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学人关于中小学图书馆的论述及其当代启示

民国时期(1912—1949),中小学图书馆伴随教育的现代化和图书馆事业的兴盛而产生、发展。许多民国学人注意到了中小学图书馆的重要性及中小学图书馆实践过程中暴露的问题,并对其展开了论述。民国时期多有质疑中小学是否需要图书馆的声音,对此,民国学人从教育与图书馆、中小学校与图书馆、学校师生与图书馆3个方面展开,一一论证了创设中小学图书馆的必要性。面对中小学图书馆建设中的经费、建筑设备、组织、图书、服务与阅读指导问题,民国学人从现实出发论述了各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文章梳理、归纳民国学人论述中的观点、经验、建议,从中发现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并阐发对当代中小学图书馆发展的启示及对其建设的思考。

民国时期档案学人研究回顾与展望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民国时期档案学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梳理相关研究发现,民国时期档案学人的研究集中在档案学人群体、学人档案工作实践和学人档案学术研究三个方面。总体来看,目前的研究文献以二手史料为主,研究对象以个体为主,研究方法以单一学科和内史研究范式为主,尚有不足之处。未来的研究应重视史料搜集整理,加强学人群体研究,综合利用多种研究方法。

吐蕃时期“六觉士”详考

公元八世纪,吐蕃的佛经翻译和编篡,藏传佛教相关戒律制度的产生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和特点。而此时,作为吐蕃本土第一批出家僧人“六觉士”的出现,更是奠定了佛教在吐蕃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然而,《拔协》等早期文献史料对“六觉士”的记载出人较大,包括以“觉士”来命名的缘由和“觉士”团的实际人数等众说纷,迄无定论。在甄别和比较正统史料的基础上,追溯“觉士”团成员背景,试图确定实际人数和对后期产生的影响等,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关于高校图书馆外文期刊数据库利用率的思考——以SciFinder Scholar数据库为例

外文期刊数据库是高校图书馆文献建设中重要阵地,也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所不可缺少的学术资源,然而其利用率并不是很高。以SciFinder Scholar数据库为例,就如何提高其利用率提出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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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早期汉学知识圈与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留美之路

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基金会、图书馆构成了美国早期汉学研究的知识圈。汉学图书馆的发展离不开中文文献管理专门人才。借助洛克菲勒基金会、来华汉学家等汉学知识圈的内生力量,在国内官费留学无望的中国图书馆学人“另辟蹊径”获得了新的留美通道,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和哥大图书馆等汉籍收藏重地成为留美图书馆学人主要的工读基地。文章探究了美国早期汉学知识圈与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留美之路之间的联系,以及两者如何形成了互动的知识共同体,对于汉学研究及图书馆学研究具有学术史及知识史方面的重要意义。

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评析

延安时期党的建设在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具有重大的奠基意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关于党的建设的做法和举措,不仅强化了党的自身建设,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新时代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和参考,也引起了海外学者的持续关注和研究兴趣。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研究先后经历了早期的初步探索、改革开放后的研究反思及新世纪以来的新发展等三个阶段。总体来看,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呈现四大特点,即美国学者是核心研究力量、英国的《中国季刊》和美国的《近代中国》是最主要的研究交流平台、研究具有比较强的功利性,海外学者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海外学者获取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相关知识和信息的途径、海外学者所在的国家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关系状态、中国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解读和对外传播方式,以及意识形态因素等共同塑造着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研究和认知。

《同光年间扬州名人文稿》考论

扬州图书馆藏清抄本《同光年间扬州名人文稿》辑纂人未署姓名,据书中三则批语,可知为甘泉胡文渊抄存。该书收录求声社20位学人,于戊寅正月至己卯正月逐月会文所作。总计存录20家文42篇,诗54首,以及拟题二百余条。因诸家著述罕有传本,《文稿》所录为硕果仅存。诸家所作及拟题,以“通经考古”为重心,表明扬州学派学术传统在同光之际的延续。拟题多而成文少,折射出治学环境恶化对学术的冲击,从中可见扬州学派在晚清已呈颓势。

