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ALYSIS OF LOCATION CONDITIONS OF FINANCIAL CENTRES IN CHINA

First of all, the necessity of establishing financial centres is expounded. The establishment of financial centres has a lot of benefits to the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economy and the occupied cities. The location conditions of financial centres may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e location of trade centre, the factors of geographical position, the circumstances of finance, etc.. We consider that the first batch of financial centres in China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the eastern cities of China. So 9 eastern cities in China are chosen as the spare financial centres. According to the location conditions of financial centres, 12 indices are chosen and the method of synthetic weighted average is used to find the best locations of financial centres. The conclusions are that the grade A financial centres should be in Shanghai and the grade B should be in Tianjin and Guangzhou.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开放和直接投资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开放与直接投资,既是“一带一路”建设中资金融通的重要体现,也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十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呈现出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行业较为广泛、投资区域相对集中等特征。金融开放通过拓展国内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提升金融机构运行效率,推动资本在国内外市场合理配置,促进企业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竞争力。面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开放水平普遍较低、中国投资项目融资难度较大等现实制约,要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开放,重点服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加强金融合作,守住风险底线,努力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优化倒逼机制,提升金融服务质量,精准破解中国企业“走出去”困境;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规范与引导,帮助企业借力金融开放提升投资质量和效率,推动金融开放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融合发展与相互促进。

金融集聚、金融风险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金融集聚主要通过集聚与扩散两个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我国的外源性金融风险和内生性金融风险也会对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本文收集了2007年至2019年我国各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并依照地理方位将各省份划分成四个区域,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了金融集聚和金融风险对区域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空间效应以及金融集聚对金融风险的非线性影响。研究表明: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层面上具有比较明显的正相关性;总体而言,金融集聚总体上会助推区域经济的向好发展,但更多地表现为对本区域的促进作用,而为相邻地区带来的经济效应是有限的;金融风险总体上会阻碍区域的经济发展进程,但更多地表现为对周边地区的抑制效应。因此,要重点关注金融风险在不同区域的空间依赖性。此外,我国四个区域的金融集聚和金融风险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金融集聚对金融风险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非线性影响。

新发展格局下金融集聚对我国体育产业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2013—2020年全国31个省区市金融业、体育产业相关数据,运用区位熵、DEA模型分别对金融集聚、体育产业效率进行测度,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金融集聚对体育产业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集聚与体育产业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在经济地理嵌套矩阵下,金融集聚对提升本地区及邻近地区体育产业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集聚对体育产业效率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显著为正。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对我国体育产业效率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分区域来看,金融集聚对体育产业的影响表现出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最高。由此提出建议:优化金融供给环境,更好发挥金融集聚对体育产业效率的提升作用;构建金融集聚高地,为区域内体育产业发展提供源动力。

大数据下财务共享建设的策略

为了进一步提升财务业务流程管理水平,企业要全面分析市场情况和自身发展战略规划,充分融合大数据技术要求,建立健全完整的财务共享监督管理模式,发挥大数据技术的优势作用,从而进一步实现财务共享管理目标,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和谐统一提供保障。该文分析了大数据背景下财务共享建设的意义,并对具体建设策略展开讨论。

基于金融储能权的市场风险规避方法

随着可再生能源在配电网中的渗透率日益提高,其发电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日渐加剧,进而引发线路阻塞等一系列问题。由于线路阻塞引起的电力市场节点边际电价波动,为市场参与者带来了额外的不确定性风险。为此,针对我国电力市场的特点,提出了一种基于金融储能权的阻塞风险规避机制。该机制允许市场参与者通过金融储能权交易来获取以节点边际电价结算的储能使用权,从而有效规避因节点边际电价波动而产生的阻塞风险。然后,设计了基于金融储能权的阻塞风险规避模型,该模型结合节点边际电价和阻塞价格来优化储能的充放电策略及金融储能权的交易策略,旨在实现金融储能权利润的最大化,帮助市场参与者有效规避因线路阻塞引起的风险。以扩展的IEEE 33节点配电网作为仿真案例,仿真结果展示了所提出的阻塞风险规避机制和模型的有效性。

江苏省徐州市建设淮海区域金融服务中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6—2021年淮海经济区内2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江苏省徐州区域金融服务中心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考虑区位因素的徐州区域金融服务中心硬实力与软实力建设均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影响。一方面,硬实力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作用大于软实力建设;另一方面,硬实力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受软实力水平的影响,软实力水平越高,硬实力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越大。

新兴金融服务背景下银行网点空间布局及区位选择研究——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

银行网点为银行开展各项业务提供了场所,在新兴金融服务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银行应更加重视网点布局的合理性。基于电子地图数据,运用核密度估计、平均最近邻分析、相关系数分析等方法,分析南京市江宁区银行网点空间布局及区位选择。研究结果表明:南京市江宁区银行网点集聚特征显著;不同类型银行网点分布特征存在一定差异,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集中性最强,国有商业银行和地方性股份制银行均为中心区集聚、外围区零散分布,地方性股份制银行在外围区的分布更均匀;江宁区银行网点集聚与零散线性分布并存;综合经济实力、人口、商业中心、道路和地铁对银行网点的分布具有显著影响。

