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债务预算硬约束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提升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不断积累已成为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最大阻碍。以新《预算法》实施后,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开前门”和“关后门”两个阶段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分析了政府债务预算硬约束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两阶段改革都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具有显著的正向提升影响;从作用机制来看,“开前门”和“关后门”阶段改革分别通过财政收支巩固和债务规模控制来发挥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有效作用;异质性分析来看,地方政府举债行为激励较弱和财政监管力度较高的地方,政府债务预算硬约束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正向效应会更加显著。研究结果为推进债务预算硬约束来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提升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提供了政策启示。

分税制改革视域下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理论辨析与路径展望

本文通过回顾分税制改革的历史沿革、制度特征和学术争鸣,试图厘清分税制改革对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影响机制和改革路径。本文认为,分税制改革有效发挥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初步构建起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分权治理框架。从影响效果来看,分税制改革引领的“双重激励”将地方政府行政动员能力和市场增进能力有效结合起来,激励地方政府举债筹资建设了大量市政基础设施;但侧重“事上”而非“安下”的责任约束机制也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断衍生泛化、变相积聚。本文为推进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分税制改革和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财权划分、事权配置、行政监察、市场约束等改革战略取向。

财政政策导向、国有企业配合度与债务风险——基于最优杠杆率偏离度的检验

国有企业债务风险问题及“平台化”现象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探究政策对国有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有助于政府更有效地制定财政政策,引导国有企业规范融资行为,降低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笔者运用企业微观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拟合的最优杠杆率构建杠杆偏离度指标,以“四万亿计划”政策措施为例,深入探讨了政策导向促使国有企业债务风险形成的机理。研究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展现出对财政政策更高的配合度。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后,国有企业更积极地进行融资活动,导致实际杠杆率高于最优杠杆率。机制分析表明,提高政府补助和降低融资成本是促使国有企业配合的重要原因。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政策冲击后原本过度负债的国有企业杠杆偏离度更大,进一步扩大了债务风险;而经营范围与政策内容关联、与政府关系更紧密、市场地位更高的国有企业融资意愿也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过度负债的国有企业持续融资扩大了债务风险,阻碍了新质生产力发展,而低负债的非国有企业融资后能够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提高,体现出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据此,提出引导国有企业稳健经营,优化资金配置效率,精准施策等政策建议。

2024年我国政府债务管理政策选择的思考

2023年我国政府债务管理政策较好地支持了宏观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预算发行额增加,2023年底我国增发了1万亿元的国债,还决定提前下达2024年部分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10月中央决定实施地方政府债务一揽子化解方案,开始发行相应的再融资券;2023年下半年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城投债发行规模有所减少。从2024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看,政府债务政策在总额管理、结构优化、债券发行、绩效管理、风险控制、体制改革等方面,需要进行有效的政策选择,以实现国家宏观政策目标。

气候风险对发展中国家外债水平的影响

外债水平影响国家金融体系稳定,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然而有关气候风险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外债水平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本文使用德国Germanwatch开发的全球气候风险指数,以2007年至2019年全球主要发展中国家为样本,研究气候风险对发展中国家外债水平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实证结论表明,第一,气候风险将导致发展中国家公共外债和公共担保私人外债存量、发展中国家长期外债存量显著增加;第二,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极端的气候风险会使发展中国家外债水平显著增加;第三,基于发展中国家样本的调节效应模型显示,整体宏观制度环境好的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风险时外债水平较低;第四,中介效应模型表明,气候风险会导致发展中国家政府财政支出增加,进而引起本国外债的上升。

央地关系与债务:以空间政治经济学看高质量发展

央地关系改革是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关键。防范化解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短期内应该强化财政纪律和打破中央对地方政府债务的隐性担保(“软预算约束”),长期则应该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经济集聚功能,优化地方政府债务的空间结构,建立地方财政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从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地方政府债务的空间结构,但兼顾化债和发展仍需进一步推动符合长期、全局、多维目标的央地关系改革。在理顺大国治理的空间逻辑基础上,深入推进央地关系改革,有助于地方政府转变增长模式并稳步化解政府债务风险,最终实现区域优势互补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债务支出效率的影响研究

提升地方政府债务支出效率是落实全面预算绩效管理的内在要求,也是防风险、稳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以2012-2018年全国238个城市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债务支出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提升财政透明度能直接改善地方政府债务支出效率,同时该作用受到审计监督力度的正向调节;另一方面,提升财政透明度还能通过控制债务规模、优化债务支出结构,间接改善债务支出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财政透明度较高、财力水平较低、受教育程度较高以及非东部地区,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债务支出效率的影响更为凸显。同时,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对财政透明度的积极影响亦有显著推动作用。本研究为地方政府进一步提升财政透明度以改善地方政府债务支出效率提供经验证据和启示。

