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影》作者顾春的纸上园林创作与园林实践考析

《红楼梦》中园林的塑造及女性园林活动描写影响了清代女诗人顾春的园林创作。通过对她在《红楼梦》续书《红楼梦影》中塑造的5座园林的分析,以及参与家族园林营建情况的梳理,总结其园林创作成果并解析文化背景和园林思想,借此探究清代女性具体参与造园的情况,并揭示《红楼梦》与女性园林活动的内在联系,梳理女性参与造园背后的文化脉络。

“海棠违时开”深层结构的重要意义——《红楼梦》象征方法研究

海棠花系统是曹雪芹女性主义思想精神的象征。但是,海棠花违时开,就象征了大观园青春女儿自由欢乐生活,不是发生在女性主义的“春天”里,而是发生在贾府男权统治的“冬天”,因而它必然是一个大悲剧。海棠花违时开花之后,贾宝玉的“宝玉”丢了;因为“宝玉”是从女娲补天那里带来的,因而是女性主义的象征,也是贾宝玉灵魂的象征。但是,由于“海棠违时开”象征了女性主义精神的凋零,贾宝玉自然也就没有了灵魂,“宝玉”丢失是贾宝玉灵魂丢失的象征。海棠花和“宝玉”都是从女娲补天神话那里衍生而来的象征,海棠花违时开和“宝玉”的丢失,是青春女儿凋零悲剧的原型性象征。

中国传统文学著作《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IP设计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上下五千年发展中不断积累形成的宝贵财富,其中传统的文学著作更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著作中的人物、背景、服饰、故事情节等多被动画、影视所应用。这些优秀的作品成功源于对传统著作的提炼、中国深厚的文化元素以及传统文化的底蕴。网络时代的传统文学著作更应与新颖创新的表现形式结合起来,发挥文学的魅力同时让观者能够更沉浸其中。创新可爱的卡通IP形象作为一个紧跟时代潮流的艺术表现形式,拥有不同的受众群体,通过年轻人喜爱、更容易接受的卡通IP形象来宣扬中国传统文学著作,以《红楼梦》为例,让年轻人更自主、更投入地熟悉和关注中国传统的文学著作,明确“中国文化”的旗帜。

语言形象再现的文类冲突——以《红楼梦》对联翻译为例

对联作为汉语语言特有的艺术形式,是一个多层次语言组织形态的有机整体。《红楼梦》中的对联体现了不同层次的语言形象美,主要表现为视象、音象和意象的形态美。笔者通过对《红楼梦》三种英译本中有关对联翻译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对联具有很强的抗译性。译者作为审美主体,要在译文中完全再现对联的视象、音象和意象美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笔者运用英语的形音义特点,在保证信息传达的真实可信方面做一些尝试性改译。

《红楼梦》雕版插图的图像叙事塑造

"图像叙事"的研究方法源于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提出的"图像学理论",即透过图像的表层探究其背后深层的人物身份、故事内容、历史背景甚至于文化脉络,被广泛的运用到视觉艺术解读与西方美术史研究中。《红楼梦》代表中国古典小说创造的最高水平,300多年来,从版本、诗词、工艺、饮食等多个研究视角始终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实际上,从印本出现的"程甲本"封面"绣像红楼梦"伊始,《红楼梦》的图像叙事就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情景的铺设以及小说内容的传播与普及在视觉呈现层面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文以载道,图以载文",在版本众多的《红楼梦》插图中,图像与文本之间就存在"互文"的微妙关系,图像甚至形成了脱离文本而独立存在的"虚构世界",并从虚构之中映射出清代世俗世界的日常生活。

《红楼梦》翻译中的文学形象变异与创造式想象

本文根据形象学的理论探讨<红楼梦>翻译中的形象变异问题.由于创造式想象的不可避免,文学翻译中的形象变异是合理的,对提高译作质量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这种变异应该以对原作的准确理解为前提,任何主观任意的变异都会带来令人啼笑皆非的后果.

《红楼梦》是《金瓶梅》之“反模仿”和“倒影”论

以《红楼梦》比较《金瓶梅》,是两部名著间历史与美学联系的探讨与厘清。《金瓶梅》固不必攀附《红楼梦》而自有其价值与地位,但对当下《金瓶梅》文学价值的认可及其社会地位的提高,有学术以外的现实意义。"反模仿"本质上也是一种模仿。《红楼梦》对《金瓶梅》的"反模仿",使其形象体系包括立意、结构、人物等"大处"和总体,"乃《金瓶梅》之倒影":《红楼梦》"谈情",是青春版的《金瓶梅》;《金瓶梅》"戒淫",是成人版的《红楼梦》;《红楼梦》"以情悟道",贾宝玉是迷途知返的西门庆;《金瓶梅》"以淫说法",西门庆是不知改悔的贾宝玉。其他林黛玉与潘金莲、薛宝钗与吴月娘、袭人与春梅等,皆具此等"倒影"关系。这种"反模仿"而成"倒影"关系的过程与机制,有似于生物工程上的"转基因技术",而《红楼梦》实可视为《金瓶梅》的"转基因产品"。在这个意义上,《红楼梦》"深得《金瓶》壸奥","《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

