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向型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公司生产率——对母公司特征和子公司进入策略的考察

基于2002—2008年我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本文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着重考察了母公司特征和子公司进入策略在其中的作用。本文运用扩展的Olley-Pakes(1996)方法来估算企业生产率,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考察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得到了如下结论:(1)总体而言企业生产率确实能够从对外直接投资中获益,从首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后一年开始其生产率会显著高于无对外投资的企业。这种生产率效应会因母公司特征和子公司进入策略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2)对于吸收能力强的企业,其生产率提升效应从投资当年就开始显著;且这种生产率效应对非国有企业更加明显。(3)投资到OECD国家的企业生产率获益会高于投资到非OECD国家的企业。绿地投资能显著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而兼并收购会给母公司带来更大挑战,但对能够在较长期成功应对挑战的母公司会带来更大的生产率获益。最后,本文还运用不同的生产率度量方法和实证估计方法检验了本文主要结论的稳健性。

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对中国企业出口的适用性检验

本文通过我国2005年工业普查的企业数据,对Melitz(2003)的异质企业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进行了验证。本研究主要检验企业要素生产率、企业所有制形式、企业所处区域和企业要素比率等因素对我国企业出口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生产率越高越容易出口;外商投资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更容易出口。关于企业要素比率的结论是,从整体来看,企业要素比率的作用不确定,这说明了我国出口不再仅仅依赖丰裕的劳动禀赋,出口结构也在不断升级。分行业的检验结果显示,在一些资本密集性的企业,资本与劳动比率的提高,会显著促进企业的出口,表明我国部分资本密集型企业也具有出口竞争力。

中国控制权私利的国际比较及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的控制权私利水平高于普通法系国家,也高于东亚的大部分国家。控制权私利与净资产收益率显著负相关,与资本债务比率显著正相关,公司规模和股权制衡机制对于控股股东掠夺控制权私利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但是作用并不明显,市场化指数并不能解释各地区控制权私利水平的差异。

研发创新抑制波动机制分析——基于企业生产供给波动视角

本文基于种类扩展型技术进步框架构建了理论模型,分析研发创新对企业层面生产供给波动的影响效应以及其作用机理,并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本文发现,研发创新带来的更多技术种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生产波动的风险,企业研发创新强度越大、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则企业产出波动性和生产率波动性越小。进一步研究发现,研发投入是通过扩展技术种类范围、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间接地抑制波动,而研发产出会对企业层面波动产生直接和间接的抑制作用。因此,本文揭示了"创新性毁灭"之外研发创新影响企业层面波动的另一种机制,为改善供给状况、平抑实体经济波动提供了政策启示。

全国统一大市场下企业异质性与多层级市场投资选择

从规模和层级两个视角提出中国大国市场优势的一种新解释——多层级市场优势,并将中国337个直辖市及地级行政区从地理空间层面划分为6个市场层级。利用1999—2018年中国A股3 688家上市公司数据,手工收集上市公司自成立以来的所有子公司和分支机构的工商企业登记信息,研究异质性企业国内跨市场层级投资选择问题。研究表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越高,投资多层级市场的概率越大,只投资少数市场层级的概率越小;只投资高层级市场的企业生产率较高,只投资低层级市场的企业生产率较低,而既投资高层级市场又投资低层级市场的企业生产率最高,但在民营企业这一效应表现得不明显;企业规模越大,投资多个市场层级的概率越大。在国内外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下,本研究既扩展了中国企业市场进入方面的探讨,又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政策建议。

异质性出口固定成本、生产率与企业出口决策

本文通过采用2002--2006年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对接数据，构建并计算了基于“行业-地区-年份”而变化的出口固定成本，并将其匹配到每一个具有相同特征的企业中，从而探讨异质性出口固定成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出口决策的联合影响。研究发现：出口固定成本对企业的出口倾向产生负向的抑制作用，而全要素生产率则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特别地，高生产率的非出口企业相比于出口企业，往往面临更高的出口固定成本；在企业产生出口决策时，出口固定成本对生产率的替代作用随着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减弱，而且这种替代作用并不具有完全的对称性；将出口企业基于“行业-地区-年份”进行分组后发现，出口固定成本越高，或生产率分布越分散，企业的平均出口量越大。

政府创新意识下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今天,政府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学术界迫切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也是政策制定者、改革践行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2015年,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加快建设创新型政府写入了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创新意识是政府创新行为的出发点和内在动力,并指导其他创新维度的落地,也是政府创新过程的重要表征。与此相契合,本文通过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捕捉政府创新意识,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研究切入点,在验证指标合理性的基础上,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展开实证检验。主要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创新意识越强,越有助于提高当地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2)当地区创新禀赋越强、企业受到的政府干预程度越高时,政府创新意识越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3)政府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建设三个维度的创新意识更能促进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政府公共治理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两个领域的文献积累,而且对于新常态下政府如何转化角色、寻求经济增长新动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