地方公共预算稳定调节能力与债务风险关系研究——基于“四本预算”统筹的视角

公共预算稳定调节机制是我国2007年以来设置的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笔者以2015—2021年我国内地31个省级政府为研究样本,根据现行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特点,实证检验地方公共预算稳定调节能力对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地方公共预算稳定调节能力可显著抑制债务风险,该影响通过增强财政韧性、缓解财政压力发挥作用。且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和数智化程度偏低的地区,地方公共预算稳定调节能力对债务风险的抑制作用更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公共预算稳定调节能力还可抑制债务率和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空间留存率,该结论对一般债务率和一般债务限额的空间留存率仍旧成立。据此建议优化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补充机制,构建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动用与债务风险的关联机制,通过财政金融的协调治理,发挥公共预算稳定调节机制对中长期债务风险波动的“调节器”作用。

财政分权影响地方政府债务支出效率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5—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探讨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支出效率的影响,利用三阶段DEA模型测算发现,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支出效率仅部分省份处于有效状态,政府债务支出效率水平有待提升。进一步实证分析表明:财政分权可以提高地方政府债务支出效率,且可以通过地方政府竞争这一传导机制实现,但财政压力通过调节效应会削弱财政分权的积极影响。为提升政府债务支出效率,须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努力实现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匹配,缓解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建立政府间协调机制,引导政府间有序竞争;完善政府债务监督机制。

激发地方经济活力 推动经济持续向好——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2024年下半年展望

当前中国出现了实际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速的现象,集中表现为物价低迷、消费者信心和企业景气度不足、失业率回落仍不明显。出现这些现象,除房地产市场低迷和消费需求不振外,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在化债压力下地方政府支出过快缩减,这不仅导致政府部门去除对债务还本付息支出后的实际需求显著下降,更是挤压了部分民营企业的资金。为实现2035年发展目标,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增强忧患意识,全力避免因经济长期处于潜在增速之下运行而导致的潜在经济增速进一步下行的风险。同时,需要重新认识国债的性质以及国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大规模增发国债置换地方债,以此激发地方经济发展活力,并引导地方政府从重视投资与生产转向重视消费与居民收入,以高质量发展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数字金融发展对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治理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途径。基于2013—2021年我国26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空间杜宾模型检验数字金融对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数字金融不仅降低了本地区的隐性债务风险,而且由于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的隐性债务风险也产生了抑制作用;财政透明度在数字金融降低地方隐性债务风险过程中起了部分中介作用,数字金融通过提高财政透明度进而降低了地方隐性债务风险。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对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有抑制作用,而数字化程度则增加了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数字金融对东中部地区的隐性债务风险的抑制效果及空间溢出效应更为显著,而对西部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研究结论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隐性债务风险的降低产生了积极影响,为缓解当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提供了新的政策施力方向。

地方政府债务、异质性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24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基于2011~2021年我国24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探索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在其中起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债务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总体的促进作用;(2)从机制来看,地方政府债务通过削弱指导性环境规制、增强处罚性环境规制倒逼企业等主体促进绿色技术创新;(3)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数字经济水平均对地方政府债务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的调节效应。

我国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化解方案及实践研究

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引发市场和政府高度关注,一系列中央重要会议都对地方债务风险化解作出部署安排,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工作迫在眉睫。本文分析了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概况及成因,梳理了过去五轮债务置换历程,对财政部提及的安排财政资金偿还、借新还旧或展期、合规转化为企业经营性债务等六种债务化解方式进行了剖析,并结合地方政府借助银行资源、地方国企、REITs等方式化解债务的实践,从短期、中期、长期三个维度,以及金融资源、融资平台转型、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财税体制改革等十个方面,思考隐性债务化解方案。

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的路径优化研究

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是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方面。文章选取2002—2019年有发债记录的511个县区,其中包括被划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53个县区、接受生态补偿的113个县区,选择全部未接受生态补偿的样本设立生态功能区研究组、选择全部未划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样本设立生态补偿研究组,分别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制度(减负)和生态补偿制度(补偿)作为两种不同的政策冲击,通过PSM方法进行一对一近邻匹配和多期DID回归,实证研究减负与补偿这两种不同路径对遏制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制度显著降低了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而生态补偿制度的效果则恰恰相反。经过平行趋势检验、重新构造研究组、更换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改变样本范围、安慰剂检验等多种稳健性检验结论保持不变。机制分析表明,两种路径的效果差异与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激励效应有关。异质性分析发现,重点生态功能区制度对地方政府举债规模的影响在工业发达的县和县级市更为明显;而生态补偿制度对地方政府举债规模的影响在普通县更为明显,与工业发展水平没有显著关系。文章的研究对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具有较强的政策启示。

