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谢重光的客家歌谣研究

在客家民间文学的研究热潮和个人学术情怀与眼界的影响下,谢重光对客家歌谣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对客家歌谣的研究不仅影响了其后来的研究方向,而且推动了我国客家歌谣和客家研究的发展。谢重光从多角度探究客家歌谣的源流、强调客家歌谣中的人文关怀,并结合时代浪潮探究客家歌谣的不同样态,提出的许多观点对当今探讨客家歌谣研究的发展规律仍有重要意义,实现了客家歌谣研究的突破与超越。

采诗诉求:士人心态的映现与价值取向的含蕴

“采诗诉求”是指中唐以来因采诗制度长期未能得到实质性恢复,而在士人、文人间产生的要求朝廷重设采诗官、期待诗歌被采集的呼声。这一诉求首先由白居易在唐宪宗元和初期集中提出,他开始将基于外在政治目的的采诗传统转化为士人的内在价值诉求。采诗诉求涵括了制度期待与自我期待,映现了士人心态、身份意识及生命价值取向,含蕴着期待、无奈、失望乃至愤懑情绪,形诸于诗文之中而成为特殊的文学现象。中唐至宋元以来,采诗诉求从对外在制度的呼吁和要求出发,逐渐发生主体转向,士人开始自觉担荷采诗使命与自发采诗,深层次地反映了士人寻求并重建个体价值的心路历程。基于主体视角的采诗诉求研究,可从一个特定角度理解政治制度与士人心态之间的复杂关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客家歌谣收集整理的学术史价值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客家文化研究的重要时期,客家歌谣的收集整理也是其中重要的成果,主要受到北京大学歌谣运动的影响以及后来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推动。有刊物阵地,有一批以粤东为代表的文学青年,其中李金发、钟敬文、罗香林等的成绩最大,有自己的搜集整理方法并加以研究,从资料学角度看他们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反“伤痕”写作的叙事风格、语言及其他——评王尧的《民谣》

王尧的小说《民谣》呈现出一种反“伤痕”写作的叙事风格,相对于伤痕写作而言,这类写作以更加平缓、克制的叙事口吻来处理此类背景下的伤痕题材,为在文学史上留下深刻印迹的伤痕文学提供一种新的美学风貌和叙事路径。在这种写作风格之下,《民谣》的语言呈现出其独有的“调性”,作者在“民谣化”语言富有节奏和张力的叙事链条中,建构起小说独有的审美秩序。这样的写作对王尧所提倡的“小说革命”做出了有效回应,也在当代小说的图谱中为乡土书写和革命叙事开拓了新的阐释空间和实践路径。

汉学家司登德的歌谣翻译及其海外传播研究

早在19世纪下半叶,英国人司登德就将歌谣引入了英语世界。司登德的歌谣代表作《二十四颗玉珠串》和《活埋》收录了19世纪时期流行于北京街头的俗曲唱本,涉及历史故事、民间故事、风物传说等内容。《活埋》一书收录的歌谣尤其具有北京地域特征,为研究北京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提供了重要历史文献。这两部歌谣译作在19世纪时颇受瞩目,与作品传递的历史和民俗文化信息、司登德汉学家的身份和翻译技巧、译作出版方式不无关系。但因作品标注不清、内容芜杂、分类不明等原因,这两部作品在历史中却归于沉寂。这种变化说明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要成功地传播民间文化,必须综合考虑译介目的、读者定位、选材编排、译者身份和出版方式等因素的影响。

陇东红色歌谣及其历史价值

陇东红色歌谣是甘肃近现代音乐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革命战争年代陇东地区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反映了甘肃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积极参加革命斗争的精神风貌。陇东红色歌谣以其时代性、思想性、群众性深受人民的喜爱。通过对陇东红色歌谣的形成与发展、音乐本体进行分析,结合革命战争时期陇东民歌的历史价值,探索甘肃近现代音乐历史中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音乐文化,从而丰富甘肃省近现代音乐历史资料。

幼儿园艺术教育中长沙民间歌谣艺术资源开发利用的内容及其策略

长沙蕴藏着丰富多彩、形式各样的民间歌谣艺术资源。幼儿园艺术教育中开发利用长沙民间歌谣艺术资源的内容有儿歌、劳动歌、生活歌、仪式歌。开发利用的策略是从兴趣入手的生成性开发、从主题入手的整合性开发和从环境入手的隐性开发。

宋代民谣传播与社会政治变革

民谣作为民间舆论的主要形态和载体,是表达民心、民情的一种社会现象,它的传播不仅对社会产生一定影响,而且对政令实施也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宋代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社会自由度较大,民众可以较为自由地议论朝政、批评官员。民众常以民谣作为载体向统治阶级表达看法与观点,抒发内心感受,其中既有赞美亦有批判。而统治阶级内部也常采用民谣进行政争,赋予其特殊含义。此外,朝廷也会通过民谣来体察施政行为是否合乎民意,以期在决策中形成与民间舆论的一种良性互动,以此来安抚民众,巩固基层统治。

文化交响合鸣曲——中国民间歌谣形式及繁荣原因寻绎

中国民间歌谣丰富多彩,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形式多样。形成这些多样化形式的原因是歌唱习俗、无数的歌节和杰出的歌师以及文化交流和碰撞。

