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40年代文华图专师生的档案学译作分析

[目的/意义]20世纪30-40年代是文华图专开办档案教育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近代档案专业教育起步发展的时期,文华图专档案学师生翻译引进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欧美档案学著作和论文,对档案学术研究和档案专业教育等产生了深远影响。[方法/过程]采用文献调研和定性分析法,对文华图专师生的早期档案学译作的内容和价值进行了研究述评。[结果/结论]从三个方面总结文华图专档案学译作的时代价值:开放包容,扬弃中学习;国际视野下的本土研究;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认为其有三点局限:译作的体系性和连贯性不足;部分手稿和著作佚失,所存于世的著述难以反映文华图专师生的档案学译作全貌;多数译作局限于各级政府机关的文书档案管理,对专门档案和特殊载体档案管理的翻译引进较少,对档案概念、类型和范围的认知有限。

近代翻译文学史上不该遗忘的角落——鸳鸯蝴蝶派作家的翻译活动及其影响

作为近代文学史上的早期流派之一,鸳鸯蝴蝶派在建国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近代文学研究中边缘的位置,以至于该派作家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上所作的筚路蓝缕的贡献都几乎被人遗忘。通过回顾鸳鸯蝴蝶派作家在清末民初之际对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所作的努力,认为只有把鸳鸯蝴蝶派作家的翻译活动置于中国近代文学史的整体背景之中,才能充分认识到它在中国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中起到的桥梁和承上启下的作用。

驻日使馆东文学堂考探

1882年驻日使馆东文学堂正式成立,标志着西方语言独霸中国近代外语教育资源的时代彻底终结。驻日使馆创设东文学堂的目的在于填补馆内东文翻译官与通商口岸日语译才的严重缺口,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其办学成效甚微。首先它未能化解甲午战前日语译才紧缺的窘境,其次培养的译才总体质量不高,能够委以重任者屈指可数。不过就办学意义而言,驻日使馆东文学堂的设立不但拉开了中国近代系统培养日语译才的序幕,也为其后日语译才的培养提供了参考范式。

电影片名翻译的三个视角

分析了目前国内电影片名翻译研究存在的三个主要视角，即中国传统译论与电影片名翻译、功能派理论与电影片名翻译和操纵学派与电影片名翻译，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

近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学校教材编译机构述略

随着"基督教与教育"关系的重要性逐渐被在华传教士认同,一批高质量的教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开始在神州大地涌现而来,由此学校教材的缺失开始成为创办学校者面临的一大问题,为了尽快摆脱这一棘手的局面,经过一些传教士商议相继成立了几个学校教材编译机构,如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广学会等。这些机构不但为教会学校提供了急需的教材,也为清政府所办的洋学堂提供了所需的教科书。客观地讲,此举对我国近代新式学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容抹煞和忽视的。

中国传统译论现代转换的有益尝试--评《文学翻译的境界:译意·译味·译境》

构建中国特色翻译理论,不仅要促进中国传统译论向现代译论转换,同时要在理性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以建构面向新的翻译实践的翻译理论。陈大亮教授的专著《文学翻译的境界:译意·译味·译境》在现代视野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译论的关键范畴,提出文学翻译的三种境界:译意、译味、译境,建构了翻译境界的理论体系,体现出译学理论的中国主体性与创造性,是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重要成果,其研究思路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转换与建构有诸多可资借鉴之处。

从中国气息走向中国气派的翻译学研究——从严复“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谈起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可谓是中国翻译思想发展的一个标本,通过分析严复提出"信达雅"的过程,可以窥探到中国翻译发展的成就与局限,即中国气息。仅仅具有中国气息的翻译学现状局限了其功能的发挥,因此有必要探索中国翻译学研究从中国气息走向中国气派的路径。

晚清新式学堂的汉译历史教科书

汉译历史教科书在晚清的出现,是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背景下发生的学术现象,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其真正在近代中国的学校教育中普及,是在晚清新式学堂纷纷使用汉译历史教科书作为教学蓝本开始。而这一阶段,又经历了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书院改制这三个教育改革时期。

面向治理的国家翻译实践:策略、机制与路径

翻译参与国家治理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政治文化现象,其表现形态、实施模式、演化历程与具体的社会历史时空环境密切相关。然而,翻译与治理的关联及其学术价值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有鉴于此,本研究以周、唐、清三代为历史横截面,以“治理”为透视镜,检视有关国家翻译实践的译史、译述、译论,揭示被遮蔽的翻译治理话语及其理论蕴含。研究发现,周代以象胥为核心的国家翻译体系是中央王朝贯彻天下治理观念的重要制度安排,服务于国家宣德化、柔四夷、宾四方的天下治理目标。唐代的译场作为制度化的国家知识生产机构,以双重把关人的角色控制翻译知识的双向流动。清代中叶以前的国家翻译作为构建治统、道统的战略手段,对清政府构筑政权合法性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研究有助于推动翻译学中国学派“国家”面向的理论话语构建与创新。

被遮蔽的另面景观:“学衡”派翻译研究

从后现代主义史学理念对现代主义史学"宏大叙事"的批判入手,本文首先考察了当前各种有关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的书写,揭示出"学衡"派的翻译活动是一个长期被忽略与边缘化的部分。并进而勾勒出"学衡"派译介活动的基本轨迹和特点,呈现出"五四"翻译高潮的另面景观。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学衡"派翻译研究带给翻译文学史书写和当下翻译活动的现实启示。

益智书会与晚清时期的译名统一工作

晚清以降西学东渐,如何让中国人清楚地认识西学所要传达的意涵,选择合适的中文译名显得尤为关键,以益智书会为代表,他们"组团"涉足这一领域,持续30余年。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他们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艺术、宗教等门类均有涉及,希望通过译名统一为学校提供标准化的教科书。但无奈译名统一的难度和传教士内部对于译名问题的分歧,使益智书会的工作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