数值型财政规则的国际演变及对我国的启示

数值型财政规则是约束政府财政行为的数值指标。当前世界各国主要设置负债率、赤字率等指标以加强财政约束、防范债务风险、提高财政政策可持续性。从国际演变历程看,数值型财政规则以2008年为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从演变规律看,数值型财政规则不是债务危机预警指标,而是控制政府赤字和债务增长、防范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负面影响的重要政策依据,要实现简单性、灵活性和可操作性的统一。我国主要采取以债务限额管理为核心的程序性财政规则,存在债务约束统计口径不全、灵活性不足等局限。建议健全适应我国国情的中期财政规则,设置财政支出限额约束指标和免责条款,加强数值型财政规则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

新冠肺炎疫情对德国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基于“债务刹车”政策视角的分析

德国长期坚持稳健的财政政策,维护收支平衡的财政可持续性,其重要措施是债务刹车政策。该政策于2009年被写入德国的《基本法》,并于2011年正式实施,对德国财政产生了显著影响。但随着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德国政府重新举债,增加财政支出,以期通过救助政策来稳定经济。德国债务状况随之恶化,财政可持续性面临较大的挑战。本文通过考察“债务刹车”政策实施情况及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变化,研究疫情对德国财政可持续性带来的挑战以及德国的应对措施。研究发现,面对财政可持续性失衡的问题,德国政府在国债发行和平衡财政政策长、短期目标上均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力图保障“债务刹车”暂停期间德国政府财政的平稳过渡。欧债危机以来,德国稳健的财政政策为德国抵御危机创造了一定的空间,德国政府将在国内和欧盟继续推行其财政稳固政策。

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对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研究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对于探索财政金融协同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选取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21年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强度双重差分法研究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一是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能够有效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二是主要通过重新配置信贷资源、改变支出偏好等渠道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产生影响;三是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的积极效果存在一定时滞,平均在政策实施后的第三年开始有效助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四是这种积极效果在地方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不显著。而在地方财政压力较小的情况下,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效果在当期开始显现。在此基础上,从专项债、创新监管、经济动能转换等多个视角提出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与数字普惠金融协同发展的建议。研究结果丰富了财政金融协同和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研究,为深化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

我国地方政府专项债风险形成的三重逻辑与治理出路——基于财政属性视角

我国的地方政府专项债(以下简称专项债)已成为预算执行审计的重点内容。从近些年全国与各省的审计情况看,我国的专项债既有包装、谎报、虚报收益违规发行问题,也有闲置不用、挪作他用、低效使用的情况,这些与国家的政策导向和发债初衷相悖离,难以达到政策预期效果,甚至出现收不抵支、以债养债现象,影响代际公平。本文在分析专项债主要风险点的基础上,从专项债的财政属性视角剖析专项债风险形成的理论逻辑、制度逻辑与实践逻辑。研究发现:理论上,对专项债发挥财政政策工具作用的方向界定不准;制度安排上,赋予专项债过多的财政职能;实践中,地方政府存在“财政幻觉”。这些因素在监督约束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使专项债不仅“偏航”,而且“走样”,不断泛化为“万能债”。对此,本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理论上追本溯源,厘定专项债的职能范围;第二,制度上革故鼎新,为专项债稳根固本;第三,实践中审时度势,用区块链技术为专项债保驾护航。

地方公共债务与税收政策周期性:效应与机制

基于2000—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考察地方公共债务增发对税收政策周期性调整的影响。结果显示:地方公共债务规模的扩大削弱了税收政策的逆周期调控;地方公共债务增发通过阻碍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挤占劳动就业两种途径降低税务部门征收的实际税收收入,进而削弱税收政策的逆周期调控;地方公共债务顺周期调节的背后原因是财政纵向失衡和减税力度加大,经济集聚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缓解债务的顺周期调节行为;门槛效应检验发现,36.1%的存量债务率和17.84%的流量债务率是税收政策由“逆”转“顺”的临界点。鉴于此,要科学调控地方公共债务的总规模和增速,精准测算债务发行空间,从而充分发挥债务资金的制度激励功能,不断缓解地方公共债务对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就业的负面影响。

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度如何影响地方债增速--基于关键政策目标偏差的视角

研究基于关键政策目标偏差的视角,利用我国1997—202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测度了各省份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度,结果显示:一方面,虽然各省份的政策协调度有升有降,呈现出不同的变动趋势,但从全国层面来看,由于经济形势日趋复杂,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搭配难度越来越大,因而总的政策协调度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全国层面政策协调度的省际差异在波动中逐渐下降,这种“趋同发展”说明我国宏观政策“取向一致、协同发力”的程度在逐步提高。研究进一步利用面板VAR模型检验了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度,财政汲取能力对地方债增速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地方债增速、政策协调度、财政汲取能力均具有明显的持续性;另一方面,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度的下降会加快地方债增长,财政汲取能力的上升则会抑制地方债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