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GE模型的科技信贷激励政策研究

通过构建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厂商异质性的NK-DSGE(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拟科技信贷激励政策的传导机制与政策效果,研究发现政策效果从大到小依次是常规货币政策、政府部门贴息、中央银行再贷款利率、中央银行定向降准、中央银行再贷款抵押率,与我国科技信贷激励政策的实践效果相吻合。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贴息、再贷款利率的外生冲击波动幅度对政策效果影响弹性更大。建议地方政府应和银行加强联动,完善科技信贷风险补偿机制、贷款担保体系;另外,中国人民人行应加强常规货币政策实施精准性,并探索更加灵活的结构型货币政策机制。

我国工业企业进退出与TFP变动的动态分解

我国工业企业具有较高的进入率与退出率,而且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也比较大。利用1999—2007年我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对企业的进入退出行为进行分析,并应用Melitz和Polanec提出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动态分解新方法,可对我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进行分解。结果表明,总体上我国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递增的,这主要是由存续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递增和市场份额的变动贡献的。退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值比存续企业的低,除个别年份外,新进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值低于存续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值。

市场结构、政策环境与乡镇企业TFP增长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在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测度我国乡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水平的基础上,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实证检验市场结构、政策环境与乡镇企业TFP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总体上,2001—2013年我国乡镇企业TFP平均增长率为3.0%,且技术效率的贡献大于技术进步;市场结构显著影响乡镇企业TFP增长,其中,集体企业数量占比的影响显著为负,外资企业数量占比和出口能力的影响显著为正;政策环境显著影响乡镇企业TFP增长,政府支持和金融支持均有助于促进乡镇企业TFP增长,且政府支持对乡镇企业TFP增长的作用要大于金融支持。

数字化转型对OFDI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广东省的经验数据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方式,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动态能力理论、“资源”三角形理论,以2015-2021年广东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显示:数字化转型能正向显著地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有一定滞后性。特别是,非国有企业、非制造业企业、大型企业、高股权集中度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明显。在影响机制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的途径进一步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以2007一2021年中国农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机制和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负向影响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投入和资产不可逆程度在两者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企业金融化则发挥遮掩效应;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主要体现于中西部地区农业企业,对大型企业相对较弱,较高的股权制衡度和创新投入水平能够缓解这种负向影响。基于研究结论,为有效提升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出意见建议。

市场获得、地区生产率与外资企业分布

本研究通过构建外商企业在华投资分布的微观决策模型,引入新经济地理理论新型指标——市场获得,并实证测算了我国省份层面的多层次市场空间;我国阶梯型市场获得的区域分布在近20年内并没有收敛趋势;利用1990～2007期间样本实证考察了新形势下外资企业在华布局的动因,发现中间品和最终品市场获得分别促动了"要素需求型"和"产品销售型"两类外商企业的进入;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因素也不容忽视,尤其"国民待遇"的公平性部分抑制了外资进入的积极性。生产率高的区域也为外资所亲睐,外资投资升级是面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选择。

市场分割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市场分割拖累了宏观经济发展,而微观层面的系统分析仍然缺乏。本文利用1998-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系统地考察了市场分割对企业生产效率造成的影响,发现市场分割显著地降低了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样本期间,市场分割程度降低了45%,贡献了约16%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我们还研究了这种负向影响产生的渠道,发现市场分割主要通过抑制规模经济效应、降低研发投入、过度保护国企和增加寻租行为等渠道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

贸易自由化、全要素生产率与就业--基于2003-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研究

本文采用2003—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分析全要素生产率与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就业的影响。在考虑企业的异质性后,本文发现:(1)无论是对出口企业还是内销型企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都会降低企业就业人数;(2)贸易自由化能够增加出口企业的就业,而贸易保护能够给内销型企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3)对于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和资本密集型内销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能够增强贸易自由化对就业的影响,而对于资本密集型出口企业和劳动密集型内销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则会减弱贸易自由化对就业的影响;(4)面对贸易自由化,企业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将就业人数调整到理想数量,并且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调整速度要高于资本密集型企业,内销企业调整速度高于出口企业。

环境规制提高了制造业产业链前沿技术的吸收能力吗

基于熊比特的创新理论,本文构建了环境规制与产业链前沿技术吸收能力的实证研究框架。本文首先将OECD成员和美国制造业产业发展构建为技术前沿面,以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为基础,通过稳健的TFP和价格加成的测度方法,量化了环境规制对产业链内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实证研究表明:环境规制能够有效地促进制造业产业链对于产业前沿技术的吸收能力,缩小与产业前沿技术面的发展差异,环境规制虽然在短期能够削弱企业的市场势力,但是在长期则能够显著地提升企业的市场势力,两者存在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据此,本文提出了优化产业链环境规制政策组合、提升产业链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异质性、双向外包与企业研发决策: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的假定,将双向外包模型引入到经典的企业研发决策的分析框架,明确划分了国内研发外包、国际研发外包和双向研发外包的研发模式,重新界定了企业研发的异质性指标,拓展了相关理论模型。研究表明,以企业TFP和技术吸收能力衡量的研发效率的异质性是影响企业研发决策的重要因素。同时运用我国1999—2008年36个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基于DEA Malmquist方法测算了分行业的TFP值,并验证了模型结论对中国的适用性。实证结果表明,具有较高TFP和技术吸收能力的企业,会选择双向研发外包,其次会选择国际研发外包,较低的会选择国内研发外包。我国企业应重视自主研发、外部知识溢出和示范效应,加强国际研发合作,以提升创新效率。

