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儿父亲照护体验与角色适应的现象学研究

目的探索新生儿父亲对初次分娩的妻子及新生儿的照护体验及其向父亲角色过渡的适应心理。方法采用目的抽样法对妻子于2022年7-9月间初次分娩的12名新生儿父亲进行半结构式访谈,使用Colaizzi七步法进行资料分析。结果针对新生儿父亲照护体验与角色适应共提炼出3个主题:(1)多重情绪体验,包括紧张和担忧,期待又害怕,责任意识加强;(2)照护困难,包括缺乏新生儿照护经验,缺乏产妇照护经验,疲惫感倍增;(3)外部支持力度弱,包括与医护人员沟通较少,护理知识普及度不足,环境舒适度欠缺。结论照护母婴有助于新生儿父亲的角色适应,促使其承担家庭责任,有利于亲子关系发展与家庭和睦的维系,但同时新生儿父亲也存在因照护经验缺乏导致压力剧增、睡眠不足导致疲倦感倍增、面对妻子分娩创伤心情难以平复等问题。医护工作者应多加关注此类人群的心理,帮助解答其心中疑虑,指导其掌握母婴照护的注意事项,适时开展多形式的健康宣教活动,以促进整个家庭的和谐稳定。

专科护士工作获得感源泉的质性研究

目的了解专科护士工作获得感的源泉,为专科护士使用和管理提供依据。方法采用现象学研究方法,选取我国11所医院33名专科护士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应用Colaizzi七步分析法对资料进行分析、归纳、提炼主题。结果提炼出专科护士工作获得感源泉的4个主题及12个亚主题,包括工作回报获得感(能力提升、发展晋升、薪酬激励)、价值认同获得感(患者认同、职业归属、社会认可)、组织支持获得感(医院支持、文化塑造、管理赋能)、自我超越获得感(自主决策、挑战创新、职业期望)。结论医院通过健全管理体系、增强职业认同、加强医院支持与获得环境等方面的优化提升,激发专科护士工作获得感,进而增强其工作投入度、主动性与创造力,最终实现医院专科护理队伍高质量发展。

安宁疗护护士对哀伤辅导影响因素感知的质性研究

目的了解安宁疗护护士对哀伤辅导影响因素的感知,为探索哀伤辅导护理路径、推动安宁疗护的规范化开展提供参考。方法采用描述性现象学研究,选取江苏省9个安宁疗护试点单位的21名安宁疗护护士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运用Colaizzi 7步分析法进行资料分析。结果共归纳出感知到的个人因素(感知重要性但能力不足、哀伤辅导经验积累、共情投入、益处发现、职业倦怠)、工作因素(工作负荷、上级重视与支持)和患方因素(家庭内部关系、灵性需求、年龄与病程)3个主题和10个亚主题。结论安宁疗护护士哀伤辅导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应加强安宁疗护护士哀伤辅导能力培养,加大哀伤辅导工作的组织支持力度,在哀伤辅导过程中重视患者及家属的个性化需求,为家属提供高质量、高水平的哀伤辅导服务。

父亲对自身的角色态度与教养参与关系研究

采用访谈法对父亲对自身的角色态度及其与父亲教养参与之间的关联进行考察。质性分析的结果发现:父亲对自身的角色态度表现为具备一定的教养动机,认可自身教养价值,但认为缺乏教养天性,对教养技能的评价不高。父亲对自身角色态度的教养价值、教养动机及教养技能等维度既独立且相互作用着影响父亲的教养参与。教养动机、教养技能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促进父亲参与儿童早期教养,可以从调整父亲对自身教养价值的认知,提升教养技能和教养动机的方向入手。

城市家庭中的父亲深度育儿参与——兼论男性个体化家庭责任意识

当前,家庭对育儿质量的重视与育儿压力的集中,导致母职焦虑和女性工作—家庭冲突加剧,父亲育儿相对缺席的问题愈发引起关注。然而在城市家庭中也出现少量父亲深度参与育儿的情况。基于在北京市收集的案例发现,深度参与育儿的男性会考察其他育儿参与者的能力,并权衡家人利益,尤其支持妻子的职业发展,在排除其他育儿分工的模式下,选择自己参与育儿。他们强调自身能力能保证育儿质量,并因尽到家庭责任、受到孩子喜欢而感到幸福。为保证育儿所需时间,他们下调职业发展目标甚至暂停职业,弱化"以事业为重"的传统男性认同。他们会压缩休闲和娱乐,但完成育儿责任后,也要求支配个人时间并得到家人理解。男性在深度参与中发展出"个体化的家庭责任意识",体现在责任动机和分配原则的个体化:前者意味着从对家庭整体的义务感变为对家人个体的义务感,保证自己与其他个体都有机会"为自己而活",避免利益冲突引发的亲密关系危机;后者意味着责任分配原则从承担单一属性且无限责任的传统模式,变为从多元角色出发,承担不固定及有限责任的个体化模式。

“父亲在场”的行为分析:质与量的结合

采用质化和量化相结合的方式研究了“父亲在场”的行为。质化研究表明,“父亲在场”的行为具有四个特点:在程度上浅尝辄止、在方式上由他人替代、在时间上仿佛例行公事、在效果上类似熟悉的陌生人。量化研究表明,“父亲在场”具有如下特点:出现的概率大约1/4;功能体现在解决“疑难杂症”;目的直指学生的成绩;能使孩子更加优秀。“父亲在场”对于孩子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高质量的“父亲在场”使孩子的性格、人际交往能力等多方面得到更好的发展。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两种研究方式的结合更好地揭示了现今“父亲在场”的行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