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etic polymorphism of mitochondrial DNA HVS-I and HVS-II of Chinese Tu ethnic minority group

We analyzed the two hypervariable segments HVS-I and HVS-II of 108 Chinese Tu ethnic minority group samples for forensic and population genetics purposes, Comparing with Anderson sequence, 79 polymorphic loci in HVS-I and 40 in HVS-II were found in Chinese Tu ethnic minority group mtDNA sequences, and 90 and 64 haplotypes were then defined. Haplotype diversity and the mean pairwise differences were 0.9903±0.0013 and 5.7785 in HVS-I, and 0.9777±0.0013 and 3.5819 in HVS-II, respectively. By analyzing the hypervariable domain from nucleotide 1,6180 to 1,6193 in HVS-I, we defined some new types of sequence variations. We also compa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u population and other populations using mtDNA HVS-I sequences. According to Rst genetic distances, the phylogenetic tree showed that the Tu population, the Xi＇an Han population, the Chinese Korean, and the Mongol ethnic group were in a clade. This indicated a close g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ere were far relations between the Tu population and other Chinese southern Han populations, Siberian, European, African, and other foreign population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u population has a multi-origin and has also merged with other local populations.

依嵌而融:东部沿海城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多维互嵌要素研究

东部沿海城市已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全方位相互嵌入的重要场域。人口要素、空间互嵌、经济互嵌和文化互嵌构成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基础、场域环境、物质条件和精神依归。以天津市为例,在人口基础要素方面,民族成份齐全多元,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增长较快等,使得各民族社会交往的人口资源增量较为丰富。在空间互嵌环境方面,民族空间交往的场域环境存具区际分布结构、民族聚居结构和社区互嵌结构的差异性。在经济互嵌条件方面,民族就业领域存在集中化现象,各民族围绕职业领域和就业分布进行民族生产交往。在文化互嵌依归方面,通过各民族文化互嵌共生,强化中华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教育,增进了民族精神交往。要坚持“并重”思维,理性看待民族就业分布集中化现象,在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建设民族互嵌式社区,顺势而为地推动东部沿海城市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和深度交融。

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保持型双语教育兴起的归因分析——以裕固族聚居区为例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类型大致可分为过渡型双语教育和保持型双语教育两种,近年来在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兴起的双语教育属于保持型双语教育。通过运用教育人类学持续观察法对裕固族聚居区的保持型双语教育的兴起进行归因分析,发现教育系统外部主要原因有本族语言及传统文化趋于濒危和族群性的焦虑加剧,以及可供社会行动者选择的实践策略空间在相关政策叠加实施的背景中生成和拓展;教育系统内部的主要原因有校本课程开发的蓬勃兴起和民族文化精英的强力推动。从当下中国的经验事实和情境分析来看,“完善差别化的区域政策”可以作为新时代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政策的基本定位和主导逻辑。

流动与融居: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趋势分析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是观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指标。本文基于2012与2017年CMDS数据,采用ESDA方法结合Logistic回归,探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分布、变化趋势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迁移意愿从总体上呈现走低的趋势,并具有空间分异特征;向东迁移意愿显著下降,而向西迁移意愿明显增强。与此同时,空间依赖性与地理集聚度逐渐下降,流动范围以省内跨市为主,表明大流动带来的大融居新格局正逐渐形成。究其原因: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配套政策红利、群体社会特性、经济社会融入度与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等因素是重要的解释变量。经济社会融入与公共服务保障在东西部地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促进作用大于中部东北部。因之,当前新时代城市民族工作需要针对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分异与空间演化趋势做出相应的调适。

培育促进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三交”的社会心态: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培育健康、积极的社会心态,对于促进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交往交流交融具备根基性的重要意义。由于“融入”“交融”“流动”“安定”等客观问题存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三交”存在理论特殊性和实践难点,呼唤夯实“三交”社会心态这一政治心理基石。这种社会心态包括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线上社会心态、线下社会心态,本地居民的线上社会心态、线下社会心态四个方面。尽管存在一定的挑战,仍应精准施策,在城市民族工作中走心、用心、交心,让城市更好接纳各族群众、让各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