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基于长江以南14个省市区的数据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长江以南相邻14个省市区2012—2021年近十年的面板数据,对各省市区的金融行业区位熵和人均GDP进行全局和局部自相关检验,发现区域间存在空间相关性。基于此,本文建立空间计量模型,深入研究金融集聚对长江以南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长江以南14省市区的金融集聚和经济增长具有较为稳定且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关系,且近十年来具有增强趋势,但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不够明显,仅银行业集聚对周边区域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区位分布研究

随着我国金融业开放领域和地域的逐步扩大,在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数量迅速增加,但地域分布很不平衡。文章从地区和城市这两个层次分析了其分布的总体特征,并认为影响外资金融机构区位分布的主要因素是市场规模、政策导向、人力资源、信息流通、历史传统和地缘经济等。今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外资金融机构将逐步向内地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外资金融机构数会不断增加,但现有的总体分布格局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外资金融机构仍然会向几个主要的金融中心集聚。

金融集聚研究进展与展望

金融业集聚属于服务业集聚范畴,既与制造业集聚有共性,又有其独特性。金融集聚的研究主要依托于区位理论、集群理论和金融地理学。区位理论是金融集聚的理论基础,集群理论为金融集聚提供了研究范式,金融地理学的发展为金融集聚研究带来新的动向。金融集聚的现有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对集聚的动因、类型、效应、模式的探讨,以及金融中心的构建等几个方面。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对金融业的发展布局影响越来越大,未来应重点加强对金融分支行业和微观区域方面的研究。

国家与农民:公共产品供给角色与功能定位

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技术属性细分公共产品类别,根据财政分配模式,明确谁是某类公共产品的筹资主体,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区组织的功能边界,这既是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短缺的需要,也是从根本上减轻农村负担的需要,还是明确村民自治边界以及促进村民自治顺利发展的需要。

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作用的实证分析

十八大报告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提出明确要求,特别强调以金融发展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本文在此背景下,首先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三方面构建区位熵指数,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2003—2011年的省际截面数据,检验了金融集聚、产业结构的空间相关关系,并通过指数计算了各自的空间相关模式;其次,采用SLM、SEM模型分析了金融集聚对东部、中部、西部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发现都具有明显的作用,但东部、中部、西部内部差异较大,同时银行业在金融业中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最大;最后文章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金融集聚促进了技术创新吗?

在促进经济总量提升的表象下,金融集聚对经济持续高质量增长的源泉——技术创新是否依然有促进作用?结合新经济地理学与金融地域运动理论,系统梳理金融集聚的作用机理,并选用我国1998—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参照,实证检验及分析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集聚虽然对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有促进作用,但会抑制经济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技术创新;金融集聚存在空间分布不均衡的特征,东部地区集聚程度远高于中西部地区;金融行业集聚的作用效果不一,银行业和保险业集聚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证券业集聚则会逆向挤出技术创新;在克服自选择问题后,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的真实效果表现为抑制作用下降。

我国东中部地区城市群金融集聚辐射分析

采用1990~2013年的统计数据,建立东中部城市群金融集聚测度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赋权法与区位熵结合计算各地区金融集聚指数,并利用断裂点模型对城市群的金融集聚辐射范围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六大城市群与中部地区两大城市群相比,金融集聚程度更高,金融集聚辐射的范围更广。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的金融集聚水平最高,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这三个城市群为中心的金融辐射格局。

上海市金融服务业区位选择研究

本文探讨了上海市金融服务业办公室区位的选择,从而找出影响金融服务业空间集聚的特性,并从产业差异性、面对面信息、国际性、公司类型、设立时间等角度厘清影响金融服务业办公室区位选择的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主要金融机构均聚集于市中心,而分支机构更倾向于向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区靠拢。相对于银行业,证券业更加集中,而保险业相对分散。

外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华区位选择研究——基于Logit模型的实证研究

2006年年底中国放宽了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的准入政策,外资不断深入落后的农村金融市场,这和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撤出的现象相悖。经统计发现外资主要是在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县级市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通过2006～2010年的数据进行Logit模型分析,发现市场发展潜力、追随客户、人力资源和优惠政策等是外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选址时考虑的因素,而市场规模和集聚效应无显著影响。各地区应充分挖掘当地农村的优势发展农村经济、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完善引资的鼓励和监督政策。

论金融中心形成的微观基础——金融机构的空间聚集

本文重点探讨了金融中心的聚集效应和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并运用企业区位选择理论分析了金融机构选址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重点分析了在金融中心城市的竞争中,吸引金融机构空间聚集的地方政府有所作为的四大领域:地区成本优势、人力资源的规模与质量、电信设施的先进性与安全可靠性以及监管环境与税收制度。

基于发电商地理位置的金融输电权与市场力分析

金融输电权可以规避由于输电阻塞导致的区域价格风险,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纵向市场力问题。介绍了金融输电权理论,重点应用博弈论研究了发电商与负荷地理位置相同和不同两种情况下,金融输电权对发电商市场力的影响度问题。分析了输电容量、输电份额、需求弹性、发电成本等与这种影响度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输电权可以大幅度降低电力出口区发电商的市场力,略微提高电力进口区发电商的市场力。

集聚导向的广西城市金融产业竞争力分析

以广西14个城市数据为例,利用区位熵衡量金融产业集聚度,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广西城市金融产业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并利用实证结构采用威尔逊模型测算不同城市的金融辐射力。研究表明,广西金融产业已经呈现集聚态势,南宁、柳州、桂林、玉林等地发挥着金融辐射功能,但是大部分城市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各地应当积极引进金融机构并制定合理的金融布局,推动金融聚集地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