思考

环境、制度变迁主体和“路径依赖”是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现阶段中国农地制度环境产生了稳定和改革调整现阶段中国农地制度的矛盾需求,政府作为农地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者在维持还是废除现有的农地征用制度上处境尴尬,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取得初期的辉煌后,虽然在现阶段遇到了一些问题,但其自身在不断地朝着改善绩效的方向调整,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现阶段中国农地制度的变迁方向。农地私有化和国有化都是不符合现阶段中国农地制度变迁内在逻辑的改革主张,现阶段中国农地制度的改革方向只能是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当前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首要任务是要进行农地外部制度的重构,其次要在保持现有农地制度基本构架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农地内部制度的局部调整和创新。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要点与展望

我国正在全面推进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改革。三权分置改革对于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影响重大、意义深远,使农村经济统分结合的实现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在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旨在加快放活土地经营权,实现农地规模经营的"效率"目标,同时稳定农户承包权,兼顾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和生计兜底的"公平"目标。"三权分置"改革实施的重点是在法律和实施办法上清晰界定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者之间的权利关系,建立健全土地产权制度和利用制度,有效落实中央文件和改革精神。

对当前农地制度改革的思考和建议

农地制度改革由来已久,在追求最大制度绩效的前提下,众多的专家曾经尝试了不同的制度方案,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改革观点。关于农地制度改革的种种观点都应从动态的经济发展阶段和静态的经济运行体制去考虑,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家和政府对土地的管理方便与否,因为土地制度的设计与安排只有适应于发展的阶段和实际运行的体制,即土地制度供给的功能符合制度需求,才能成为一种有效和交易成本较低的运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