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诗总集与晚明清初的丛林习诗热潮——以稀见文献《珠林风雅》为典型

《珠林风雅》是晚明清初僧诗风气高涨的产物,也是古典诗歌总集编印高潮时期的典型样本。它生动地反映了诗歌从个别精英僧人的专利,到清初发展为一般文化僧都能够参与的文学活动。这是明清之际诗学家徐增编选的僧诗总集,以寺院为中心,选录了灵隐寺住持晦山戒显及僧众十余人的诗作一百余首。戒显入选最多,其中的《题武昌黄鹤楼》不仅当时“天下传颂”,而且逐渐流传为两种版本。版本差异显现了清代政治规训力量的强悍,也显现了僧诗在诗坛的影响。其他僧人也大半编有自己的诗集,但对入选仍极为热心,他们不仅期待借助传播性更强的诗歌总集传世不朽,也希望跻身为寺院文化的塑造者。晚明清初僧诗文献大量存世,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已远远超过前代,却很少受到学界关注。这一存世文献与研究成果极不对应的现象,提醒研究者重新审视佛教文学史的认识框架。

“粹然一正”与郝经的“风雅”诗学——从《遗山墓铭》对元好问诗作的评价说起

“粹然一正”是元代批评家郝经诗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既是对元好问诗作的一种评价,也潜含于郝经其他诸篇诗论中,与风雅、雅正相关联,共同构成其对“风雅”诗学的传承与弘扬。面对金元战乱冲击和传统文化的断裂,文化救世是当时士人群体的选择,郝经以宗经为本力倡“性情风雅”说,批评萎坠浮艳“尽有作为之工”的诗风,突出体现了元初北方之学以及诗文审美的变革。

“经之道”与“史之迹”:清代中期的“风雅正变”论

自朱自清先生判分正变为“风雅正变”与“诗体正变”,学界关于正变的研究遂歧为两途,而不复措意于汉代以后的“风雅正变”之论说。“风雅正变”本为经学话语,它导源于《毛诗序》,至郑玄而具备规模,在内部构成上遵循着价值主导、史事证立的原则,由此导致了自身结构上的矛盾。清代中期是“汉学昌明”的时代,形成了以时世、美刺、声乐论说正变的多重进路,而表现出一种历史化的诠释倾向:或秉持史家的意识与立场以立论,或以具体的历史事件取代宏大的叙事结构,或致力于揭示诗乐共存、以声为用的原初文化形态。在清代中期知识、思想与价值系统的调整以及经史观念的互动与重构中,“风雅正变”说所得以成立的前提与基础,渐由价值的依据转向事实的依据,从而呈现出从经之“道”到史之“迹”、从经学话语到历史话语转换的态势。

新闻叙事聚焦与舆论引导的关系探究——以“王凤雅事件”为例

媒体作为社会公众的代言人,往往通过新闻叙事进行舆论引导。而在新闻叙事中,聚焦的选择与调整能够逼近事实真相,挖掘社会意义,因此新闻叙事聚焦与舆论之间有着多层联系:聚焦主体设置舆论议程、聚焦角度决定舆论走向、聚焦对象影响舆论效果,三者又相辅相成,共同构建公众舆论场。而对于如何引导舆论,聚焦主体则要正确研判舆情,聚焦角度的选择要衡量多方价值,聚焦对象的呈现要多维平衡,如此新闻叙事聚焦才能强有力地引导舆论。以"王凤雅事件"为例可以详细分析并厘清新闻叙事聚焦与舆论引导的关系。

“正变系乎时”——论叶燮对汉儒“风雅正变”的原创性阐释

汉儒提出的"风雅正变"是正变思想诗学转向的关键点,也是诗学中正变观念的源头。历代诗论家们以不同的方式延续着这一源头,但是,清初诗论家叶燮超越了这种延续。他不拘泥于传统,回到原典,重新审视汉儒学说,无论在思考范围,还是在思考方式上都突破了前人的桎梏,对"风雅正变"作出了原创性的阐释。文章在梳理历代诗论家对汉儒学说不同阐释的基础上,分析叶燮如何创造性地阐释汉儒思想,并进一步探究他的诗学立场以及对清初时政的态度。

