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债务、异质性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24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基于2011~2021年我国24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探索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在其中起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债务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总体的促进作用;(2)从机制来看,地方政府债务通过削弱指导性环境规制、增强处罚性环境规制倒逼企业等主体促进绿色技术创新;(3)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数字经济水平均对地方政府债务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的调节效应。

环境目标约束下的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在运用熵值法构建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基础上,本文使用2003—2021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环境目标约束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环境目标约束对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平行趋势检验、排除相关政策干扰、使用同一个省内地级市数量和河流密度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分析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环境目标约束下,环境规制的增强和财政科研支出的增加推动了产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目标约束主要对东部和西部城市的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本研究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及其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支持和参考。

“双碳”目标与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何以兼顾?

为兼顾“双碳”目标与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实现,文章构建了包含环境系统的NK-DSGE模型,同步引入财政收入与支出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工具以及碳税,在对中国季度宏观数据进行校准和估计的基础上,分析了宏观政策工具与碳税联合实施的政策效果,讨论了碳税税率变化、碳税规则变动对联合政策效果的影响及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模拟结果显示,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与碳税配合对“双碳”目标与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优势更大。其中,财政政策在促增长方面具有优势,货币政策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碳税政策在促进碳减排方面效果显著。经进一步研究发现,提高碳税税率会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增加,政府可通过调整碳税规则、改变政策目标偏好实现对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

财政分权、城市扩张与中国碳排放强度

实现“双碳”目标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文章基于我国288个城市面板数据,将财政分权、城市扩张和碳排放纳入同一理论分析框架,实证检验财政分权背景下城市扩张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扩张对碳排放存在正向促进效应;不同规模、区位、资源类型城市的影响呈现异质性效应;随着财政分权度的提高,城市扩张对碳排放促进效应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研究提出:未来应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严控城市无序扩张;坚持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基本框架,完善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坚持效率优先、创新驱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对不同城市采取针对性的节能减排政策。

预算软约束与控股股东利益输送:来自我国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2年至2006年深沪所有民营企业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了预算软约束对控股股东利益输送的影响。结果发现:大公司能够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更可能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但大公司更可能出现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偏离、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其市场价值较低。而且这些效应在财政赤字比较严重的区域更为明显。这表明预算软约束能缓解控股股东的利益输送成本,进而增加控股股东利益输送。

知识经济对会计的影响

本文就知识经济的到来对会计假设、会计基本原则、会计目标、资产概念、人力资源会计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阐述。

政府目标的差异性与财政制度设计

我国实行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制度,各级政府以及每级政府之间具有内在结构的差异性和目标的不一致性,导致各级政府可能作出偏离社会整体目标的行为,这就需要在政府之间建立一种使得各级政府均有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动力的财政制度。具体而言,要求做到事权与职能相匹配,财权与效率相协调,财力与事权相统一,从而实现财政关系的均等化和公共服务的公平化。

新绩效预算及其对中国预算改革的启示

新绩效预算具有财政目标和财政总额集中控制、支出灵活、绩效指标易量化的特点,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技术评价困难、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难以协调等问题,需要在指标体系、评价标准和计量方法创新方面有所突破,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省以下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环境保护激励效应

现有文献认为生态转移支付具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提升地方生态环境质量双目标,而目标的多样性会影响地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效果及目标的实现。文章基于环保支出和农林水支出的中介与调节效应,对生态转移支付的生态环境目标进行了理论分析,利用2010—2018年甘肃、贵州、湖北及河南四省的199个县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表明:在样本期内,生态转移支付促进了地方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中国地方生态转移支付资金对辖区环境保护效果中,环境保护支出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农林水支出不仅调节了生态转移支付的地方环境保护支出效果,而且调节了环境保护支出对地方环境质量的影响。因此,由于地方政府具有环境治理信息优势,省以下制度目标更能体现辖区生态需求,省对县生态转移支付制度会有效促进地方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环保激励效应较为明显。同时,县级地方政府应该逐步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依赖,逐步转向经济与环境"双目标协同发展"模式。为了协同生态转移支付的双目标,"自下而上参与式决策"可以作为环境治理的有益补充,通过地方政府多元化实践改善环境质量。

