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后各国主权债务风险及其前景

新冠肺炎疫情及其经济冲击促使许多国家财政赤字率和政府债务率大幅升高,其影响程度超过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笔者既不赞成现代货币理论(MMT)的看法,也不认同悲观派的看法。从影响各国主权债务风险的几大因素看,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需要关注利率的3种风险溢价:通胀风险溢价、货币贬值风险溢价和信誉(违约风险)溢价。展望未来,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将花费数年时间进行财政收支和政府债务调整,以渐进方式推进政府部门的去杠杆。

中国存在赤字率与M2/GDP的双重风险吗——基于三维非线性动态系统(D^3NLDS)模型的研究

赤字率超过3%和M2/GDP超过2是否给中国的经济运行带来双重风险?这是进入新常态后如何保持6.5%的经济增速所必须搞清楚的一个问题。研究发现:现行经济形势下,中国的赤字率与M2/GDP的均衡值分别为6.31%和2.16,两者都高于实际值:3.48%和2.05,中国当前赤字率与M2/GDP不存在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只有实施持续的积极财政政策才会有效地持续降低中国赤字率与M2/GDP的均衡水平,短期政策作用甚微;中国要保住现阶段经济增长目标,就应实施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紧缩性货币政策为辅的宏观调控制政策。

积极财政政策与财政稳定的关联:由国债负担率生发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4年出台《预算法》和1998年实施积极性财政政策后,我国的国债规模不断扩大。但从国际比较角度看,我国的各项国债指标还较低,财政扩张空间还较大。对我国国债负担率稳定均衡点的实证估计及其演进路径的动态模拟表明,只要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并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性财政政策不会导致我国国债负担率失控从而威胁到我国的财政稳定。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财务可持续性评估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以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通过预测全国人口、经济和制度在未来的发展变动轨迹,构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未来收支缺口预测模型、资产负债模型,评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在2020-2100年间的参保人数、基金年度收支、资产负债与财政支出情况,剖析基础养老金增长率、投资收益率、人均缴费增长率等参数变动对测算结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在2082年前不存在年度缺口;个人账户基金仅能负担未来50%-80%的个人账户待遇支付,但偿付能力在增强;城乡居保基金财政支出缓慢增加,稳定在2.15%左右,基金财政支出基本可控,仍有较大投入空间。建议优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结构、完善个人账户计发政策,以及扩大基金委托投资规模。

我国地方政府财政反应函数及财政空间分析——基于跨周期调节视角

基于政府跨期预算约束方程,本文计算了我国各省份的实际财政赤字率。以此为基础,本文利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反应函数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表明,当地方政府上期负债率上升一个百分点,其当期财政盈余率会相应下降0.05个百分点。最后,结合我国地方政府更加关注财政赤字的背景,本文以财政赤字率为标准,利用政府跨期预算方程和财政反应函数测算了各省份的财政空间。结果表明,现有财政赤字率越大的省份,其财政空间越小;当地方政府更加重视财政赤字率的动态变化时,债务利率与GDP实际增长率相差越大,财政空间表面上会越大,但更高的负债率会形成更高的利息支出,地方政府的财政状态也会更加脆弱,对外生负面冲击的抵抗力更弱。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财政赤字和转移性收入关系及其对财政稳健性的影响研究

基于地方政府预算执行实践,本文刻画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财政赤字和转移性收入之间的理论关系。实证分析显示,我国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总体呈扩大态势,中央转移支付目前整体上仍是地方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方式,但债务资金在弥补资金来源中占比上升明显。进一步实证分析发现,如果我国地方政府上一年度的负债率上升一个百分点,相应的地方政府同年的财政赤字率会上升0.9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惯性增长,并没有随着政府负债率的上升而作出相应调整。最后,本文量化分析了地方政府负债率、财政赤字率、债务利率、经济增长率对地方政府财政稳健性的影响程度。

