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盐务缉私武装研究(1949-195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缉私护税、保障财政收入,各地盐区先后组建并适度扩大了盐务缉私武装。从其建制上看,盐务缉私武装是一支具有特殊警察性质的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组织。在缉私过程中,盐务缉私武装发动教育群众缉私并与群众缉私小组相配合,提升了缉私效果。1951年底到1952年,盐务缉私武装奉命整编裁改,既是“群众觉悟提高”的必然结果,也是国家“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需要,但从更深层次上看,反映了国家财政税收政策的变化,盐务治理能力的提升。由于盐税税率的降低,挤压了食盐走私的空间,减轻了盐务缉私的压力。

地方政府补贴下渔业碳汇供需侧演化博弈研究

碳汇渔业是生产蓝碳,助力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手段,具有可观的经济与环境效益。然而,碳汇渔业的实施涉及到多方主体的利益,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博弈问题。现有研究很少以碳汇渔业为切入点将政府、养殖商及企业同时纳入系统进行分析。在连江、莆田接连取得试点成功的背景下,基于碳汇渔业的视角探讨蓝碳交易有利于为后续的渔业碳汇交易试点提供科学的建议。因此,本文构建了涉及地方政府、水产养殖商和企业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每个主体的策略选择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碳汇渔业补贴对演化进程具有双重影响。在一定范围内,适度的碳汇渔业补贴可以激励水产养殖商向碳汇渔业转变,但过高的碳汇渔业补贴可能会引发沉重的财政负担而迫使政府选择不补贴。(2)补贴后的蓝碳单价与碳税的差异是影响企业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当补贴后的蓝碳单价小于碳税时,企业趋向于购买蓝碳,并且补贴后的蓝碳单价越低,企业的响应速度越快。(3)参照初始情景,适度提高地方政府的补贴水平可以促使三方演化博弈达到理想状态。在这种补贴水平下,无论三方主体的初始概率如何,均不会影响理想状态的实现及延续。

分税制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基于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新凯恩斯主义框架下,从中国经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国税及地税政策,构建了我国分税制下的DSGE模型,研究了宏观经济波动的税收政策效应。研究发现:国税政策的正向冲击短期内会挤出家庭劳动、降低资产收益率,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负效应;地税政策的正向冲击效应恰好相反,短期内具有促进就业、刺激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宏观经济对地税政策冲击更为敏感,中国更应该发挥地税政策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作用。本文的研究为新一轮税制改革提供了方向正确性的理论佐证及具体操作的量化参考。

使用地理信息系统绘制海洋渔区及渔业政策图

介绍了使用ArcView3 2地理信息系统(GIS)绘制海洋渔区及渔业政策图的方法及过程,重点说明了在数字化与属性数据库的编制、数据组织与空间图层管理、投影变化与配准、符号注释与图例制作等方面使用GIS技术进行多元空间数据融合,建立专业空间数据的实用方案。

浅论明代的渔业税制

本文探讨了明代渔业的征课水域与征收方式 ,并叙述其渔课种类与渔税名目 ,揭示其渔税征解过程及渔税支配方式 ,最后论述了明代的渔业税制改革并分析其所取得的实际效果。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明代渔业税制的各个方面。

养殖型渔业专业合作社发展问题研究

针对我国养殖型渔业合作社的落后,各种配套的扶持措施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的现状,分析养殖型渔业合作社的独特性,剖析我国养殖型渔业合作社发展的制约因素,得出我国各省区之间养殖型渔业合作社发展极端不平衡,与各地区发展水产养殖的资源禀赋条件约束、渔民的认知度及融资条件有高度的相关性,同时也与地方政府对于养殖型渔业合作社的相关政策缺位有关。据此,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于成立税务警察的法律思考

目前我国警税协作共同打击涉税案件,然而这种警税协作机制带来诸多弊端,无法保障良好的税收环境和税收秩序,不能达到将足额的税收上缴国库的目的,因此,建立税务警察是我国未来的必然趋势。税务警察的建立可在警察院校设税务警察院系培养税务警察、将税务警察设在税务机关内、未来立法明文规定税务警察的职责权限,等等。

明清时期太平及池州地区的渔业

本文从明清时期安徽太平及池州地区的渔税征收机构河泊所的设置分布及裁革情况 ,渔课的数量、比重及变化 ,渔业从业人口的数量及变化等分析和探讨了该时期这一区域的渔业经济状况及其变迁。由于拥有较为丰富的河湖水域 ,太平和池州地区的渔业在区域经济结构中占有一定地位。太平地区的渔业主要分布于沿江的当涂、繁昌和芜湖三县 ,其中又以境内湖泊水域较广的当涂县最为兴盛。池州地区的渔业主要分布在沿江的贵池、东流和铜陵县 ,其中又以附郭贵池县之渔业最为兴盛。

中外矿业税收制度的比较与借鉴

目前我国矿业现行税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税制结构不合理和税赋过重,严重影响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文中介绍了国外主要矿业大国的税收体制和税费现状,通过对比分析中外矿业税制差异,结合实际,提出了对我国矿业税制改革的建议。