《红楼梦》与《德伯家的苔丝》女性人物肖像刻画的对比分析

《红楼梦》的女性人物肖像是一种静态的类型刻画而不太具备明晰的个性化特征,类似于京剧的脸谱化装饰,但它特别重视人物由内而外的神韵的展现;而《德伯家的苔丝》对人物外在感官乃至局部细微处进行逼真的个型描摹,并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予以动态的呈现,特别重视女性不同于男性性别特征的含有性意味的肉体美的显现。这种区别一方面是由于两个文本受到了源自不同艺术观特别是绘画艺术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西不同的审美观及性学观。

《红楼梦》作者的女性观与满族文化习俗

《红楼梦》作者一反中国千百年来对女性的歧视姿态,转而尊敬甚至是崇拜女性。这一对女性的崇拜的思想一方面肇源于明代中叶以来的人性解放思潮,另一方面更是由于作者曹雪芹身为满族人,而满族由于母系氏族社会以及萨满教的残留,其文化习俗中有着对于女性特别崇拜的特质。在满族文化风俗的影响下,《红楼梦》作者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女性崇拜的观念。

《红楼梦》服饰人生意象论——以晴雯为个案

《红楼梦》人物的服饰人生意象,凝结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审美意蕴,具有多重叙事张力,对才子佳人小说"信物"符号功能是全方位的超越。纵观《红楼梦》女性,晴雯于此最为突出。她的服饰人生意象以"撕扇"、"补裘"与"赠袄(甲)"贯通,在"空"的世界、"情"的世界和"色"的世界的多重比对中,诠释了晴雯生命存在的复调性,凸显曹雪芹的传神文笔,拓展读者阅读审美空间,对当代作家多有启悟。

译者介入与《红楼梦》人物形象变异

对比和分析《红楼梦》两个英译本实例,从译者的个人情感倾向、审美想象的不同运作以及译者文化取向等三个方面,揭示译者的介入不可避免地作用于翻译效果,使人物形象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异,从而对译作产生深刻的影响。

《红楼梦》与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

《红楼梦》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与艺术经验,并对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形象体系的建构、悲剧性审美基调的形成和叙事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其态,穷其神——《红楼梦》人物情态透视

《红楼梦》中的尤二姐、赵嬷嬷、秋桐、金钏儿,都是小说中的非主要人物。但他们在各自的故事中又是无人可以取代的"主要"人物。她们的出现为小说人物个性化和故事的多彩性增添了魅力。他们虽然地位卑微,但在艺术上却有他们自己的奇光异彩。创作过程中极可能将平郡王府的家史和福彭的事迹作为"素材"融进了小说的故事之中。因此,对《红楼梦》的成书过程研究和文本解读都应该重视福彭及其家世的全面靠岸和深入研究。

烛光灯影映红楼——《红楼梦》灯烛意象探微

灯烛是我国古典文学中常见和重要的意象。《红楼梦》中的灯烛意象形式多样,内涵丰富,有助于表现人物性格、暗示人物命运、彰显人物气质和表现作品主题,其主人公如林黛玉等与灯烛意象的完美契合,可谓蕴藉深邃、涵泳深广。

红楼索门

本文以“门”为视角 ,梳理了《红楼梦》中“门”

女娲神话的流转与《红楼梦》“顽石”意象的生成

《红楼梦》的"顽石"意象虽与女娲神话有关,但它不是女娲神话的本有因素,而是该神话流转过程中发生置换变形的产物。顽石意象基于古代文人特有的"寒士"体验,生成于唐宋诗词传统。晚明思潮影响下的叶燮等人的书写又给它赋予了抗拒主流价值、维系个人真性情的启蒙价值。《红楼梦》中的"顽石"意象是对中国文学传统中"顽石"原型的复现,它的寓意是文学体验与书写所赋予的。

贾敬、贾赦、贾政兄弟比较谈

在绚丽多姿的《红楼梦》人物画廊中,贾敬、贾赦、贾政三兄弟都不算是作者着重描写的人物形象。可是,他们都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分别代表着封建末世不同的贵族类型。贾敬崇尚道教,逃避现实;贾赦贪婪残暴,荒淫无耻;贾政则是封建社会正统古板的士大夫的代表。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在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进程中,上层贵族的种种心态、性格及其命运。

钗黛合璧 众美归一——《红楼梦》理想女性的审美构想

《红楼梦》虽以真实为创作原则,但其中又不乏作者关于理想女性的审美构想。这个构想就是钗黛合璧,兼取众美之长。《红楼梦》的作者首先将这个构想落实到秦可卿身上,其次,又着落在薛宝琴身上。然而,构想终归还是构想,现实中的她们无一例外地都进入了薄命司。

改琦《红楼梦图咏·元春》图中的圈椅图像研究

《红楼梦图咏》作为凝固的红楼图像,突破了文字描写的屏障,不仅具有一定的纪实性与艺术性,而且也有助于中国清代"器用审美"的普及。本文以改琦《红楼梦图咏·元春》图中的圈椅为对象,通过分析搭脑、椅圈、靠背、腿足等的细节特征,从设计的视角对符号化的图像形态与意义进行深度阐释。在此基础上结合历史资料中该类型圈椅的出现情况,考证其设计原型和常见使用对象。得出该形制的圈椅与女性用户群体之间具有一定的关系,为进一步探讨传统家具的性别设计抛砖引玉。

论香菱的艺术形象及其思想内涵

香菱是曹雪芹笔下一位具有隐喻意义的重要人物,是除秦可卿外又一个"兼美"的形象。在香菱兼具"才、情、美、德"的艺术形象背后,隐藏着作者"守理衷情"的人生理想。香菱的悲剧是封建伦理道德"存天理、去人欲"思想下全体女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