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性以历,观情以律”:翼奉诗学中的性情占与律历观

汉代经学视野下的《诗》学以齐诗学为代表,具备典型的阴阳五行论特征,学界常以“五际”说契入,却普遍忽视了“六情”理论及其对传统诗学性情说和汉代律历思想的改造。从齐诗翼奉学出发,可以挖掘翼奉诗学中的性情思想与律历观点。翼奉律历性情占主要的方法特征在于以时、辰之吉凶参照一变量之吉凶推得第三者之吉凶。律、历在翼奉思想中除音律、历法的基本内涵外,主要指十二地支与十天干之义,这两种含义处在翼奉以道、圣、经为分的不同理论层次之中。《诗纬》“诗者,天地之心”的观点,或许正受到了齐诗学的浸染,并对后世诗论与文论产生深远影响。

中古放赦文化的象征——金鸡考略

大赦典礼上树金鸡是中古时代的礼制,唐宋时代"金鸡"已经成为大赦象征。金鸡赦礼约始于后凉吕光时期,系从五行思想中"巽为鸡"、"巽,君子以申命行事"的观念中演化而来,并涉及一系列复杂的礼乐仪式,金鸡不仅有着礼仪功能,同时也蕴含着独特的政治、文化意义。南宋以后,"金鸡"作为辟邪之物继续存在,而"金鸡放赦"功能则逐渐消失,体现出中国古代礼制的一个特点,即三礼正典之外的礼制往往兴亡无定。

企业-顾客身份分化与商业生态圈形成——基于海尔集团创新创业的多案例研究

以企业与顾客共同的身份分化为切入点,探究生态圈商业模式形成中各方行动者之间的生克关系及其组合成的整体系统的形态特征和进化发展机制。基于嵌入海尔集团内3个创新创业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以复制逻辑归纳出其商业生态圈形成中的行动主体构成及其基本关系架构,并透过"五元"异质要素间生、克两重关系的"悖论"式并存及其在关联要素间的传递性,揭示"五行"生态圈形成的系统内生力量。研究结果印证了中国传统"五行学说"对当代商界创新创业实践的解释力,并将施动者和受动者间正负向关系交织的考察注入企业和顾客角色多样性理论研究中。

“五胡”新释

"五胡"一词缘起于苻坚"五胡次序,无汝羌名"。"五胡次序"是指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有广泛影响且流传甚广的一种谶纬,其含义是"胡人的五行次序"或"五行中的胡人次序",主要内容是论证"胡"族建立政权的合法性。由于谶书主要是"言为王者受命之徵验",含义较为隐晦,不为一般民众所理解,加之此类谶书与"胡"人有关,其中"五胡"被借用为内迁各民族,即"胡"族的一种泛称,一直沿用至唐。南宋时王应麟将"五胡"释为具体的五个民族,元朝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在王氏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五胡"即成为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民族的专称。

中国式品牌消费行为细分模型——中国消费者气质与品牌选择的实证研究

在分析西方消费者细分方法路线及缺陷的基础上 ,试运用中国古代最有价值的思想智慧———易经和五行系统理论及全息方法论 ,以先天气质分型为基点创建全新的中国式消费者细分理论体系和品牌消费行为细分模型 ,并初步运用实证数据检验得到较满意的结果。

系统科学与中医理论的现代重建

就中医理论的现代诠释与重建作一初步的探讨。首先从中医理论的基础——阴阳五行模型出发 ,运用系统科学的成果与思想 ,揭示阴阳五行模型作为系统生成演变最简模型的科学蕴涵和现代科学依据 ,然后根据藏象理论和经络学说 ,阐明中医乃是将人体看作气血循环系统 ,并基于这种系统的整体性、分形性和信息性的医学。

唐五代岭南道岩州、常乐州钩沉

唐代曾于岭南道置岩州 ,迄今不详其置废沿革及地望。今考岩州系调露二年析郁林、横、贵、牢、白 5州地置 ,州治安乐县在今广西贵港市木梓镇。元和年间为黄洞蛮所陷 ,于廉州大廉县 (今广西合浦县 )置行岩州。南汉乾亨二年避刘岩讳改常乐州 ,益以廉、罗二州地。宋开宝五年 ,废入廉、辩二州。本文还对岩州。

《五行》之“和”及其《尚书》学基础

《五行》有一个重要范畴"和","和"又有一个等值的范畴即"时"。二者关联的是,仁、义、礼、知(智)四种德之行跃升为"善",仁、义、礼、知、圣五种德之行跃升为"德",以及德行达到最高境界时的践行方式。"和"一般被解释为"和谐、协调",这种认知有悖于《五行》体系给出的界定,也背离了该范畴的历史渊源。《五行》之"和"乃取义于跟《洪范》"五行"中的五味关联甚深的"和羹"、"和五味",以及由此滋生的"和五声"等观念,意指参与其中的各元素的个别存在被超越而生成新的同一体,因此并无"和谐、协调"可言。《五行》"和"(或"时")深刻继承了《洪范》"五行"说蕴含的五味和的结构框架和模式。

比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维模式

比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思维特征,它是通过主观桥接的方式在事物、现象之间建立联系的一种思维模式。阴阳、八卦等对事物的联结是比附的滥觞。在专门知识领域,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的人体器官比附典型地反映了比附中的直接及直观对应关系。比附思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中体现是以“五行”为中心的系列集合比附,形成了成建制的环绕立体式“比附云团”现象。比附思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书法、绘画、武术、语言文字等各个领域都有广泛体现。

