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团队海外经历与中国企业的进口行为

进口是连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要纽带,对确保我国经济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利用2008—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的合并样本,研究了高管团队海外经历对企业进口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高管团队海外经历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进口概率并扩大进口规模,信息机制和创新机制是重要渠道。(2)高管团队海外经历通过推动国内更多的企业从事进口、促进持续进口企业进口新产品、推动企业调整进口产品组合或进口市场组合等进口扩展边际发挥作用,对企业进口集约边际的影响不显著。(3)供应链冲击强化了高管团队海外经历对企业进口行为的促进作用。(4)与具有海外学习经历的高管团队相比,具有外籍高管成员的高管团队显著扩大了企业的进口规模,具有海外工作经历的高管团队显著提高了企业进口概率并扩大进口规模,高管团队海外经历对企业资本品进口、战略性行业企业进口的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为中国吸引国际人才以及确保进口安全提供了政策指导。

高管薪酬差距、管理层权力与公司业绩波动——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公司治理机制有效与否，不仅体现在公司价值和业绩水平上，还体现在公司业绩的波动性上。管理层内部实行差别化的薪酬体系，被认为是解决代理问题的有效途径，薪酬差距越大，高管团队内的竞争越激烈，为了在业绩竞赛中打败对手，高管会竞相做出更高风险的决策，从而加大公司业绩的波动程度。本文选取2009-2011年中小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高管薪酬差距与公司业绩波动的关系，并探索管理层权力对该作用过程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随着高管薪酬差距的加大，公司业绩的波动性更大，风险也随之提高，在两职合一、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中，高管薪酬差距对公司业绩波动的影响更大，而高管长期在位的影响并不显著。

管理层风险激励模式、异质性与企业创新行为

本文基于2005年世界银行关于中国企业的投资环境调查数据,考察了管理层风险激励模式和异质性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1管理层风险激励是企业创新行为的重要驱动力,但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企业而言,短期风险激励的效果要逊于长期风险激励;2管理层任期与企业创新行为之间呈现倒U形曲线关系,即管理层任期过长容易使企业陷入"记忆僵化"的困局;3政治关系抑制了企业创新行为,但市场化程度有利于弱化政治关系对企业创新行为的抑制作用;4管理层的教育水平有利于推动企业创新,但在不同地区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通过工具变量回归发现,上述主要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本文的结论为中国企业成功转型过程中如何有效治理管理层提供了经验参考.

动态惩罚机制下企业环境遵从行为演化动态分析

为应对日趋凸显的环境污染问题,运动式执法已成为我国现阶段区域环境治理中频繁使用的治理工具。就规制实践而言,企业环境行为选择愈发显著的受到动态惩罚机制的刺激与激励;但在理论层面,该问题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深入探讨了动态监管机制下的企业环境遵从行为演化动态及其规制策略设计问题,以期为相关决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在政府监管能力存在明显约束的条件下,精心设计的动态惩罚机制能够成为实现区域内企业环境遵从行为良好诱导与控制的有力工具;并且,相比模糊型动态惩罚机制,明确型动态惩罚机制能够取得更好的规制效果。然而,研究进一步发现,就我国现阶段国情而言,政府仍需将"如何走出‘两高一低’的困局"作为环境治理改革的关键性任务;同时,也需注重由运动式环境执法向常态式环境执法的转变。

企业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

由于绩效管理不当而未能最大程度调动员工积极性,是我国企业管理中存在的基本问题之一。本文对国外关于组织公民行为研究的介绍,将有助于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为管理工作者培养员工主人翁精神,提高企业管理效能提供参考。

在线旅游企业管理层权力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机制--以携程为例

如何协调好管理层权力以促进企业成长是学界及业界关注的热点。现有研究已证实,管理层权力是通过企业管理行为对企业成长产生作用,但尚未探明其具体的作用机制,且忽略了企业管理行为存在实际意义和象征意义的差异。文章以携程为研究对象,采用单案例研究法,引入差异化管理行为揭开管理层权力对企业成长作用机制的“黑箱”。研究发现:不同权力水平下,管理层会根据感知的决策自由度与责任感实施差异化的管理行为,若实施的差异化管理行为能够满足企业成长主题,则促进企业成长,反之则阻碍企业成长。该文为管理层权力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丰富了实质性和象征性行为的相关研究,同时也为在线旅游企业合理配置管理层权力提供了指导。

