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行为的空间经济分析方法与体系构建

财政行为的空间经济分析就是要揭示财政行为、空间经济结构演变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相互作用机制。财政行为的空间经济分析是新经济地理研究的重要方向。通过对现有研究文献的回顾与梳理,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对最新研究进展进行评述,并在此基础上明确财政空间经济分析的研究方法与核心命题,界定政府财政行为的三大空间效应,提出未来构建财政空间经济分析框架的研究方向是进一步总结、吸收、消化空间经济分析最新研究成果基础上,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考察分析财政行为的区域经济增长局域拉动效应、空间外溢距离衰减效应和策略互动效应,探究财政空间效应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

空间效应视角下的财政分权与中国雾霾治理

文章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首先使用2004-2013年中国省域PM2.5数据,检验雾霾空间效应的存在性;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财政分权影响雾霾治理的理论框架;通过建立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对雾霾治理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雾霾污染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在地域分布上表现出高-高、低-低相邻的空间特征;财政分权通过制度化的激励,显著影响地方政府的治霾偏好,并且随着财政分权度的提高,地方政府雾霾治理的动力由强转弱,表现出财政分权与雾霾污染浓度间的U型关系;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财政分权对雾霾治理的影响不同,表现出地区间的异质性。基于此,提出中国雾霾治理的相关对策建议,即优化并适度提高财政分权度,将环境指标全面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

财税政策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研究——基于行业与区域视角的经验分析

产业结构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而财税政策的实施是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政府着力点。主要从行业层面和区域层面分析财税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内在作用情况,首先运用博弈论方法验证财税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存在最优区间,然后依次分析行业以及区域财税政策分别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实际效果。研究发现:行业层面上,存在着促进行业结构优化的政府投资和产业税收最优区间;区域层面上,税收政策作用效果优于财政支出政策,且针对不同区域,税收政策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效果不一。建议财政支出着力行业配置,尽可能减少区域财政$贴;同时大力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建立合理的行业财政投资体系和差异化的区域税收体系,促进产业在行业和空间上双优化。

减税降费、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基于中部六省地市级政府财政空间的实证研究

利用2012-2020年中部六省82个地市的面板数据,以“有效财政空间”量化财政可持续性,采用系统GMM方法考察减税降费、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地方政府虽然出现“财政疲劳”现象,但总体风险可控;总体上转移支付扭曲了地方政府财政行为,不利于提升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而减税降费对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则表现出异质性,而且转移支付对减税降费还起到了正向调节的作用。因此,为提升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一方面要引导、改变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完善官员考评体系和转移支付制度;另一方面要考虑政策效应的异质性,因地施策,充分发挥政策的联动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政府财政环保支出偏向的影响--基于财政空间的视角

基于2007-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测度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政府财政环保支出偏向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可以促进地方政府财政环保支出偏向的提高,但是二者呈边际效用递减的非线性关系,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于0.403时,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政府财政环保支出偏向的促进效果会减弱;其促进效果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得更加强烈;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扩大财政空间来促进地方政府财政环保支出偏向的提高。因此,建议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扩大经济体量来拓宽财政空间;提高数字化应用的深度和广度,支持减污降碳目标的实现;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既要统筹全局,也要因地制宜。

农业供给结构时空分异的财政政策效应分析

财政政策是影响农业供给结构的重要因素,对农业供给及其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作用。基于1997—2015年中国30个省市(西藏除外)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等计量方法对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供给结构进行考察。结果显示:从总体来看,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供给结构效应呈现"U"型特征;从时间差异看,2003年后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供给结构的"U"效应特征更加显著;从区域差异看,东部地区呈现"∩"型特征,中西部地区呈现"U"型特征。

积极财政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从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再到2020年及以后应对新冠疫情冲击与推动经济复苏,积极财政政策发挥着推动经济企稳向好的关键作用,但同样也因其可持续性和有效性以及可能带来的经济变化而引起广泛争论。为此,回顾积极财政政策的整个历史脉络,有助于我们在观察历史的基础上理解当前积极财政政策正在展开的方式。从体制环境、政策工具和政策成本等角度努力求解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不难发现:其一,财政体制是适应和支撑积极财政政策有效运行的关键。财政承受力决定积极财政政策的信心和底气,而体制与政策的匹配有助于提升政策运行的效率。其二,中央采取不同的政策工具会促使地方政府做出不同反应,积极财政政策能否产生预期效果取决于中央和地方目标、行动的一致性。其三,政策成本的类型及其可被消化的程度决定着积极财政政策空间的大小。这就要求政策的最终目的不在于盲目救助,而是真正地将政府财政作为转化为与社会主体协力应对危机的行为,以发展活力消化政策成本。进一步将提升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融入对国家宏观经济治理与全球经济危机应对的思考中,可以得出积极财政政策的未来方向在于处理好体制改革与政策选择、短期调节与中长期努力、国家能力与社会活力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加有力、有效、有序、有为地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政府干预、时空效应与典型城市碳减排

借助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将21个典型城市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和科学技术财政支出对称化处理为政府干预代理变量,通过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考察政府干预及其他因素对典型城市碳减排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显示:政府干预提高减排成效,其作用存在明显的时空效应。短期内,科学技术支出的减排效果优于节能环保支出,但长期作用效果存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同时节能环保支出由于"辐射带动"作用短期内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综合来看,政府节能环保支出具有"可持续性",而科学技术支出则可解决"燃眉之急";经济因素始终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结构效应对碳排放增长的贡献高于规模效应,且结构效应短期内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人口结构效应的减排贡献优于规模效应;能源结构与技术创新抑制碳排放,其中技术创新具有"过程性"。

财政行为空间互动是否加剧了雾霾污染?——基于财政-环境联邦主义的考察

十九大报告指出,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强调了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雾霾大爆发与我国财政分权体制密切相关,本文旨在研究财政行为空间互动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具体以财政-环境联邦主义为理论基础,以财政分配、引资、支出行为为主线,采用空间Durbin模型实证探索财政行为空间互动对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分配行为空间互动恶化了雾霾污染,过度分权将不利于获得全局治霾效益;引资行为空间互动表现出一种"竞争到顶"的积极作用;财政支出行为具有空间互斥影响,但总体上改善雾霾污染。根据本文结论,中央-财政关系的优化、促进环境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财政支出兼顾规模与结构、治霾成本补偿机制、"组团化"联合治理将是雾霾治理的重要抓手。

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财政分权、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以山东省为例

通过构建空间邻接矩阵和空间计量模型,对山东省2007—2017年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究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财政分权、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产业结构会直接抑制本地区环境污染,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显示,财政分权、产业结构对周围地区环境污染也具有抑制作用。在此基础上,建议健全省级以下财政体制,适当加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例,深入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引导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和转型升级,提高环境质量。

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能——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五周年回顾与展望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的要求,预算绩效管理的理念和方法至关重要。回顾过去五年,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在当前财政紧运行的大背景下,需要进一步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树立大绩效观,通过提质扩围升级、节约成本、注重质量,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能和使用效率,创造出更多财政空间,积极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