唐代儒家诗论及其基本范畴——兼论儒家诗教观念对唐人诗论与创作的巨大影响

唐代诗歌创作繁荣,诗学理论自具体系,主要是依据儒家诗论一系来发展,其中又分复古与格式两派。在理论上,唐人强调政教,但其立足点则在吟咏性情变风理论上。同时六义、比兴、采诗,也都是唐人儒家诗论的核心,直接对创作发生影响。唐人诗歌思想的明确,实是唐诗艺术成功的先决条件之一。

诗僧齐己及其论诗诗

齐己为晚唐著名诗僧,其诗清润平淡。齐己集中有不少论诗诗,是我们了解他诗学观点的依据,齐己诗学思想内容可以总结为两大方面:其一是从儒学诗教观点出发,主张诗学白居易,崇尚风雅,关乎民生;其二是从"诗"、"禅"互济观点出发,认为"诗"、"禅"相通,二者表现为"悟入"与"吟出"的过程关系,二者都须通过"扣寂"、"凿空"等手法才能达到"极趣"之目的。

何处是吾乡——评阎连科小说《风雅颂》

《风雅颂》中农民出身的主人公杨科进城后处处碰壁,其身份变得非常混乱模糊,随之而来的身份分裂、身份焦虑始终伴随着他。他之所以陷入困境、走向堕落,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因农民出身造成的自卑,也与他内在持守不坚定及在向外求同时屡屡受挫的外在环境有关。作者试图通过杨科来表达包括自己在内的,所谓农民知识分子进而包括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在当代社会所遭遇的现实困境、身份焦虑及内心迷惘,并表达了对城市和乡村的双重批判。作者在批判时采用了互文性反讽、荒诞等艺术手法。

论船山诗学“尚雅”思想观

"雅"是中国古代诗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以"雅"作为核心语词衍生了各种相关的诗学范畴,船山诗学再次审视这一范畴,以"雅"为正,以"雅"为尚,具体表现在从风雅、雅俗、雅乐三个方面对"雅"进行了阐释。这一思想既是对于前人思想的总结,也是特定时代下发展的产物。

互文性视域中的《风雅颂》解读

《风雅颂》不仅与《诗经》构成了互文性关系,还与《圣经》文本和"梁祝化蝶"典故形成了互文性关系。这种互文性关系不仅在于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更在于小说对原典的"误读"和"修改",即小说中丑恶现象和美好的《诗经》世界的背离、杨科对耶稣形象的解构、玲珍和杨科之间的关系与梁祝之间美好的爱情对比形成了反讽的美学效果。这部小说说明了如今的社会已没有神圣、崇高和爱情的立足之地,表明了作者对城市和乡村的双重批判态度。

论中国礼乐精神及其呈现形态

中国的人文精神实际上是“礼乐精神”。“礼乐精神”不是礼之精神与乐之精神的简单叠加,而是两者浑融一体的产物,“礼乐”是一个整体性概念。“风雅”“道艺”“中道”既是影响中国人人格构成、艺术信仰以及世界观的三个重要因素,也是中国礼乐精神的三种展现形态。要言之,风与雅的产生和发展是在礼乐的大背景下实现的,两者萌生于音乐文学领域,逐渐向艺术层面拓展,最终泛化为“刚健雅正”的总体文化追求;儒家的“道艺”观强调技艺之精纯与德行之背景的统一,礼与乐既是道艺思想的产生场域,也是其主要体现途径,在某种意义上,礼乐精神就是“道艺”精神的升华和理想化;礼与乐的和合不仅是形式层面的“用中”之体现,更是精神层面“中正之道”(中道)的具体化。同时,“中道”既是天地与礼乐之间的内在连接点,也是风雅精神与道艺精神的基本指导和重要内涵。