通货膨胀目标法对构建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框架的启示

尽管还未经过一个完整的商业周期的考察 ,通货膨胀目标法在几个发达国家已经证明是极为诱人的 ,该框架对于提高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可信性与责任感有极大作用。与该框架相比 ,传统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在货币需求日趋不稳的情况下变得效率低下 ,在该框架下 ,通胀目标更易实现 ,且可长期维持。本文在提出该框架的理论假设和实践中应具备的前提条件的基础上 ,分析了发达国家采用该体系的共同特点并论述了发展中国家采用该体系面临的问题和应具备的条件 ,最后得出结论尽管发展中国家有些条件还不具备 。

绿色预算的理论内涵、国际借鉴与中国制度构建

绿色财政政策是实现“双碳”目标“1+N”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仍然存在政策碎片化、协调性较弱及资金撬动作用有待进一步增强的问题。构建绿色预算具有政治、战略、经济、社会、财政多层面的现实意义。绿色预算将绿色低碳理念内化于预算编制、执行和绩效管理全过程之中,全图景和全导向地体现了中国政府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对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财政支持实现“双碳”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应从整体流程出发,借鉴国际经验,结合现实国情,以理性化、效率化、科学化和拓展化为要求,构建绿色预算制度。

打到底线的竞争——财政分权、政府目标与公共品的提供

在中国式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在政治晋升激励的驱动下,为GDP增长而会实施"打到底线的竞争"。这种过度竞争导致了地方公共品尤其是教育、环境、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非生产性公共品的提供不足。本文构建了一个财政分权的理论模型,考察了不同的政府目标下,地方政府公共品提供是否会导致福利损失。我们发现,当政府目标是最大化居民的效用时,政府间的竞争会导致公共品提供不足。在只考虑非生产性公共品的模型中,当地方政府的目标更加偏向GDP的增长时,公共品提供不足会更加严重。当政府公共支出划分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公共品这两类时,地方政府越偏向于本地GDP的增长,非生产性公共品的提供会更加不足,生产性公共品的提供则可能会过量。

财政规则与政策效果——基于DSGE分析

政府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之一,政府行为需要受到一定规则的约束,否则经济可能不存在唯一的均衡或各种政策的效果会相互抵消。本文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框架下研究了政府购买规则、融资规则和自动稳定规则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当扭曲税率依据上期债务规模调整时,经济具有唯一均衡的税率弹性空间最大;其次,自动稳定规则可以拓宽税率的弹性空间;最后,具有唯一均衡的财政规则组合中,盯住税率与弱自动稳定规则组合最有利于政府购买实现刺激目标,盯住税率与强自动稳定规则组合最有利于实现稳定产出目标,盯住债务与弱自动稳定规则组合最有利于实现稳定就业和稳定价格目标。

我国城市化影响政府公共支出的理论与实证

在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目标发生了变化。工业化时期,政府动员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发展经济,而在城市化阶段,政府转向福利支出目标。这一转变表现为经济建设费支出比重减小而公共财政支出比重不断增大。本文分析了中国城市化使政府公共支出比重增大,并进行了实证分析。城市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就增加0.6293个百分点,且公共财政支出比重随收入差距扩大而增大。

日本存在非凯恩斯效应吗?——基于景气低迷与财政困境两难局面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超低速增长状态。为使经济摆脱低迷状态,日本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由于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使得日本政府财政状况不断恶化,而经济一直难以转入正常的增长状态,因此日本陷入了景气低迷与财政困境的两难局面。西方学者发现,财政政策具有非凯恩斯效应,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具有增加总需求的效果。显然,非凯恩斯效应能够使日本摆脱上述困境。利用1983年第一季度至2016年第三季度数据,使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分析日本财政政策效果,结果表明,长期看,日本并不存在非凯恩斯效应。这一结论也和日本经济的现实状况相吻合。上述结论包含了进一步的政策意义,试图一举解决经济低迷和财政困境的两难局面的愿望难以实现,还是要在经济复苏与健全财政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中寻找一个优先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