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发回重审案件上诉费的承担问题

上诉费是上诉人提起上诉的前提,上诉后案件发回重审的责任在于一审法院,应由人民法院承担。但现行法律只是规定了上诉费由当事人承担的原则,排除了一审法院承担上诉费的责任。因此,应进行立法调整,在法律中规定人民法院承担发回重审案件上诉费的制度。

县市基层中级人民法院改造论

国家审判权由国家法院统一行使,不能由地方分割,我国现行的县市基层中级法院隶属地方权力机关等法律规定不符合宪政原则。我国国家四级法院的设置和院长、法官的任命,都要遵从宪法、法律和职业自律等双重管理机制。建议在初审法院设置小额、轻罪法庭,适用法律原则与习惯审判,统一司法执行。

论中国国家豁免立法中的初审法院——由“中铁刚果(金)案”谈起

中铁刚果(金)案经香港两级法院历时三年四次审理,最终于2011年9月8日尘埃落定,香港终审法院作出最终判决,遵循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结果,刚果(金)具有绝对外交豁免权,其在香港免于偿还欠款。对任何国家而言,涉及外国国家之诉通常十分复杂,其影响力远大于普通的涉外民商事争议。涉外国国家案件的重要性决定其应当由较高级别法院进行初审,在我国,中级人民法院因其法官自身法律知识储备不足和涉外审判经验欠缺等原因决定其不适宜作为初审管辖法院,最高院现有的受案规模及其主要职能和两审制的司法原则也决定其不应成为初审法院,中国在国家豁免立法时应确定由高级人民法院对涉外国国家案件进行初审管辖。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审级制度评析

2018年6月,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最高人民法院本着专业性、国际性、多元性、高效性、包容性和便利性的原则,分别在深圳市和西安市设立第一、第二国际商事法庭。作为“一带一路”法治化国际公共产品的中国国际商事法庭,肩负着解决沿线国际商事纠纷,促进“一带一路”贸易往来的重大责任。法庭基于功利主义采用的一审终审制度,虽然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节约了司法资源,但无疑忽略了当事人关注的程序保障,模糊了国际商事诉讼与国际商事仲裁的界限。加之其功能定位与国内其它的一审终审制度不同,其审级实践与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商事法庭差异较大,不利于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和公信力,这些都是其不能照搬国内其他一审终审制度的理由,其审级制度需要在实践中加以完善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