流动时代的中国:族际通婚与健康结果

“流动中国”的时代背景下,基于文化适应理论、压力过程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与语言经济学视角形成的综合分析框架开展对于流动人口中的族际通婚及其所带来的健康效度的探讨,是对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下的民族交融与互嵌研究的有效学术延展。本文立足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系列计量模型和因果修正方法,验证了“少汉婚姻”对于流动中的少数民族人口健康结果的影响,同时刻画了前述影响的具体路径机制。研究发现:流动人口视域下“少汉婚姻”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健康结果带来积极效应,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值得分匹配等因果推断方法修正后,前述积极效应仍显著存在。在具体的影响路径中,收入回报、工作机会、社会参与、社会融入与流入地社会关系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异质性检验还发现显著的健康积极效应主要体现在“受访者为农业户口、配偶为非农业户口”“受访者年龄小于配偶年龄”和“受访者教育水平与其配偶受教育水平不一致”婚配模式下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群体当中。本文在理论与实证视野下,对于“流动”与“少数民族”双重符号在身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健康进行研究,为在健康层面涵盖不同类型“亚人口”的“健康中国2030”愿景的实现提供证据。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及影响因素的变化研究

提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实现全民族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0-2018年四期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选取月收入、工作时间、单位性质和医疗保险参与情况4个维度构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指数,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深入探讨就业质量及影响因素的变化情况。研究表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整体向好,收入水平、本地医疗保险参与率、劳动强度不断提高,中部地区的就业质量相对较低,受教育程度、户口、流动时长和地区因素对就业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并且保持稳定。基于上述分析,政府应多举措提升人力资本,严格规范用人单位用工行为,提升中部地区就业质量,缩小民族间收入差距。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网的构建与实践——以广州市“民族之家”为例

随着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少数民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日益增多。广州市创建社区“民族之家”,搭建了政府、社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之间的多元交流共融平台。以“民族之家”为典型个案,探索构建三者合一的社会支持网,能有效提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群体的城市融入度。但由于正式社会支持的不完善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的力量薄弱,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难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为此,本文提出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网构建的有效路径:积极推进政府、社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三者共同发力,形成强大合力,提升社会支持质量,即健全基层民族工作部门组织建设;社会各方力量整合资源,增强社会支持的可持续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动作为,提升自身综合竞争力。如此,才能编织好各方期待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网,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成功经验。

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状况研究

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状况。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有七成来自民族自治地方,3/4以上来自农村,半数流入广东、广西等五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超过八成为劳动年龄人口,女性明显多于男性,有近半数因经济性原因流动。他们在受教育程度、劳动合同签订率、三险参加比率和收入等方面都要低于相应的全国流动人口水平,其权益保障需要继续大力加强。

广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研究

广东是全国外来少数民族人口输入最多、增长最快的省份,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分析广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正式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体系的基础上,从政府、社区、流出地和流入地以及民间组织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完善广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支持体系的对策。

专业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领域与路径探索

目前,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呈现诸多问题,社会化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专业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恰与其在现实境遇和未来趋势上具有契合性。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及需求的评估,城市生存与适应能力的提升训练,资源的挖掘、联结和整合以及反映群体诉求并影响政策等四个方面可成为其嵌入的实务领域。在嵌入路径探索上,社区是其嵌入的基本层面,并通过以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方法从服务提供者的组织模式、服务对象的求助模式、资源获取模式和服务提供模式四个向度转变原有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

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研究述评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流入城市在地域、历史、文化等各方面存在着差异,其城市适应问题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通过梳理国内学术界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适应现状及问题、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的因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的方式和策略、城市适应问题的解决对策等相关文献的研究,发现现阶段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研究存在整体性、比较性研究和多学科交叉研究缺乏、对城市适应的理解片面、定量化研究不足等问题。所以应开展整体性、系统性和比较性研究,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的双向适应,同时还要进一步改进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水平。

上海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定居性研究

文章采用2013年数据,从定居性角度分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上海的定居性问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要居住在浦东、松江和嘉定等郊区,处于高度流动状态,定居性较弱。其定居性随着中心城区向远郊区扩散不断减弱,流动性则不断增强。相比以务工经商等经济原因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婚姻等社会原因来沪的,定居性较强。这也符合中国人口迁移的基本规律。从住房类型的角度看,住在自购房的定居性最高,居住在工棚宿舍中的流动性最强。