青白淡雅--论成化青花高士图纹饰风格成因

高士图自元始绘于瓷器上,至明成化年间已取得辉煌成就,传递着时代精神与审美风尚。本文以现存成化青花高士图纹饰史料文献以及出土实物为基础,结合传统隐士文化,总结出成化年间青花高士纹饰有着传统绘画构图、古法线条以及随形赋色的风格特征,并从传统色彩观的传承、青料的改变以及文人绘画的角度探讨其风格成因。

明清洛南宗族建设的展开与地方社会研究

明中期以后至清代,洛阳南部地区的宗族建设逐渐展开。作为二程后裔的嵩县程氏在景泰、天顺之后迅速崛起,通过修庙、置田、纂谱等举措成功地确立其在地方社会的势族地位。科举士人的出现在其宗族建设中颇具象征意义。李氏在明中后期凭借科举制度成为地方大族,运用立碑、纂谱、入志等策略巩固、延续其衣冠仕族的高门地位。迟至嘉庆、道光年间,该地区的乡民也大规模地从事收族活动。

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学者群体构成及特点

北平图书馆协会和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会员构成了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学者群体。其特点表现在:图书馆学者广泛参加图书馆专业学术组织的活动;接受新式高等教育的学者成为图书馆学术活动的主导力量;国立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的学者人数最多;社会学者也踊跃参与和提倡图书馆事业;"新""旧"学者携手组成学术共同体,共同推动北京的图书馆事业向前发展。

论宋初百年士风的演进

宋明理学的光环往往误导了人们对宋初百年士风的看法,宋初士风承袭晚唐五代余风,道德节义观念缺位。宋初百年士风演进的过程,是宋代儒学复兴的过程,是道德逐步振兴、士风由颓废消沉逐步走向高昂的过程。

民国时期涉华外国图书馆学者群体的构成及分析

民国时期,涉华外国图书馆学者包括在中国图书馆工作的外国馆员、在华从事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外国学者、在华工作的外国图书馆交换馆员、外国来华访问的图书馆学者、中华图书馆协会外籍会员、中华图书馆协会外籍名誉会员、美国援助中国征求图书赞助委员会委员等。其特点是:涉华美国图书馆学者最多,外国学者20世纪30年代达到峰值后逐渐减少,学者专长呈现多样化,女性学者是实际工作的主力军,涉华学者从中国延伸至国外。

日本学者在台湾的人类学活动(1895-1945年)

本文从研究机构的设立和变化、主要学者及其田野工作和著述,以及主要学术成就等几个方面,对日据时期(1895-1945年)日本殖民政府和学院派学者在台湾的人类学活动作一般性概述。同时结合台湾具体的历史情境,对这个时期日本学者的人类学知识的性质作出判断,指出这个时期日本学者在台湾生产的人类学知识在形态上是属于殖民主义的。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的数量及地域分布

收集、整理民国时期个人、机构对图书馆数量的历次调查统计,以及中华图书馆协会留下的会员统计表,对民国时期的图书馆数量、图书馆员人数、图书馆学者的群体规模及地域分布等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图书馆学者的区域分布严重失衡,这种失衡受到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因素的影响。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者群体曾通过提案,影响国家决策,使全国图书馆区域分布失衡的状况有所改善;也有个别学者以个人魅力凝聚同行,带动一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史经验表明,国家调控是平衡图书馆和图书馆学者群体分布失衡的必要手段。

2010-2019年中国学者在4种国际知名精神医学期刊的发文分析

目的:了解中国学者2010-2019年在4种国际知名精神医学期刊的发文及被引情况,为国内精神卫生科研人员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提供参考。方法:以Web of Science数据资源平台为检索源,检索中国学者2010-2019年在《World Psychiatry》《JAMA Psychiatry》《Lancet Psychiatry》和《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上发表的论文,包括论著、评述/述评、综述及通信报告等。通过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论文发表的时间、文献类型、被引情况及ESI高被引论文情况。结果:2010-2019年中国学者在4种国际知名精神医学期刊累计发表文章193篇,其中以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身份累计发表文章104篇,其中6篇入选ESI高被引论文;文章类型中,论著47篇,通信报告35篇,评述/述评18篇,综述4篇,篇均被引次数分别为37次、17次、20次及35次。结论:2010-2019年中国学者在4种国际知名精神医学期刊发文数量持续增长,篇均被引次数较高,ESI高被引论文不多,部分杂志论著占比不高。