论江南清乐及乐府诗的属性及与曲词发生的起源关系

清乐和六朝乐府具有声乐属性、江南文化属性、精练属性、宫廷贵族属性和宫廷艳歌属性,正是这些属性,使清乐和六朝乐府诗成为了盛唐之际曲词发生的直接源头。

《说岳全传》“说本”来源和乾隆成书说新证

《说岳全传的》的“说本”来源 ,以往的著述往往只言片语一略而过 ,而从文献佐证和文本内证两方面可以为该说法提供更多的依据。至于成书时间 ,则通过一个微小的发现和对作品内容、作者立场渐趋温和中立的分析 ,而肯定了“乾隆九年”成书之说。

从民间歌谣看徽州商业生活习俗

徽商是徽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课题,学术界对徽州商业生活习俗问题关注不多。本文从民间歌谣的视角,对徽州的商业生活习俗进行了整体研究和审思,认为徽州民谣反映了徽商白手起家积极求富的习俗心态,反映了徽商族人相扶、诚信勤俭和以义为利的优良习俗,反映了徽商早婚习俗、爱情生活和徽商妇从一而终的风俗观念,还反映了徽商妇受理学思想影响的民俗特征。并从民间音乐艺术的角度,对相关民谣进行了一些文化阐释。

羌族文学研究综述

羌族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研究价值,近年来随着对羌族文学的重视和保护性发掘,许多学者不断加入到羌文学研究阵营,涌现出不少羌文学研究的论著。他们在论著中展示了羌族民间故事、歌谣、传说、神话、戏剧以及羌族当代文学,这对于研究羌族文化与促进羌族同各民族相融合有重要意义。

无法抵达的民间——论《红旗歌谣》的抒情主体性问题

在"大跃进"时期,特定权力意志的政治需要,决定了其对民歌的价值取向和功能定位,使得五四时期对民间歌谣天籁价值的学理研究,在《红旗歌谣》这本被称为"诗三百"的诗集中纯粹凸现为政治运作,由此造成了民间歌谣的本体偏离。《红旗歌谣》中,"民间"的意味丧失殆尽,从而导致了在此基础上的"民间想象"所表达的"大我"抒情主体性的虚幻。

谈陵川书鼓曲艺砖雕发现的价值和意义——从《陵川曲艺志》图片角度揭示当地重大民俗事项

前年，我们在山西陵川参加了一次全国性的“金代郝经文学讨论会”。与会期间，曾对陵川曲艺队进行采访调查。经了解，自解放以来，这里的曲艺队以陵川鼓书为主要表演形式，培养以盲艺人占大多数的后继人才，培养人数至今已达500名左右，基本上解决了陵川本地的盲艺人的生存问题，以及向外输送盲艺人人才和储备盲艺人后备人才的问题。

双重视角下的歌谣学研究——北大《歌谣周刊》对中国歌谣学研究的贡献

北大《歌谣周刊》不仅是中国第一个民间文学刊物和民俗学刊物 ,还是中国最早的和惟一的专门的歌谣研究刊物。它使中国的歌谣学研究初具形态与规模 ,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中国歌谣研究的中心。在民间文学和歌谣学因长期走文学化的道路而陷于困境的今天 ,该刊物从民俗学和文学的双重视角研究歌谣便具有更深的启发与指导意义。

新媒介语境中“民间文化”的再现与传播

当前我们的"民间文化"所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媒体现场,它对于民间文化生存与审美空间的影响是巨大的。文章立足于以网络媒介为代表的新媒介语境,详尽细致地阐述了以民间故事传说、民歌等为代表的传统意义的"民间文化"在遭遇新媒介后,其存在方式与传播途径的改变,旨在廓清媒体变革对于"民间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通过对新媒介语境中"民间文化"多维度的深入分析后,认为在当代媒体现场,人们应转变、调整对"民间文化"的固有观念和理解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民间文化"的生存途径和发展动力以促进"民间文化"的良性发展。

郭茂倩的声诗观与《乐府诗集》的编纂

郭茂倩编辑《乐府诗集》,从音乐性质、社会功能诸方面考虑了“乐府诗”的特征,而“声诗”概念的运用,反映出他所认同的乐府诗主要体现了三方面的特点:从入乐方式看,“先有诗然后被于声而播金石”;就“诗”之内容看,皆“诗人六义之余”;由应用功能看,大多服务于祭祀、宴享、行军等仪式。他不将当时最为流行的“由乐定词”、“依声填词”的“乐府”录入《乐府诗集》的事实,则从另一侧面说明了他的基本编纂宗旨,也表现了南北宋之交文人士大夫力求维护和恢复诗乐传统,“务尊其体”的诗家立场。

为苦、为爱、为生命而歌——民间歌谣的文学人类学解读

细读当代记录的与《国风》相近的民间歌谣,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二千多年前温馨、朴实的民间情怀,依旧能够发现其喻世、警世、明世的底层现实。以文学人类学的视角考察这些歌谣,可以发现,它们传播在悠久、广博的历史地理空间之中,与有限的人生旅程交手而行,乡土的情怀、民族的智慧、人生的力量,都因民间歌谣的相伴相随而充满生机活力,都因美丽、深邃、朴实、坚韧的民间歌唱而超越苦难,民间歌谣是人类的文学知音。

试论中国古代歌谣的性质及其与社会风俗的关系

民间歌谣是劳动人民的口头诗歌,是能歌唱或能吟诵的韵文,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歌谣都是因人而起、缘事而发,反映了民众的生存状况和情感意愿,是古代民众生活与思想实践的直接反映。歌谣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开来,不仅能够成为发生重要影响的公众舆论,而且其本身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风俗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先秦时期的采诗观风到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风俗巡使制度,统治者之所以特别重视民间歌谣的搜集和采察工作,正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作为社会风俗重要内容的歌谣可以起到下情上达的作用。