从赤字率看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主要从两大方面入手:减税降费和扩大支出。本文将赤字率作为切入点分析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赤字率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财政收支的规模,赤字率的变化趋势反映了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本文分析了两种赤字率。一种是基于统计局数据计算而得的,另一种是基于政府财政预算报告数据计算而得的,同时分析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占比变化以及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赤字率规模。

公共债务率和政府赤字率的动态分析

文章旨在利用贝叶斯TVAR模型以评估宏观经济冲击对公共债务率(即债务/GDP)以及政府赤字率(即政府赤字/GDP)变化的影响是否因经济条件的不同而不同。结果表明:消费者信心指数对经济周期变化是敏感的,且会影响我们对公共债务率和政府赤字率的预测;宏观经济冲击对政府赤字率的影响在衰退期更显著,但在繁荣期更持久;当经济不景气时,降低公共债务率和政府赤字率最有效的方法是刺激经济和消费者信心,或进行财政整顿。

广义拉弗曲线在中国成立吗——基于省际PSTR的实证分析

广义拉弗曲线表述的是财政收入占比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可能存在类似拉弗的倒U型关系。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并采用面板平滑转移方法 (PSTR)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广义拉弗曲线在我国确实成立,财政收入占比与实际GDP增长率之间是只有一个阈值、两种体制的非线性关系,且这种关系是呈倒U型的。在一个合理的定义域内,财政赤字率将与最优值同向变化;通过对纳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社保基金收入的全口径财政收入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到了一致性的结论;不同省份间的倒U型曲线位置及最优值存在差异,发达省份应坚持"小政府"思路,将资源配置决定权交给市场;财政收入的理论最优值略低于现实平均值。因此,结构性减税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是有帮助的。

“十四五”时期中国财政空间研究——基础条件、国际比较与维持策略

财政空间是健全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基础条件之一。"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维持财政空间的基础条件与以往不同。研究发现,我国债务空间随统计口径扩大有所收窄,而多个口径下的财政赤字都处于上升通道。与同时期人均GDP10000美元的国家相比,中国基础财政盈余率均值(2012—2019年)为-3.57%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86%近一倍,但债务负担率均值(2010—2019年)为35.50%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66.37%的一半左右。财政赤字上升源于积极财政政策导向下的年度财政扩张。而债务负担率水平相对较低,又得益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代表的宏观调控,推动了经济总量不断增大。研究认为,未来维持中国财政政策空间的政策部署,要与财政在宏观调控中的定位匹配,要关注货币政策、金融政策等主要宏观政策变化,还要加强财政资源整合并提升流动性。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财税政策研究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经营以及就业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在这场防控疫情的斗争中,财政税收政策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无论是减税还是增支都将会加大财政的赤字率。在2020年这个特殊时期,国家可以考虑突破3%的财政赤字率,但从长期来看,未来也不应该搞结构性赤字,因为这将导致巨大的政府债务。为了应对疫情,国家应当在加大宏观政策调节的力度、加大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缓解企业经营困难以及实施好就业优先政策方面出台相应的财税政策。

疫情突袭下的财政政策展望

在公共卫生事件爆发时,财政往往是保民生、抗疫情的重要发力点。在2019年经济整体下行的背景下,2020年初国内突发疫情使得经济进一步承压,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更加"二字体现出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诉求的进一步加大。本文对比借鉴2003年非典时期财政情况,对2020年财政政策进行展望,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可期。

财政政策“开前门”

2018年以来,资管新规和财政部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两者叠加使得社融增速急剧下降。中国经济目前处于下行通道中,要拉动下一步经济增长,基建投资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目前财政预算中对基建的资金支持无法满足现实中的合理需求。所以,财政政策需要更积极。许多学者争论2019年赤字率是否要超过3%,对于这个问题,要与地方债务和历史债务联系起来。根据估算,在对历史债务认账的前提下,政府债务率会提高到65%,对公益和准公益类的新增建设项目买账,需要未来十年财政赤字率额外增加3~6个百分点。政府需要避免债务率过高,但债务率也不是越低越好。总之,中国应该将地方政府债务划清界限,为地方政府合理举债关上后门打开前门,将财政债务和赤字显性化、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