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

进士统计是科举制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各种文献对明代进士录取人数记载不一,现在学者对此又缺乏必要的考证,以致不能得出统一而确切的统计数据。充分利用明代登科录、明实录、各科题名记等第一手资料,是获取准确数据的前提。在考证中,必须注意会试录取和殿试录取人数的不同,而进士统计必须以殿试录取为准。依此标准,明代共取进士89科,实际总数为24595人。

中国状元殿试卷及其价值

以上海教育出版社新版《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为文本,探讨状元殿试卷的价值,认为唐宋元明清历代政治、经济、学术、文学,尤其是科举制度皆可以从状元卷中得到反映。从某种意义上说,状元殿试卷,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更是一部凝结着政治智慧与爱国爱民思想的历史教科书,值得深入研究。

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

在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和决定渐废科举的时代背景中,举行了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次会试与殿试。该科策问考试题目要求联系当时社会实际,为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出谋划策,说明末科会试和殿试已从古代选士考试制度向现代文官考试制度转型,已具备一定的现代文官考试性质。最后一榜进士的命运与过去各科进士不大相同,有的进士命途多舛,也有不少进士的发展则是时势造英雄。总体而言,由于末科进士出身者文化素养较好,事业起点也较高,有成就者还是多数,在政界和文化界尤为突出。

清代会试中额与登科进士人数之关系

清代的会试中额,就是准备取中进士的数额。从会试中额到最终登科进士数额之间,先后有四个数字出现,即会试中额、会试实际取中贡士的人数、参加殿试的人数、登科进士的人数。在正常情况下,这四个数字之间应该是一致的。但由于士子本身的原因,以及清代科举制度中的一些特殊规定,往往会使每两个相邻数字之间发生一些变化,或增或减,最终使登科进士的人数与原定中额不一。从制度层面研究这一现象,或许有助于我们在考证、统计进士人数时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宋代选举用人制度述论

宋代选举用人制度虽沿袭唐制,但由于庶族地主经济的发展和朝廷选官的需要,致使科举制度更加完备,科举考试科目、内容和方法有了诸多变化,考试规定更为严密。宋代科举取士数量远大于唐,举士身份也日益向中小地主阶层倾斜,反映了宋代封建统治基础的扩大和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同时,宋代的"恩荫之滥",也促使"冗官"大量产生,造成吏治败坏,影响王朝统治和人民生活。

清科举考试中的“补殿试”、“未殿试”问题

清朝科举考试中的补殿试,是指会试中式者未参加当年殿试,而参加以后科年的殿试;所谓未殿试,是指会试中式者不再参加以后科年的殿试。由于对这部分人的称呼不明确,著录标准也不统一,就使得文献在这类人员的著录问题上产生许多混乱。

明建文二年殿试举行时间与参试人数考辨

在明代科举考试史上,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建文二年的殿试变得扑朔迷离,疑案在悬。三月初一日举行殿试,作为一项制度于洪武十七年推出后,在洪武朝后期得到了较好执行。建文二年三月初一日因有日食,殿试推至次日举行。参加该科殿试的贡士,除本年二月会试中式的109名新科贡士外,还包括洪武三十年的告殿贡士郭秩,总数应为110人。

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的意义及现状

明代进士登科录是一座亟待开发的宝藏,它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留下的实物例证,是研究明代人物和科举制度的第一手资料。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进士登科录的研究尚处在文献介绍、影印整理等初级阶段。个别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和利用,然而仅限于作为文献资料的征引。因此,加强对明代进士登科录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有助于后人在明史、明代人物传记和中国科举制度史等领域的研究中充分利用其文献价值。

清姚大宁、高鹗殿试卷笺释

南京图书馆藏有一百余种清代殿试卷,部分已经得到揭示和研究利用。论文试就其中有代表性的姚大宁与高鹗的两份试卷作笺释注解,以展现科举文献之形式与内容,以便今人考察其历史价值及对姚大宁、高鹗二人作深入研究。

湖州历代巍科人物谱略

湖州人杰地灵,历代巍科人物荟萃。经考,湖州历代文科状元16名,自明清以来登榜眼、探花、传胪、会元者18名(重复者不计)。对湖州历代巍科人物进行考略与评述,旨在从科举角度去探析湖州的人文鼎盛。

安徽省图书馆藏《正德三年进士登科录》的修复

2013年初,为配合古籍数字化,安徽省图书馆开始修复馆藏《正德三年进士登科录》。通过分析破损现状、查找相关资料、咨询修复专家、制订修复方案、选配纸张、清洗书页、修补书页、书皮及托纸、修整书页、装订书册、残片修复与函套制作、完善修复记录,经精心修复,修复质量合格、效果满意。论文着重探讨了"古籍修复需要讲究依据"、灵活运用"修旧如旧"原则、保留修复资料等相关问题。此修复研究可为行业修复此类古籍提供相关借鉴。