上海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态探析

根据上海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登记数据并结合调查访谈资料,分析上海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现状特征。结果表明,上海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生存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做小生意的比例高,但合法经营资格的取得比较难;子女受教育问题突出;突发事件增长较快。据此提出进一步规范各级政府部门的工作职责、切实重视清真食品供应点合理布局、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人士和少数民族社会团体作用等方面的建议。

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能否很好融入城市社会,是关系到城市社会和谐、城市民族关系稳定的重要问题。他们在城市经历了"从流入到生存、适应再到融入"的过程,但从总体上说仍只是部分地融入城市社会。作为少数族群,他们的族群认同带有一种强烈的"选择性",极大地促进了族群内部的整合,但不利于城市社会各族群之间的融合。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不断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中,既遭到了来自社会的排斥,也在不断进行自我的限制,从而使其社会融入困难重重。应该大力构筑以融合为中心的社会政策体系,但不能对少数民族"一味"地实行保护政策,否则会形成"隔离"这种事与愿违的结果。

社区共融: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社工介入——基于上海P区的实践

社会工作介入是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社会化的重要实践形式。上海P区实践是全国先行试点,这一实践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领域开创了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机制,形塑了“社会工作+”模式,科学提供了社会服务,有效营造了“民族共融”社区环境。同时囿于多种因素,在实践中也存在着项目资金来源碎片化、实施缺乏延续性、少数民族社会工作者专业性与自主性弱化、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社会工作者匮乏、社会工作者政策咨询与倡导功能缺位等困境。针对以上问题,统战、民宗部门需从行政驱动转向依法治理,建立健全城市民族工作领域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长效机制;多方联动,建立少数民族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与聘任制度;转变“大政府”观念,促使购买模式由岗位制向项目制转变;厚植“治理”理念,健全社会工作者参与政策倡导与决策的工作机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人口较少民族实现共同富裕的模式与经验研究

战胜贫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小康、走向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由于自然票赋、地理区位、发展基础等原因,人口较少民族整族贫困曾是脱贫攻坚的难中之难、困中之困。党和国家持之以恒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2020年28个民族全部实现整族脱贫,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各民族脱贫之路和迈向共同富裕的基础和路径各有不同,本文选取独龙族、基诺族、赫哲族、毛南族等4个人口较少民族整族脱贫的典型模式,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维度来归纳和提炼人口较少民族在整族脱贫、同步小康和共同富裕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经验。

新疆城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测度与障碍找寻——422份新疆城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调研数据

新疆城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顺利融入城镇,关乎着新疆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文章借助422份新疆城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卷数据,运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法和有序Probit模型,探究新疆城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及制约因素。结果表明:新疆城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虽在经济融合方面有所起色,但受制于身份、文化和心理融合滞后,其社会融合总体处于较低水平;新疆城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受到流动人口个人与家庭特征、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制度排斥与文化排斥等因素影响。语言沟通能力和社会资本是流动人口融入城镇的关键。当地居民认可,民族文化与生活习惯的尊重和城镇社会保障权益也发挥重要作用。流动人口年龄、配偶就业和子女入托入学担忧则产生负面影响。鉴于此,提出改革户籍制度、完善城乡劳动力市场、发展教育和培训事业、发挥社区和新闻媒介功能以及推进城乡法制建设五项建议。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参保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医疗保险是帮助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抵御疾病风险、促进其融入城市的重要保障。基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数据,分民族比较了城市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参保状况,分析结果发现: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险参保率低于汉族流动人口。其中,回族流动人口参加城镇居民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的比例高于其他少数民族;满族、壮族和蒙古族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医保的比例较高,分别达到25. 58%、25. 57%、22. 18%。研究进一步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比较了影响汉族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参保行为的相关因素,回归结果显示,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流动距离等因素影响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险参保行为。为此,应进一步消除就业歧视、加强制度宣传、强化政府监管、完善制度建设,切实提高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险参保率。

城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与适应——以武汉市为例

由于空间跨度和文化心理跨度的存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的适应过程是一个充满竞争、对抗、同化与顺应的过程,给城市管理和发展提出了不小的难题。本文以实际调研数据为基础,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中的适应状况、适应过程、适应特点及适应中存在的障碍进行介绍和分析,并就此提出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