论明代福建地区的渔业分布

本文通过考察河泊所、渔业课税征缴额、渔户户数及相应的渔民人口数量的空间分布,论述了明代福建地区渔业的空间分布。明代中后期渔民人户严重逃亡,而渔业课税则多维持原额而分摊于仍存之渔户,渔民不堪重负而逃亡更甚。

捕捞能力调控的传统方法与替代方案

为解决共有流动性集群资源的过度利用问题,渔业管理部门往往采用捕捞许可证制度、禁渔制度、渔船回购制度或其它一些"命令与控制"式的行政调控措施。理论预期和实证研究均表明,此类制度或措施难以对捕捞能力形成有效的约束,因为诱发过度投资进而导致捕捞能力过度膨胀的激励始终存在。对渔船征收年度一次性资本税是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因为这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治本之举,能够根除捕捞能力恶性膨胀的诱导因素。

国外税务警察制度与我国建立税务警察的设想

当前我国税收领域存在严重的违法与犯罪活动,税务机关的查处手段缺乏足够的力度,司法机关处理涉税案件也有一定的难度。税务警察的建立在我国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国外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税务警察制度可以为我国提供参考和借鉴。我国税务警察的建立,主要从法律依据、机构设置、职责范围等几个方面着手进行。

基于Leslie-Gower捕食-被食模型的渔业收获问题(英文)

考虑了基于Leslie-Gower模型的生物经济学捕获问题,通过对税收政策的控制影响渔业生态系统,研究了系统的动力学行为,并通过Pontryagins最大值原理考虑了最优的税收政策,最后给出了系统仿真.

加快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莫忘分税制初衷

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模式的理性选择,是一项重要的财税制度创新,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分税制取得了巨大成功,较好释放了制度红利,充分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成为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社会高速成长的重要引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财税体制改革呈明显加速之势,从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文件,整体改革进入了深水区。鉴于财政体制在财税制度设计中的核心地位,而分税制又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处理多级政府间财政关系最为有效的实现形式,为此笔者建议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中,要在坚持分税制原则基础上,不断注入新理念、新内涵、新形式。

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渔业生产——以苏州、松江、常州地区为例

本文对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渔业生产概况以及苏州、松江、常州地区的渔业地理分布做了较为细致的阐述。从渔船种类、大型船舶的形制、生产形态 ,河泊所的设置分布 ,渔业课税的征缴变化到渔户人口的数量变迁等各个方面进行论述 。

略论新时期警税协作机制的构建

当前,涉税违法犯罪类型相对集中,犯罪手段的隐蔽性、智能性增强,其集团化、专业化、复合化趋势使侦查工作的认定、取证、抓捕难度进一步增大,涉税犯罪的现实特点和发展趋势对公安机关和税务机关的密切配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两部门的协作成效决定了能否有效打击、预防涉税犯罪,而高效、规范的协作机制是良好协作成效的制度保障。但从近年来警税协作的整体情况看,在协作范围、方式、深度及效果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没有建立适应当前打击涉税犯罪需要的联动预警、防控机制。必须立足现实,以建立执法协作长效机制为目标,发挥信息共享对提高协作效能的核心作用,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协作机制,立足于联合执法的实质性突破,切实形成打击、预防涉税犯罪的合力。

构建我国税收司法组织机构体系的设想

随着我国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建立一个科学的税收司法组织机构体系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应设置税务警察和税务检察室,但不应设置税务法院。在经济发达地区可以试点设置税务法庭。同时,对已设置的税务行政复议机构有必要进行重新设置,以适应新的税制要求。

明代西江下游的渔业经济——以肇庆府为中心

西江下游的网河区是我国主要的淡水鱼类产区之一。肇庆府位处西江下游,明代渔业经济发达。通过对明代西江下游渔民的生活和作业、河泊所的设立、鱼课的征收等论述,可以窥见明代西江下游渔业经济的繁荣,以及明后期渔民生活的困境。

中国西部地区税收政策对吸引外资的影响

西部地区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是否显著增加了流入西部的外资和西部地区外资的增加是否以东部地区外资的减少为代价,是当前需要探讨的两个问题。研究表明,东部地区2000-2003年吸引外资与以往年度全国吸引外资水平无显著差异,而西部地区吸引外资显著高于以往年度全国吸引外资水平。可以认为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基本起到了引导更多的外资流入西部地区的作用,使得外资在中国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分布的差异逐渐缩小。即将实施的新税法将继续执行对西部地区鼓励类企业的税收优惠,可以预期,这一规定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均衡发展。

WTO补贴规则视角下中国文化产业财税政策措施探析

财税政策措施通常指财政支出领域的资金给予和财政收入领域的税收优惠。我国文化产业的实践已经证明,单纯的市场机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问题,适度又有针对性的财税政策是发展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保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有着紧密的联系,彼此协调的趋势已定。SCM协定等WTO相关规则为我国制定实施文化产业财税政策措施提供了国际法依据的同时,也意味着对其的限制。因此我国文化产业财税政策措施的制定与改进,必然应在WTO框架下基于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来进行:分阶段废除涉文化产品的禁止性出口补贴,避免其他补贴措施的专向性,适度扩大文化服务出口补贴,加大针对文化服务产业的财税优惠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