欲望的旗帜升起以后——《风雅颂》与《教授》合论

大学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集中出版成为新世纪颇具意味的文学现象,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当代大学发展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另一方面也表现了知识分子深刻的自我检视和反思。《教授》和《风雅颂》对当代大学中知识分子的现实境遇和复杂心态进行了细致地剖析和解读,直面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深陷欲望、自我迷失等精神危机,在揭开高校里欲望代替理性所衍生出的一系列荒诞的悲喜剧的同时,亦尝试者进行了严肃的知识分子自我救赎之路的探寻。

蒋易编《皇元风雅》的成书及其诗学价值

元人蒋易所编《皇元风雅》是一部重要的元代诗歌总集,是认识元代诗歌发展历程的重要文献资料。它集中反映了当时的诗学审美观念,尤其体现了元代中期之后流行的"盛世文风"对于诗歌总集编纂的影响。考察《皇元风雅》至今留存的两种不同的元刊本,可以厘清此书的成书过程,指出两种版本各有优劣,又能够反映元人编书的具体过程。

杜甫对《诗经》“风雅”与“兴”传统的接受与求新

《诗经》开创了立足于人生与现实的"风雅"传统,以及讽喻时政的"比兴"传统,对后世诗歌创作影响深远。杜甫一生奉儒守法,在诗歌创作上倡导"风雅"传统反映社会现实及民生疾苦,体现了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杜甫身处盛唐和中唐转折时期,盛唐时期的狂飙突进之风以及中唐的日趋衰飒之气,在其诗歌中都打下极深的烙印,诗继风雅的"诗史"风格以及力主发兴吟咏、诗兴通"神"的诗歌理念,则反映出创作上注重创新性,这都深深地影响了后来者。

傅习、孙存吾编《皇元风雅》考论

《皇元风雅》是重要的元诗总集,也是"元人选元诗"的代表性文献。同名总集在元代出现颇多,其中傅习、孙存吾所编为本文考述对象。此书在流传过程中又曾出现多种版本。通过梳理不同版本,厘清此书的传承脉络,还原其刊刻原貌,指出其具有元代图书刊行中"随得即刊"的典型特征。同时比较主要版本的差异与优劣,能够最大限度还原此书原貌。

诗志论及其回响

早期诗论以诗与志的关系为轴心而成形,姑称为诗志论。受赋诗言志风气的浸润和儒家解诗传统的影响,诗志论积淀了三方面重要的文化精神:诗是高贵的;诗与志互通;解诗当知人论世。这三方面的诗论积淀不仅规定了后世诗论的大体格局,而且也获得了后世诗论长久的回响。要解释后世诗论的许多现象与问题,例如为何诗居美感和修辞色彩强烈的诸文体之首?为何鉴别、评价诗作的品类时以风雅为最高准则?杜诗何以被后世主流的诗论定为诗学的极峰?为何传统的批评不是以文本为中心而是以文本与世界的关系为中心,形成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批评传统?还有,为何诗志论历代虽有补充、扩容而终于无可取代,成为固有的批评传统?对于这些古代诗学现象与问题的解释还是要溯源至赋诗言志的年代。作为古代诗论传统的开端的诗志论,它与后世这些诗论的关系更像是篇章里"纲"与"目"的关系,纲以定目,而目亦显纲。后世的诗论不是单纯被动地接受开端者的影响,而是在当下处境面对开端者发出不断的回响。

风雅观念与元人选元诗

元人选录本朝人诗作的总集中,两部《皇元风雅》和《大雅集》等都与风雅观念有关。他们继承了《诗大序》的情性论,主张诗歌反映政治,认同教化论。元人选诗推崇忠义节孝,与理学有关,但是超越了理学家轻视文学的观念。元人诗歌选本认同"美",而很少提及"刺",他们提倡诗歌温柔敦厚,选诗标准从政治与道德转化为审美。这与民族政权下文人追求独立品格有关,也标志着文学的独立。元人选元诗体现出的风雅观念,是选本批评中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