南京图书馆藏清代殿试卷述略

论文对南京图书馆藏清代殿试卷作了全面的介绍,并对该批试卷在清季从内阁大库及民国时期从北洋政府教育部历史博物馆散入民间的经过、民国时期私人收藏的传递归属及复入公藏体系的历史过程进行探寻和推求,并对现今国内外殿试卷的收藏情况作一概述,并初步揭示了殿试卷的文物与文献价值。

《清实录》康熙乙丑科殿试史料正误

校勘史料可得,《清实录》"康熙二十四年三月"条下载乙丑科殿试史料有两则关键错误,策题实为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科殿试策题,而乙丑科策题则载于"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己亥"条下。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庚辰、癸未下载本科殿试人数、传胪进士人数均为"一百二十一人",与《清史稿》同误,题名碑、起居注等多种史料证实为"一百六十四人"。

论宋神宗殿试进士的承启与转折

宋神宗采纳王安石的改革主张,对科举尤其是殿试进士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北宋大臣王安礼奉诏拟定的《元丰五年殿试进士策问》试题以及熙宁、元丰年间的科举取士情况,真实地反映出宋神宗殿试进士的改革情况,体现了王安石崇实尚用的教育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意义和考试学价值。

唐代状元婚恋初探

唐代状元的婚恋资料甚少,仅找到5例个案,并做了详细考证和分析,其中美好、浪漫的只有1例,这样那样不美满的占了绝大多数。

清代移民、会馆、重庆都市对巴渝川剧特征的影响

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对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川剧亦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因移民原籍地差异、移民数量多寡,形成了川剧的四大流派。移民、会馆、重庆商业都市,对巴渝川剧特征产生了重大影响。巴渝川剧深深烙上了移民文化的印迹。

宋代殿试赋的功用及其两个层面

宋代殿试始于太祖开宝六年(973),此后成为常例。在宋代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殿试一直考赋,而且赋在殿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殿试赋的考察应从两个层面入手,一是命题层面,对应的是殿试赋的题目;一是作答层面,对应的是殿试赋的作品。宋代殿试赋总共有35个题目,现存的殿试赋作品计有7篇。仁宗天圣二年(1024)并没有殿试《德车结旌赋》,英宗治平四年(1067)也没有殿试《刚中正履帝位赋》。宋代殿试赋对辞赋研究、科举文学研究均有重要意义,具有较高的文学文献价值。

《诗经・汝坟》三种解读之考辨

关于《诗经·汝坟》,在传统的经学史上大致有两种解读。一种是尊《序》派,以《毛传》《郑笺》《孔疏》等为代表,认为这是文王之“道化行也”。《诗集传》虽然废《序》,但在这首诗的解读中,与《序》保持一致。另一种是废《序》派,以《诗经原始》等为代表,尽管不同意第一派的看法,却仍旧认为这是赞美文王的诗篇。现代人又有第三种解读,认为这是一首纯粹的思妇或恋爱诗,以《诗经注析》《诗经分类诠释》为代表。其实,《汝坟》是一首从描写相思到婚配充满欲望的婚恋诗,并且诗中所说的劳动是伐树采桑,而不是伐薪打柴等。

思想、制度与皇家艺术机构:元明书法教育的三个向度

文化、政策和制度的变动及延续性是考察元明书法教育的基础性问题。儒学与儒生在元代的处境直接关系到书法的发展状况。科举的废止、重开及朱元璋朝将其作为强化政治统治与思想控制的有力工具,并在书法上实施严格的规定和限制极大地影响了元明的书法教育。元代书法的兴盛还与元文宗时期的奎章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样,明代洪武年间出现的中书科等官方书吏机构,也从国家层面对书法教育发挥作用。

南戏体例“输入”说质疑——以《张协状元》与《沙恭达罗》为例

郑振铎先生曾指出,在温州发现了梵剧《沙恭达罗》写本,我国现存最早的汉文剧本《张协状元》也诞生于温州,两者竟“是如此的相肖合”,足以证明“传奇的体例与组织完全是由印度输入的”。其实,《张协状元》虽与《沙恭达罗》具有某些相似性,但二者的不同点更多:一为单线发展,一为双线交织;一为代言体,一为不完全代言体;一为诗体,一为曲体;一为分幕结构,一为人物上下场结构;一凸显人物,一凸显行当。《张协状元》与《沙恭达罗》的某些相似性,并不能证明《张协状元》模仿了《沙恭达罗》,《张协状元》的体例主要源于宋代话本和诸宫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