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时期的畲族研究及其特点

畲族研究起步于清末民国时期。当时的学界对畲族族属、迁徙路线、人口、文化、生计方式、社会问题等方面作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呈现出研究视角以“他者”为主、规范的民族学研究和传统的史学研究并存、研究材料主要来自地方史志、学界的研究立场和出发点有所差异等特点。对该时期学术史的梳理,有利于把握畲族研究的历史,也有助于理解清末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及其时代背景,亦能为我国当前的民族研究提供借鉴。

长征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四川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一战线建立研究述评

统一战线政策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在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文章从理论内涵、历史背景、方法策略等角度梳理了有关自长征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四川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一战线建立的研究成果,指出现有研究不足,并从研究的系统性、研究视野、研究深度等方面提出建议。

朝鲜族赴韩跨国流动及其经济适应分析

论文分析了我国朝鲜族赴韩跨国人员流动的背景因素和在韩朝鲜族经济适应的阶段性发展历程。认为我国朝鲜族的赴韩流动贯穿于“淘金梦”,在赴韩流动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将身份认同作为跨国社会适应的一种策略,其中的经济意义远高于政治意义,其经济适应经历了从“边缘拒斥”到“族裔联结”再到“多点延伸”的过程。回顾朝鲜族赴韩跨国流动及其经济适应经历,不变的是“他者”身份与中华文化认同,变化的是“工具理性”与流动方向。

从“他者描写”到“自我表述”——民国时期石启贵关于湘西苗族身份的探索与实践

通过对民国时期苗人知识分子族群身份认同观念的考察,探讨在当时呈现的国族体系中,苗人作为少数族裔社群的边界如何被划定及其产生的相关影响。研究结论认为,现代族群边界的变迁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密切相关。

民国时期对云南边疆民族的治理与认识

民国时期为了加强对云南边疆尚未改流土司和"边民"的治理,成立了设治局,使云南向着有利于边疆稳定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云南省政府民政厅还对"边民"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人口调查,得到了许多珍贵的民族研究资料,对今天云南边疆民族研究意义重大。

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之历程——民国中央政府统合边疆民族地区的理论探讨

近代的中国,外有列强对中国边疆地区的侵略与蚕食;内部"中华民族"的整合又滞后于以王朝为框架的国家整固,是以,在近现代国家发展中,边疆民族对国家的认同缓慢而曲折,边疆地区亦遭遇了种种民族国家认同危机,历届中央政府与边疆地区关系呈现出相对疏离之图景。于是,在一个近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如何统合传统的"各民族",进而在统一国家之下形成一个拥有广泛共同利益的中华民族("国族")共同体,成为一个现实的时代使命。自民国开创以来,历届中央政府曾在规制边疆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建设方面尽了诸多的努力,先后创出"五族共和"、"中华民族"、"国族主义"、"宗支"理论,用以统合边疆民族地区之国家认同。

论孙中山民族思想的三次转型

孙中山的民族思想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也有一个逐步形成和完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三次重要的转型,第一次是从排满思想转变为五族共和,第二次是从五族共和转变为建设大中华民族的国族理论,第三次则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影响下从民族同化思想转向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孙中山民族思想的三次转型突出了一个难题,这就是当时占有统治地位的民族国家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国家现实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至今仍然困惑着我国的民族治理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后工人群体的婚姻变迁——以成都裕华纱厂为样本的考察

得益于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提升,基层工人群体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后婚姻激变较为显著的群体之一,主要表现在未婚男性工人婚姻机会大幅上扬、未婚女工群体婚姻自主程度有所增强、已婚工人夫妻平等的有限改善以及工人家属的社会活动逐渐增加四个方面。应该说,相比较而言,新中国成立后,以男工为代表的原有社会结构中的中下层男性是婚姻制度改革的最大受益者的可能性较大,包括女工和工人家属在内的女性是有限受益群体。工人群体婚姻状况的变化,折射出工人整体社会地位的抬升;而被忽视的女工和工人家属群体的社会化人格转型,也许是中国妇女解放最深沉持久且不可逆转的进步。

论“五族共和”思想的影响

五族共和”思想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近代多民族国家的构建、近代中华民族的构建及近代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直至今天仍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从直接影响、深远影响、消极影响等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

牧民定居与文化转型——新疆木垒县乌孜别克民族乡定居工程的考察报告

新疆木垒县乌孜别克民族乡的定居工程是在政府的统一安排和部署下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牧民们并没有简单被动地卷入其中而是作为实践主体部分地参与了这一进程,逐步地适应了新型的生计方式,进行着文化转型的历程。

抗战时期湘西民族地区现代教师队伍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考察

抗战时期,随着大量湘西籍精英的回迁和外地教师的内迁,湘西民族地区教师队伍的地缘、学历、性别、年龄结构都出现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湘西地区现代小学教师队伍快速壮大,现代中等教育教师队伍也长足发展,一支现代教师队伍建立并成熟起来。