后股权分置时期大股东资产注入实证分析

以后股权分置时期上市公司大股东重要行为方式——资产注入为研究对象,运用事件研究和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了资产注入事件的超额累计收益及其相关影响因素。对样本的事件研究表明,使用股权模式进行资产注入的上市公司股价均有显著为正的超额累计收益率,且大股东为国有背景的上市公司超额累计收益率显著高于民营背景上市公司,说明股权模式的资产注入方式以及国有大股东的资产注入更为投资者和市场认可;超额累计收益的回归分析显示大股东持股比例对超额累计收益的影响呈显著的U型关系。

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贸易模式的影响

推动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增强国际竞争力一直是党和政府推行经济政策改革的重要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使用近五年有效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匹配后的数据,计量回归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贸易模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当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压力时,将被迫放弃利润较高的一般贸易模式,从而转向成本要求相对较低但利润也相对较少的加工贸易,在研究不同所有制的差异影响时,发现融资约束对国有企业的影响高于平均水平,影响系数为0.074 48,私有企业最低,影响系数为0.007 6,两者相差近10倍。研究结论得出融资约束影响了企业的出口贸易模式,限制了企业的出口贸易模式升级。

绩效下跌、管理者能力与企业专利战略:对专利数量和质量之间张力的分析

企业行为理论研究在绩效下跌(即绩效低于绩效标杆)与各类组织变革之间建立了理论联系。然而,绩效下跌的影响如何,不仅取决于组织变革本身的性质,还取决于决策者对绩效下跌的解读。本研究聚焦于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和专利申请质量这两种具有内在张力的企业行为,探讨了管理者能力将如何调节这两种行为的绩效反馈过程。管理者能力的调节效应源于能力水平不同的决策者对绩效下跌的解读也不同。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11年—2017年的数据,本研究发现绩效下跌与专利申请数量之间存在负向关系,使得绩效越低于绩效标杆,专利申请数量也越低,而管理者能力将削弱这一负向关系;绩效下跌与专利申请质量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使得绩效越低于绩效标杆,专利申请质量也越高,而管理者能力将增强这一正向关系。

多目标企业间的效仿与追逐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总是假设企业最大化自己的利润,但是现实中企业有各种动机来确立多重目标,或非最大化利润的目标。文章主要讨论了寡头企业在确立了非最大化利润的目标函数,即企业的目标是最大化一定权重的利润和一定权重的其他目标;从战略替代品、战略互补品等企业行动之间的关系,以及目标之间的关系等,来分析企业之间行为的相互影响,企业之间目标的影响,以及企业目标对于竞争对手的影响。论文中还具体讨论了两种非最大化利润的目标函数,其一是包含了企业自己收益的目标函数,另一个是包含了行业某个利润水平的目标函数。

管理者可信行为与员工努力水平——基于两阶段的序贯互惠博弈模型分析

以Dufwenberg和Kirchsteiger(2004)的序贯互惠博弈模型为基础,构建了基于员工互惠的管理者可信行为与员工努力水平的两阶段序贯互惠模型。该模型同时考虑了员工的物质收益和互惠心理收益,并通过模型推导得到了管理者可信行为与员工努力水平的序贯博弈均衡解,证实了管理者可信行为的激励作用,且这一激励作用的发挥还受到员工互惠敏感系数的影响。具体地,当管理者实施可信行为时,具有较强的互惠敏感系数的员工会选择较高的努力水平。此外,论文还以一个实例对理论研究结论作了简要的说明。

管理者可信行为对员工激励作用的实验研究

管理者可信行为作为管理者的一种意志行为,能够建立和增强员工对管理者的信任,激励员工提高其努力水平,进而提高个人绩效和组织绩效。运用实验经济学方法,通过设计事前激励契约和惩罚契约两种薪酬契约分别反映管理者实施可信行为和实施不可信行为的实验环境,研究检验管理者可信行为对具有不同互惠倾向的员工的激励作用和效率。实验结果表明,管理者实施可信行为能得到比不实施可信行为更高的员工努力水平和收益。在管理者实施可信行为的情况下,具有较高正互惠倾向的员工将付出比具有较低正互惠倾向的员工更高的努力水平;在管理者实施不可信行为的情况下,具有较高负互惠倾向的员工将付出比具有较低负互惠倾向的员工更低的努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