环境规制、引致性研发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以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分三个层次检验了"波特假说"的存在。首先运用Tobit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与企业研发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考察了由环境规制引致的研发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后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研发,而且这种由环境规制引致的企业研发显著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生产率关系的检验进一步验证了"波特假说"的存在;另外,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的影响因污染强度和所有制不同存在明显差别。

企业异质性、地区发展战略与资源错配——来自中国工业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资源错配的成因主要源自不同维度的企业异质性和地区发展战略的扭曲。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利用C-D确定性前沿参数模型测算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用OP协方差法对各地区资源错配程度进行测度,进而从微观企业异质性和地区发展战略两个层面分析我国资源错配的成因,结果表明:企业TFP异质性主要与其市场结构(垄断及规模经济)、所处地区(城市和省份)以及所有制等维度的差异有关;地方政府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加剧了资源错配程度,造成各地区15.0%~52.7%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12.8%~45.1%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以及2.4%~8.5%的产出损失。未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应注重内部竞争优化,同时要发挥政府因势利导的职能。

中间品进口与北京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工业企业微观大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工业企业大型微观数据,构建计量模型,首次从企业层面实证分析了中间品进口贸易对北京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间品进口可以显著促进北京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口贸易对于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中间品进口贸易能显著促进轻工业、混合工业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对重工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不同行业的表现差异很大。因此,北京市政府应该鼓励企业通过进口贸易进行国际资源整合,促进企业转变生产方式、提升生产率。

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前沿估计方法比较

首先对全要素生产率（TFP）测算的前沿估计方法进行了逻辑梳理，力图廓清当前实际应用中存在的一些误区。然后利用1999年-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应用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方法、OP法和LP法等参数和半参数方法核算了我国主要工业企业的TFP，在横向对比之后，发现半参数方法能够较好地解决传统计量方法中的内生性和样本选择问题。

僵尸企业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动态演进

本文分析我国僵尸企业的主要特征及其对全要素生产率(TFP)动态演进的影响。与2008—2009年相比,2011—2013年僵尸企业的数量占比下降,但资产和负债占比提高,这使得处置僵尸企业更加紧迫;僵尸企业的行业分布特征明显,与产能过剩行业有重合性。僵尸企业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转向TFP驱动模式,其资产占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加总TFP增长率降低0.19个百分点。本文用动态OP分解方法将加总TFP增长分解为技术进步效应、资源配置效应、企业进入效应和企业退出效应,发现僵尸企业阻碍技术进步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对企业进入效应的作用为正,对企业退出效应没有显著影响。

要素错配、企业存续与全要素生产率

要素错配是中国经济转型阶段的重要特征,企业在要素错配下的行为选择对其全要素生产率可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将要素错配纳入企业存续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框架,发现企业存续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并通过反事实模拟得出要素错配平均意义上延长了企业达到其TFP峰值时间约0.75年的结论;进而考察了要素错配对企业存续的影响,发现要素错配总体而言延长了企业的存续时间,且相比高效率企业,要素错配更倾向于延长低效率企业的存续时间,这是其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途径。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回归验证了这一假设。本文的结论对于进一步推进我国要素市场化进程、改善企业生存环境以及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进口、企业绩效与国民福利——文献回顾及对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启示

扩大进口既是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具体实现路径。本文回顾并梳理了近年来基于中国背景的以"进口"为研究主题的主要代表性文献。现有研究一方面从加剧市场竞争和改善生产投入两个渠道,考察了进口对生产率、研发创新、成本加成和出口行为等企业绩效的影响;另一方面测算了进口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为以进口促进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分析了已有研究的不足,并从影响进口的因素、进口对国内服务业发展的推动以及进口对国内产业空间布局的优化三个方面,展望了未来值得进一步深入和拓展的研究方向,以激发学术界对进口与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资本市场开放能够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陆港通”样本的双重差分法分析

选取2013—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分别以QFII持股比例和企业加入沪深港通(陆港通)样本作为资本市场开放的代理变量,基于PSM+DID模型与工具变量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QFII持股比例的增加与陆港通样本的加入,均能提升企业TFP增长率水平;资本市场开放通过降低公司融资约束,提升TFP增长率水平;资本市场开放能够通过解决“出口—生产率悖论”问题来提升企业TFP增长率水平。

R&D与企业规模关系模型再研究

关于R&D活动与企业规模的关系之前已做过不少的研究。本文从新的视角重新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通过一个非线性函数研究R&D与企业规模的关系。企业规模变量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解释变量,而是作为调节变量。2001—2008年沪深两市上市的制造业公司数据为研究面板数据。研究结果表明,R&D与企业规模呈现一个近似"U型"关系。

减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两税合并”的经验证据

在我国供给侧的传统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的背景下,探讨减税政策能否提供关键的税制动力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借助2008年“两税合并”减税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运用双重差分法探讨了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国际化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两税合并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影响企业的研发创新和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提升。拓展性分析发现,两税合并通过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升了企业的出口表现并增加了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规模,即提高了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基于此,本文提出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减税政策、适当降低行业集中度、切实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以“内部减税降费”应对“外部加征关税”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