民族知识体系建构的民国源流

20世纪20年代中至40年代末,先后四代民族学者投身于少数民族研究,他们引入现代民族学研究手段,建立现代民族观念,在廓清民族称谓、界定民族关系、划定民族范围并探索民族自治制度方面做出了卓有成就的工作,为民族学中国化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新中国民族识别工作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政治理念的实践与民国时期的成就密不可分,其体现出的中国化自信可以在民国时期民族研究源流中得到解答。

不同文化语境下新疆民族女性的独特书写

以中国女性文学的宏观视角对新疆多民族女作家的创作进行观照,可以看出民族女作家带着民族和性别的双重身份,显示出自己独特的书写方式和书写魅力,即女性视角下的文化叙事;民族文化身份、女性身份的双重认同;凸显女性主体意识,建构女性话语空间。她们的书写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构成了共鸣、共振、相互丰富的关系,为中国女性文学领域增添了新的分支、新的文本,为学术界从新的角度认识女性文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论民国时期的河州牛帮商队

牛帮商队是历史上西北地区以牛为运输工具的集货物运输和商业贸易为一体的商业运输团队,历史上的河州牛帮商队在民族构成上以回族为主,他们来往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之间,为汉藏经济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民国时期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社会风俗改革活动述略

在现代化建设、国族建构和基督教传播等历史背景下,分别由政府、宗教力量和少数民族内部推动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社会风俗改革活动,对民国时期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社会产生了诸多影响。

民国初期蒙古民族意识崛起与北洋政府的立法对策

民国初期,外蒙独立,内蒙古地区发生多起独立运动,严重危及到新生的中华民国。各种独立宣言中的蒙古民族意识不仅危及民国承继清朝全部领土的合法性,也危及统一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的形成。从民族理论和法制构建上回应这些挑战,是北洋政府在多民族国家基础上进行现代国家转型面临的难题,“五族共和”理论的提出从民族理论上进行了初步的回应,切实维护了国家的政治统一与领土完整,这些理论创新与制度安排有力地促进了蒙古族对中央政府和中华民族的认同。

李根源与崇谦

武昌首义后,部分省份发生满人流血事件,边疆各民族上层大多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主张心怀疑惧。云南军都督府派李根源率军西巡,处理滇西问题,途中下令保护楚雄府知府满人崇谦。崇谦的经历反应了云南军都督府民族政策的调整和演变历程,是"五族共和"思想积极作用的表现,也是"五族共和"思想保护了部分满族官员和普通满人生命的例证。此后李根源与崇谦之子宝铎(关振生)有较深交往,并帮助他将崇谦《宦滇日记》(节录)点校公之于世。

民国时期西南边疆民族赴内地活动情形述论

民国时期,世居西南边疆地区的一些民族人士,时有前往内地观光、请愿、求学、经商、就业等情形。虽然总体来看,在整个民国时期由西南边疆去到内地的人数有限,但正是这些人员的往返,给西南边疆各民族自身、各级政府、内地社会各界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和触动;更为深层地看,这种社会活动对于加强内地与边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对于增进西南边疆地区的国家认同、对于强化西南边疆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老、缅绿三角民族生态公园建设构想

中、老、缅绿三角地区位于澜沧江—湄公河与西双版纳南腊河的交汇处,是中国、老挝和缅甸三国的结合部,这里有中、老、缅三国244号界碑,是一脚踏三国之地,河流在此交汇成“T”字形状,将中、老、缅三国的土地分开。江中水流湍急,两岸森林茂密,地势陡峭险要,生态风光迷人。绿三角地区不仅是拟议中的“澜沧江—湄公河旅游圈”的重要节点,而且自身也具备旅游开发得天独厚的资源与区位优势。因此,笔者根据对绿三角地区的多次考察,提出“中、老、缅绿三角民族生态公园建设构想”,该构想以“澜沧江—湄公河旅游圈”建设为依托,以云南旅游强省、西双版纳旅游强州发展战略为指导,将绿三角建设成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内以民族文化和生态旅游为核心的跨国公园。笔者以为,这样一个跨国公园的构建,应当能为和谐边疆的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清代至民国时期康区的盐市、盐政与族群关系

康区食盐主要来源于青藏高原的井盐和湖盐(池盐),川盐、滇盐等内地盐一般流通于康区的汉藏杂居之地。不同地方的盐业资源在康区形成了各自的行销区域。食盐贸易是维持康区内部及其周边族群关系的重要机制和纽带。康区食盐交换对象以粮食为主,茶叶及其他日用杂货为辅,食盐的运销商主要是藏商。康区盐产多被土司或寺庙控制,自由贸易是盐业的常态。自清代开始,部分嘉绒藏区以及中甸、维西等地先后导入内地的引岸制。清末盐井被收归官办后,实行以盐税征收为核心的商人包销制。随着官府对康区盐务管控的加强,毗邻省区之间的盐利之争成了康区盐务的重要症结。特殊的自然、人文和历史形成的传统交换关系,以及多元化的盐务管控,共同造就了康区盐市与盐政鲜明的地域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