论匡正汉主是班固撰述《汉书·五行志》的政治目的

《五行志》作为班固新设的四志之一 ,在《汉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与刘向《洪范·五行传》不同 ,《五行志》只记灾异不言祥瑞 ;从它选择的史事、依据的理论渊源以及当时的政治发展看 ,匡正汉主应是班固撰述《五行志》的政治目的。

试论陶行知“五解放”教育思想

陶行知解放大脑、解放双手、解放嘴巴、解放空间、解放时间的教育思想 ,是其创造教育的重要内容。这“五解放”教育思想是他通过长期的实践 ,扬弃了传统教育 ,针对解放儿童创造力的研究而形成的。在积极倡导创新精神的新时代 ,推行“五解放”教育思想 ,可以促进教育观念的转变 ,有利于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从古代阴阳五行宇宙观看先秦至汉初五音与十二律生律法的思想根源

先秦至汉初关于五音与十二律的记载,有《管子》、《国语》、《吕氏春秋》、《放马滩秦简》、《礼记月令》、《淮南子》、《汉书》等文献,而其中有关三分损益法的最为典型的材料要数《管子》记载的五音与《吕氏春秋》记载的十二律。从上述系列文献中可见先秦至汉初五声、十二律的生律法与古代先民的阴阳五行宇宙观相联系,并有其系统、深厚的思想基础。本文将本着以"古人的思想研究古代"的宗旨,依据已有的古代哲学研究成果,探寻五声、十二律生律法的思想依据,为古代乐律文献的解读提供一个可以尝试的思维方法。

王逸赋论的经学色彩

王逸的赋论是汉代赋论的一个重镇,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屈原骚赋文本的论与评。受汉代赋学与经学互动的影响,王逸赋论充满经学色彩,这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三个赋论命题上,即"依托五经以立义""依《诗》取兴""独依诗人之义"。王逸的这三个命题共同说明王逸是依《诗》说赋的,《诗》乃赋的范本,赋的意义之源,是衡裁赋文价值的尺度。王逸赋论所依托之《诗》是《诗经》经学,故其依《诗》论赋本质上是用经学来绳律骚赋文本。王逸论赋的经学角度导致他对屈原其人其文的读解基本上都是错误的,但对中国经学对审美的文艺现象的思与说,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阴阳思辨与五行辩证

文章介绍了古人对阴阳属性、阴阳变动的本因、内动力及运变法则、运变周期与周期节律等的认识;古人对五行生成、五行属性与功能、五行细分类等的认识;古人的阴阳思辨、六气分析、周期与周期节律分析、五行辩证、五运分析、五行十二宫分析等方法。

论钟嵘《诗品》对兴、比、赋的阐释

钟嵘《诗品》是第一个把兴、比、赋放在五言诗的写作中进行研究的 ,以为三者务必“酌而用之” ,不可偏废 ,为五言诗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十进五的游戏——关于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随想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过程较往届作了很大的改变,它通过制订一个新的游戏规则,帮助一些作品浮出了水面,也削弱了一些作品的竞争能力。最后公布的获奖作品名单,说明茅盾文学奖作为代表国家文学形象、具有浓厚官方色彩的奖项,已经逐渐卸下政治包袱,但在今后仍要面对如何更加开放的问题。

《管子·五行》代表的齐阴阳家说及其黄帝崇拜与稷下黄老之渊源考论

春秋战国是阴阳五行思想发展成熟期,齐国则是阴阳五行思想得以滋育发展之重地,其在早期道家管子学派内呈引人注目的表现,邹衍堪称阴阳家集成性大师。邹衍之前,《管子》之《四时》《五行》等四篇乃齐早期阴阳家思想发轫之端绪。管子学派作为早期道家,其《五行》代表的阴阳五行黄帝崇拜,其后经邹衍的努力弘扬,彰显出其作为稷下黄老学之本土正源之认识。《管子》作为早期道家学说汇辑,其阴阳五行黄帝崇拜的联系纽带,必然使稷下黄老道家同时上承管子学派代表的相关早期道家思想传统,如关于道法思想。

翼奉及《齐诗》“翼氏学”述评

汉儒翼奉传《齐诗》并创"翼氏学","推阴阳言灾异",且以"五际"、"六情十二律"、"五性"言《诗》论事,是"齐诗"众家学中极具特色的一支。也是研究汉代思想以致中国传统思想重要的重要切入点之一。

从赋比兴论曹植古诗

曹植五言古诗充分发挥赋之铺叙与排比的功能,以气运词,充满了感情。其比喻自然酣畅而层出不穷,情感灌注,比体诗成了其创作必不可少的选择。特别是工于发端,而且又与起兴结合在一起,发挥了感发、暗示等多重作用。

形气神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理路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属性和全民一体属性构成“政治硬币的两个面”,规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横向和纵向基本理路。民族—民族横向理路而言,物质层面的民族生计交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形,文化层面的民族文化交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气,精神层面的民族精神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神,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气神。然而,形气神三位一体的生命观要附着于每一个个体之上才活泼有韵味,这便构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个体—国家纵向理路,强调上下贯通、全民一体、深植于心的“五个认同”。纵横交织勾绘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气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