中西方学术期刊审稿制度比较研究

学术期刊首先产生于西方,法国的《学者杂志》一般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份真正的学术期刊;同样,学术期刊同行审稿制度也首先产生于西方,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大量学术期刊已经存在;二是赖以参考、模拟和切实可行的专利"同行评议"制度在西方存在已久。我国清代中期《吴医汇讲》的性质属于传统图书,不是学术期刊,其审稿性质不具有真正意义同行审稿的性质;中国真正的学术期刊的起点是1815年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由于近代中国学术期刊主要由传教士创办,以传教为主,同时普及、介绍西方文化和科学,所以审稿以著、审、编"三位一体"为主要特点,无须同行审稿。解放前中国学术期刊还处在探索期,加之社会动荡不已,无法实行同行审稿制度;解放后中国学术期刊实行了计划经济色彩很浓的"三审制",其渊源是列宁和毛泽东战争年代的出版思想。中西方学术期刊审稿的比较研究表明,"三审制"与同行审稿制度均有利弊,但同行审稿制度利大于弊,"三审制"弊大于利。因此,中国学术期刊应当积极吸收、借鉴现代国际社会通行的同行审稿制度,努力实现学术期刊审稿制度的国际化。

西学的移用与致用:从道光六年彗星见事件看乾嘉学者对四行说的态度

清道光六年(1826)春有彗星出现,两广总督阮元幕僚李明彻据此认为将出现旱灾,改变了阮元先前认为将会有战争的判断,并影响其决策。阮元原来的判断基于中国传统星占理论,李明彻的判断则是对西方自然哲学中四行说理论的实际运用。李明彻关于彗星的西学知识源于清初游艺的《天经或问前集》,又把相关内容辑录到其《圆天图说续编》之中,但在一些注解中加入了"五行"字样,是对四行说的移用,并淡化了原著带有的基督神学色彩。把整个事件与其他文献相互印证,显示出乾嘉学者对四行说的普遍态度:总体上排斥耶稣会士输入的、基督神学化的四行说,但接受四行说揭示事物关系的"实理"及其具体的操作运用。

明万历朝奏疏“留中”现象探析

“留中”指皇帝将臣属的奏疏不做批示下发而留置内廷。万历朝奏疏“留中”事例萌于神宗初政时期，万历中期以后趋于严重，成为凸显的政治现象。这一现象使得国家行政中枢的运转机制被破坏，政府功能亦随之下降。万历朝奏疏“留中”现象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后张居正时代国家行政中枢内部矛盾的激化以及君臣双方的严重冲突。奏疏“留中”既反映万历朝政治上层统合力之趋弱，又映衬出明代政治文化对君主绝对专制保留的些许约束，这种约束与明代士大夫的政治价值意识密切相关。

民国时期本土培养的图书馆学者群体的构成与分析

民国时期,中国开始建立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机构,在本土培养图书馆学专业学者。采用文献调研法、定量分析法,重点梳理1916—1949年在中国本土接受图书馆学专业启蒙教育的大学专业院校、系科及其他培训的学者信息,包括南京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包括建系前开设图书馆学课程时期)、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包括文华大学、华中大学图书馆学系时期)、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四川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博系(包括苏州时期)、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以及其他参加图书馆学课程、函授教育、暑期学校及各种短期讲习会学习的学者,依据出版著作、译作、编辑书目,发表重要论文,以及后世学者研究、引用较多的论文,选择128位优秀学者,对其信息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表明本土培养的优秀学者年代分布不均衡,优秀学者来源机构较为集中,培养机构地域及辐射作用明显,抗战前培养的人才是优秀学者的主力军,女性优秀学者相对较少,学者的主要学术创获期是在民国时期。基于实证分析研究,丰富了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才培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